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承蒙编辑盛情约稿,在《议报周刊》不定期独家首发。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四章:市场前提之二:物畅其流

“物畅其流”也叫“物尽其用”,就是生产、流通和消费充分完成,取得最佳效果,发挥最高效率。上文说到人尽其才,指“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这章转“物”的充分利用,也就是人如何对物质正确认识并做出聪明判断,通过设计、生产、流通和销售等环节,实现利润最大化。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没有人的行为,自然物不会成为商品,因此,虽然说的是物,其实还是人和物的相互关系。

  1. 刍议“最佳配置”

近年来,呼吁生产要素“最佳配置”或“最优配置(组合)”,成为官媒话题。然而,最佳配置难点何在?则少有追问。顾名思义,“生产要素”就是保证生产顺利的重要因素,广义上分三种: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结合方式的要素。如果除去已经说过的“人尽其才”,也不谈“自由市场”是最好结合方式(因整篇文章都谈这个主题),单说物的要素,则包括土地,资本(货币资本和厂房、原料、设备等实物资本)和信息(无论技术信息还是市场信息)这三大项。记得八十年代读研,生产要素定义,不包括信息。后来信息革命突飞猛进,人们才认识到信息也是生产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1982年刚来美国时,电脑尚未普及,论文还用打字机。到80年代中期,图书馆才有了电脑,学生使用得排队。1987年为写论文,我勒紧裤带买了第一台电脑(IBM80386),外加笨重的激光打印机,价格高达5000多刀,如今已经难以想象。此事说明,科技革命如何神速。

转谈“土地”和“知识产权”话题,这两个问题,不仅严重困扰大午集团,而且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先说怎么定义“最优组合”或“最佳配置”的事。记得早年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个从苏联趸来的观点颇为流行,说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像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供需,自发调节生产和流通,因此,有盲目性和破坏性,加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萎缩、停滞,甚至下降。因此,导致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只能销毁商品和机器,通过设备更新,开始新一轮发展周期。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用看得见的手(政府通过国家计委)调节生产,根据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现在叫“美好生活的期望”),有计划按比例安排生产。因此,能避免浪费,提高效率。这套说教,恐怕在今天已经没人相信了。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伤痛,饿死几千万生命,就连最顽固保守的御用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要素的最佳配置。

其中道理并不奥妙,是人都知道,商品和劳务的种类成千上万,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消费者选购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偏好、性价比等等,只有直接参与交易的厂商才能及时了解,并根据预期而做出相应判断,而坐在办公室的计划官员怎能办到?就算他有“大数据神器”助威,也断然无法追上市场的复杂多变。如果读者还记得老毛时代,票证如何庞杂,货品如何稀缺,务员又多么牛气,再比较一下如今超市的琳琅满目,以及服务人员的低三下四,胜败优劣不辩自明。无论你阶级感情怎样饱和,对毛爷如何怀念,恐怕也难说出“计划好过市场”的屁话吧。

如果深究,还能发现,所谓最优配置,不仅包括适销对路(卖好价钱),还包括利用商品交换(包括内外贸),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这个理论,来自李嘉图的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论。比如生产最简单的缝衣针,如果由同一人完成所有工序,比如断丝、打眼、磨光、包装等,生产量就少。如果每人只管一道工序,综合效率明显提高。好友杨小凯博士,在澳洲莫纳什大学任教期间,试图用数学模型证明,分工提高效率,被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看好,认为他的研究,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可惜小凯罹患癌症,英年早逝,留下课题组成员,不知后继研究进展如何。

说到小凯,不由联想到他的另一项经济学贡献,就是总结了“后发劣势论”,及时反驳或平衡了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导的“后发优势论”(好像已经编入大学公共教材)。这个理论说,世界市场提供了借鉴机会,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拿来主义”(不管抄袭还是购买?),把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为我所用”,能节省费用和时间,实现“弯道超车”。杨小凯不否认“后发优势论”有其合理成分,但片面强调就是谬误。他总结了不少落后国家,简单抄袭西方技术造成的负面后果,包括轻视基础研究,忽略西方进步的制度根源,类似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头来,抄袭暂时获利,越发不思改革,继续保守,成为“后发魔咒”,被小凯总结成“后发劣势论”。这个理论提出了二三十年,官方不重视,学生不知道。对照今天的中国,隐约感到“后发魔咒”的巨大能量。似乎举国上下,有种“天下第一”的无名狂躁,非但“改革开放”不再,更出现呼唤毛氏文革的杂音,目睹种种“怪现状”,能不惊叹杨小凯有先见之明吗?

