作者：张杰
红二代任志强因发表文章痛斥习近平，9月11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受审。公诉方指控他触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等四项罪名。据报道，任志强出庭时，精神状态不错。
重庆媒体人张颖说：“任志强案件开庭这一天，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门口，可以说是如临大敌，任何人都不能接近。有很多便衣，也有很多穿制服的警察。在国内，很多人都在关心任志强，因为他作为一个红二代，敢于大胆的说出真实的反对意见，就可以看出他真的是有良知的人。”
任志强被捕后，一度传出其家属委托了沈志耕律师为其辩护人，但被任志强拒绝。对此，北京媒体人高瑜说，任志强坚持自己辩护：任志强没有律师，他自己声明过他自己辩护。2014念他退休的时候，做了职务审计，没有任何问题。他已经退休那么多年，你现在给人加四宗罪，大概判多少年，我估计5到10年，甚至十年以上。”
因批评习近平是黑帮老大，而被开除党籍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对任志强的审判是披着法律外衣，实为打击不同政见者。
今年3月网络传出一篇据称是任志强执笔的文章强烈批评习近平在疫情应对上的无能和无耻之后，任志强旋即失踪。随后中共宣布对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调查。后将他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下面，我就任志强被审判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枉法裁判，清除政治异己
香港资深媒体人金钟说，任志强案件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这就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们的基本人权被剥夺，言论自由表达被剥夺，人们被要求必须充当当局的应声虫，在行动和思想上跟中共高度保持一致，而党中央就是习近平；任志强的错误或罪过无非是把自己的思想公开表达出来，表达了他对习近平的看法。简单说就是他反对习近平，对习近平有意见。本来这种事情，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都是很正常的事。你看美国总统，现在反对他的人有这么多。媒体也是，不仅是美国媒体，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体都可以表示反对。现在全世界就一个地方，这就是中国大陆，人们不能批评政府，不能批评共产党。金钟还说：“文革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对毛泽东的话，对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政策，你不能说一个No，不能说一个不字。你说了你就犯法，就是反党。任志强的事情就表明了中国的“法治”从毛泽东死了之后几十年完全没有改变，没有进步。所以现在说习近平又退回到毛泽东时代。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表现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认识到，先前寄希望于通过接纳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使中国发展法治和政治开放并融入自由世界的想法是幼稚的。习近平整治任志强这样的异议人士的做法让国际社会再度看到，中共政权是一个斯大林式独裁政权。中共通过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获得了财富，不但没有发展法治和政治开放，反而对内更加独裁，对外咄咄逼人威胁他国，威胁世界秩序。美国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已经调整了对华战略，将中国作为它最大的战略敌人。可以说，习近平当局扯下了中共韬光养晦的假面具，将共产极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对任志强的审判就是以法律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只可能是枉法裁判。习近平的“法治”就是“人治”，“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民”，将法律作为清除政治异己的工具，不可能有任何公平正义。
第二，任志强的审判结果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说，该案一审就在中级法院开庭，显示是“刑期起点比较高的重案。”而且，任志强从被捕到开庭，前后只查了6个月，相较于过去其他真正面临调查的中共贪官一查就是1-2年才能开庭，“进度太快了，可能早就排练好了，等着治他的罪。”另一位曾被罗织罪名入狱、现已出狱的维权律师则认为，任志强案这么快就开庭，可能有三个原因，其一，没有施压的空间了。通常检方“久拖不决是想极限施压，尽可能让被抓的人妥协、再妥协。”现在检方对任志强可能已经到了再施压也没有空间的地步了。其二，当局要“利用重判，来杀鸡警猴。”该维权律师说，任志强、许章润和蔡霞一样，都属于体制内的反对派，虽说他们每次都是单独发言，但他们的“接力发言”引起背后相应的支持者非常大的共鸣，所以，习近平要快刀斩乱麻。当局要尽快通过对任志强的重判来公开警告所有异议分子，尤其是体制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对派，“管你是红几代、出身如何、有多大的影响力，一样可以重判。”其三，审判中最至关紧要的是要逼当事人认罪、悔罪，这对所有异议人士来说，都是一种对“尊严和人格的摧残、对自我的否定”，尤其对年近70的任志强来说，更是如此。除了审判外，日后的服刑过程、任何身体上衍生的病痛、所需的医疗照护、甚至家人探监的焦虑、怕连累家人的隐忧，都可能一一成为当局消磨他个人意志、逼他低头的手段。
有法律人士认为，依任志强所面临的四大罪状，如果都成立，可能面临从10年、无期徒刑到死缓的判决。
第三，为什么不将任志强打成反党集团？
