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月23日,武汉因新冠疫情被封城整整过去了一年。

一年后的武汉街道恢复平常的喧闹,准备过农历年的大红灯龙又挂了起来。

昨天(1月22日),一部由中国官方投资制作的记录片《武汉日夜》上映了。故事正是从去年的1月23日说起,讲述发生在武汉76天的封城故事,画面中出现了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和自救的市民,但它删去了一些武汉人无法忘却的事件:吹哨人李文亮、发哨人艾芬、恐惧绝望无助的常凯一家人、被歧视围攻的武汉人、记载疫情苦难和希望的方方日记、武汉嫂子酣畅淋漓的汉骂;武汉殡仪馆领取亲人骨灰的长长队伍、张展、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等被消失的公民记者、为武汉人舍命呐喊的任志强、许章润等。

昨天,曾说自己会为封城决定负责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兑现承诺,辞职。这位曾在封城后被万夫所指的市长,在去年的1月26日上央视直播节目中勇敢坦承:不是隐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权。

现在我们目光拉回到2019年末。12月8日,武汉中心医院发现首例新冠病例;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将艾芬医生发给来的病毒图片发到在同学群里预警;12月31日前往武汉调查疫情的专家组称,武汉肺炎病毒的“致病性较弱,病患病情和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2020年1月3日,武汉警方对李文亮及八名医生进行训诫;1月19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如期举行,“4万多个家庭端出13986道菜品,大家边吃边聊,共度欢乐农历小年”;同日,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承认武汉疫情已经出现人传人现象;1月20日习近平就新冠疫情首次发表讲话;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政府宣布封城。

至今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超过9800万人感染,210万人死亡。

第一,惨烈

武汉封城决定震惊了千万武汉人,令他们恐惧,悲伤,绝望。那坐在阳台上为母亲哭求一张病床的敲锣女人,那个深夜追着离去的车辆哭喊“妈妈”的女孩,那个患上新冠肺炎跳楼身亡的70岁的尿毒症患者,那个一家四口相继去世,在遗书中感慨“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的常凯。这惨烈的一幕幕画面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病毒肆虐,武汉人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死亡。一个作家的日记给他们在寒冬中带来了慰籍,那就是方方的“武汉日记”。武汉封城以来,成千上万武汉人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方方日记”,既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也从她那儿感受这座城市的艰辛和悲凉。他们没有兴趣去看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催泪报道和正能量文章。方方的日记,如同至暗时期的一缕亮光,让人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个体的渺小乃至无助无奈无能无力无望,看到芸芸众生的哀哭和挣扎,看到武汉封城之后人们经历的最真实的苦难。2月9日,方方以沉痛的笔墨写道:“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3月24日,封城第62天。作家方方写下她武汉疫情日记的最后一篇。她写道: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如果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但至今,到底武汉人有多少被感染,又有多少人因感染病毒而死亡,我们仍然不知道。近期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显示,4月份对34000多人的血清调查,约4.4%的被检测有新冠病毒抗体,表明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被感染过。这一比例表明,在武汉1100万人口中有多达50万居民可能受到过感染,是当时4月中旬卫生部门公布的5万确诊新冠病例的近10倍。

第二,野蛮

武汉封城模式是极权体制下一种野蛮、非人道的模式,它追求目的不择手段,它体现的是丛林法则。所谓野蛮,就是不讲法律程序,不讲理性,不顾人民的死活,公权力恣意妄为。我得知,我的一个邻居因心脏病,一个儿时朋友因高血压无法就医而去世。封城是一种隔离手段,但应该讲究科学、有理性,尊重人权。

所谓非人道,就是蛮干,封城之前没有评估、预案,习近平一道命令,金口玉言。如采取软封城,信息公开,政府与市民对话,会大大减少次生灾难。有人说封城尽管野蛮,但效果好。但我想问一句:武汉封城与中国封闭麻风病人的村庄有本质区别吗?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理念和能力没有提升。

西方的疫情防控效果需要反思,制度需要完善。但西方不可能抄中国的作业。因为武汉封城严重侵犯人权和损害人的尊严。疫情防控效果取决于是否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传播。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只要遵循防疫规律,都可以成功防疫。所以,我们应该关注防疫的过程,如是否信息公开、人权保障、生活救济和官员尽责等,但就武汉封城而言,中国几乎没有一样是合格的。

