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杰
在美国大选中，华人群体表现活跃，很多人力挺川普总统，尽管有些人并没有选举权。他们支持川普的原因也很明确，那就是希望延续川普对抗中共的强硬政策。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希望川普再干一届，能够帮助中国人推翻共产党。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但也有朋友说不可能，中国社会具有超稳定性，中国人不同于美国人，他们不会为民主自由而愿意牺牲生命。美国的压力只是外因，改变中国的关键在于内因，在于中国人自己。美国总统不是中国总统。他的话应该说也有道理。中国会发生革命吗？
中国作家郭建龙的文章《警察国家必毁于脆断》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郭建龙通过分析突尼斯和埃及所爆发的阿拉伯革命，指出警察国家必然毁灭于脆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先说说突尼斯。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济德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 、26岁的穆哈默德·布瓦吉吉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个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
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哈姆迪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布瓦吉吉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布瓦吉吉没有这个证件，哈姆迪按照规定扣押了布瓦吉吉的蔬菜水果。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随后哈姆迪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哈姆迪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布瓦吉吉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布瓦吉吉自杀了。在布瓦吉吉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本·阿里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本·阿里已经执政了20多年。本·阿里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问题出在本·阿里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本·阿里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
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
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超级稳定的幻觉。
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说完突尼斯，我们再说说埃及。人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
2010年6月6日，青年赛义德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赛义德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些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
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
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吃。
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
到了赛义德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埃及仍然歌舞升平，一片祥和。
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命开始了。
谈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我们再回到中国。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中，郭建龙所称的是一个虚构的国家，是我将它定义为中国。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在中国，中国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中国比突尼斯和埃及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答案是不可能。
首先，中国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
但是，中国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
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
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
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实际上，中国早已走在脆断的道路上。只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中共当权者抱有侥幸心理，但又时刻恐惧不安。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突尼斯和埃及爆发阿拉伯革命，都是由小的事件引发。但背后是警察维稳机制的恶果。当权者要维稳，保住江山就必然壮大警察队伍，而警察队伍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一旦政府不堪重负就不得不放任警察利用公权力创收，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当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变革的火焰就开始燃烧、蔓延，并最终无法控制，革命就发生了。今天的中国与突尼斯和埃及何其相似，只是革命的后果会更加惨烈和悲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