魏京生在《中共党内反对派观察》一文中说，习近平对任志强的审判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标志性的大事，是对党内反对派的强力镇压；或者说，习近平是否能够维持他的独裁统治的分水岭。习近平严厉打击体制内的反对派，正是他面临党内和平演变的威胁而采取的措施。而民间反对派和体制内反对派合流，将会创造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机会。又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既然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他的最大威胁是党内反对派，他为什么不学习他的恩师毛泽东采取制造反革命集团的方式对任志强等人进行打击，而是采取定点清除的方式进行迫害？
中共建政后就多次通过罗织罪名，制造反党集团冤案。1955年3月，中共制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同年5月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从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1958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等等。毛泽东通过不断地制造敌人、红色恐怖来维持其极权主义统治。
不仅是中国，不断制造敌人是极权主义的重要特征。19世纪30年代，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党内政治清洗运动。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尼古拉耶夫枪杀。斯大林借此清除异已，巩固权威，展开党内大清洗。在这场清洗运动中，上百万人死亡，其中几十万人被枪毙，上百万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动，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从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对部分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三次公审。在这三次大审判中，斯大林把当年的老战友都分别以“间谍”、“杀人犯”、“破坏分子”、“孟什维克”、“托派分子”等罪名枪决。苏联红军内的清洗是由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传递的纳粹假造的文件引起的。这些伪造的文件包括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指挥部成员的通信。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以死刑。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国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汤姆斯基自杀，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通过制造反革命集团的方式消灭了政治反对派，稳固了他们的权力。习近平是因为其父习仲勋曾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痛苦经历，而不愿采取这种残酷的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因为习的蛮横性格和对权力的渴望，决定了他会像毛泽东一样采取一切手段消灭政治对手，特别是党内反对派。习近平之所以采取定点清除方式，是因为他的统治没有民意基础，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尽管习近平掌握了权力，但除了习家军之外，他并没有同盟军。中国老百姓和中共官员不愿搞政治运动，希望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并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面对习近平的政治倒退，绝不多数民众内心是不赞成的。他们希望中国返回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改变中国的意愿并不强烈，这反映出中国人的自私和功利。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习近平的极权主义道路缺乏民意基础。这是他与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大的区别所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从不担心军队和官员不服从他们，但习近平担心；毛泽东和斯大林不会担心人民不支持他们，但习近平担心。这就决定了他不敢采取激烈的方式改变中国，如发动底层群众造反和实施大规模政治迫害。从这点可以看出，习大权在握，但统治基础并不稳固。任志强、许章润直接挑战习近平却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任志强虽身陷囹圄，许章润虽身负污名，但都却带着荣耀的冠冕，习近平虽执掌生杀大权，但却昼夜惊恐不安，不知何日大祸临头。
9月10日，曾经公开声援清华大学前教授许章润的北京文化人耿潇男和丈夫被北京海淀区公安带走，并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在消息得到证实后，许章润随即发文《就女子羁狱致暴政书》，痛斥中共流氓政权。现在我们改写许先生的文章，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语。
岁在庚子，七月流火，适为人间清秋，不料戾气弥漫，捕快堕突街闾。大灾甫息，瘟疫依旧，全球讨伐声激，周边战事一触即发，而民生迫在目前，本该予民休息，进而反省罪己，以图祥和。不意当轴反其道行，一意挑动不满，专心制造敌人。
任志强，不管你们如何污名，他是这个至暗时刻，义无反顾奔赴在崎岖自由之路上的殉道者，他是至刚至烈反抗极权暴政的受难人，他是浩瀚凛然、追求民主的伟大公民！别作恶，放下屠刀，释放任志强，还任志强自由，还这个世界以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