如果仅仅以防疫效果论成败,或许野蛮国家肉体消灭更成功,但文明国家不能这样做,人不是动物,必须保障人权和人的尊严。因为对一个人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不公正。以社会治安为例,目前新疆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刑事案件的地区,但我们不能去赞美种族灭绝。鲜血浸泡的花朵不是美是恐怖和罪恶。武汉封城没有体现强大的执行力,我看到的是公权力的横行霸道和武汉市民的卑微和苦难。

武汉封城是将人作为手段而非目的,不是生命之上而是党权至上。如果生命之上,为什么前期要掩盖疫情?为什么要训诫李文亮等吹哨人?为什么要专家欺骗武汉人,说“人不传人,可防可控”?为什么封城没有预案?为什么封城不考虑次生灾害?为什么至今不公布真实的感染者和死亡者数字?为什么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武汉人感恩习近平和共产党?为什么要重判张展,封口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等公民记者?为什么不出台纾困方案?为什么对失职官员不追责?

武汉封城前是惊慌失措,慌不择路,控制住疫情后,又急于展现习近平的“雄才大略”和中共的“英明领导”。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人永远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象征。

笑蜀先生在《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一文中指出:毫无预案、不计代价、粗糙粗暴

的武汉封城,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宪政民主核心要素即为限权,尤其是分权制衡。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始能达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种极端才会逐渐失去市场,社会才可能走出两极震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言论自由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才有切实保障,公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对枉法滥权之举问责的权利才有切实保障。这才是杜绝人祸尤其杜绝官祸的对症良药。

第三,荒唐

3月6日晚,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竟然荒唐要求,在全市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感恩教育,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王忠林话音刚落,武汉老百姓就炸了网。有网友说,武汉人民还该感激什么呢?感激不死?感激终于了解了病毒的残酷?感激被赐给体验一把生离死别机会?说这话的人忘了自己是谁了吧?不是说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么?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凭什么要人民感恩?要说感恩,难道该感恩的不是你们吗?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灾难,难道你们对武汉人民没有一点愧疚?对于武汉那么多死去的人,有那么多家庭破碎,甚至有的家庭都死绝了,难道你们没有一点负罪感?你们和人民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谁该接受感恩教育?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指出,救灾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从来没有人认为政府救灾应该感谢。如果政府连灾都不救还配当政府吗?

武汉疫情未散,中共的宣传机器就已经急不可待,新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公开发行。该书极力吹捧习近平在抗疫中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武汉网友称,“逝者尸骨未寒,每天还有那么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悲剧还未落幕,他们已经在庆祝了……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么急着出书而且还要出外文饭,真是刷新想像力,实在是“无耻之尤,令人作呕!”

第四,悲凉

武汉封城后,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公民记者为武汉的苦难而呼吁,斥责当权者的颟顸和非人道,结果是任志强被判刑十八年,许章润被嫖娼,张展被判刑四年,陈秋实、方斌和李泽华被销声匿迹。

武汉封城以灾难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一个没有知情权的人民将面对耻辱和毁灭。一个连话都不能正常表达的国家,人民永远不可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中国梦只是政治狂人逐鹿中原的狂想曲,民族复兴只是二千年前的秦灭六国尸山血海的重演。

但历经疫情苦难,体验生死离别的武汉人觉醒了吗?他们意识到真正造成他们苦难的,不仅是新冠病毒,更是中国极权主义制度。同为中华民族血脉的台湾为何就能免去极端封城之苦,而成为世界抗击疫情的楷模。

有学者指出:一个伟大的时代,终究不是由孤单的哨声来开启,它需要无数勇敢的追随,良知的回应。如果每个人都在等待勇者来为光明的未来献祭,而自己只想躲在沉沉的阴影中旁观,那么纵有千百个张展,也不过是千百个终将遗忘的悲剧。它除了证明我们不配拥有高贵的民主自由,再无别的意义。

2021年春节即将来临,祝愿苦难的武汉人不再重复封城之难,也祝愿中国各地被封城的地区尽快解封,更祝愿世界各国走出疫情灾难。最后,让我们用美国青年女诗人阿曼达·戈尔曼的诗歌结束我们的祭文:

当白昼来临,我们走出阴影,
点燃火焰,不再畏惧,
新的黎明吐蕊,如人间朝花绽放。
因为光始终在那里闪亮,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正视光,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