2,地权不清,流转困难

就经济活动而言,土地(及附着建筑、水源、生物和矿产资源等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咱们农耕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土地不可再生(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挪不了地方),所以,有些人认为,土地不该是商品,不能随便买卖。就算不得不倒手,也仅算是“特殊商品”,不能私有,更不能自由处置。老革命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夺的江山,或许害怕土地私有导致历史重演。这种思维逻辑,应该是党国大佬的基本取向。那么,我们先看看,世界各国地权制度的概况如何。

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买卖。在英联邦国家,土地名义上归女王所有,但使用权仍归私人,可以买卖,跟土地私有没啥差别。继续坚持土地国公有的国家,也就几个共产政权。如果越南土地私有化的传言属实,那就只剩古巴、朝鲜和中国“老哥仨”了。市场经济的土地买卖分两种:有的一次性购买断,永久所有,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税;有的是永佃制,向法律上的所有者缴租金,但租赁权亦可以按市价转让。土地价格分三类:一是农地,价格低,地税也低。但农地改非农,要经过严格法律程序;二是商业用地,价格和地税相应较高;三是住宅用地(宅基地),地价跟地税都高,地税占市价的比例大致不变,但绝对量随地价升降而变动,数年有次调整。我近40年来,只见过两三次调低,多数是调高,说明房地产价格走向,总体呈上升趋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上州买过一个两层的独立屋,有地下室和顶楼。后来售出的时候,发现房产证(地契)丢失,问律师怎么办?律师说,你去县商会补办一个就行,很简单。第二天,我去商会档案室补办,管事的老太太让我填个表,看看我的身份证,立刻按地址找出我的地契档案,随手复印一份,再盖上商会钢印,签上她的名字,跟我丟掉的原契一模一样,仅收功本费五刀。对比中国房产证丢失的麻烦,我对他们的制度大为赞赏。老奶奶听我一夸,自豪地说,“在美国,房主永远不必为丢失地契担心。每次房地产成交,律师都会把过户文件送到商会。我们按法律规定,复制三份,一份给新房主,一份这里存档,另一份送交州政府,存进防核武的山洞。就算这个大楼失火,或者核战爆发,你们的地契也安全无虞。”

除了产权证的安全保管,美国地权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所有权不仅包括地面,而且包括地下和空中(具体高度,受当地政府规范限定)。这一点,据说连中华民国的地权法,也没做到。孙中山制定土地法的时候,仍然把地下资源(水源和矿产)留在国家手上,大约有“节制资本”目的。美国的地权包括地下资源,留下升值空间,显然对地主有利。换句话说,土地的市场价格,不仅包括绝对地租,也包括未来可能升值的相对地租。如今中国征用农田的时候,补偿方法基本按土地粮产计算,至于其它导致地价提升的收益,都归国家所有。因此,从农民手上征地,往往几万块钱一亩,而转手卖给开发商,则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一亩。农民怎么会服气?

对比美国人的例子。奥克拉荷马州盛产棉花。几十年前发现石油,棉田顷刻变油田。石油公司高价购地,由原本几千美元一亩,突然提高到百万。可棉农仍然不干,他们成立维权组织,集体跟石油大王谈判,提出的条件是:除了一次性支付地价,还要从每桶成品油中,提取百分之二的利润分红,直到石油采干为止。公司无奈,只好让步,不但棉农自己成了千万富翁,而且为子孙后代争得源源不断的石油收益。

听完棉农故事,大午感慨地说,“咱们的问题,不但在于执法的随意性,而且表现在对产权的模糊态度,和监管的不确定性上。比方说,我有块承包地准许建鸡场,批文只写“鸡舍”多少平米。我顺便建个小平房,土地局就说违章,要给我推倒。这不是胡来吗?我们一天到晚在鸡场干活,盖个休息的简易房就不行?非得蹲在鸡舍里吃饭午休?” 大午接着说,“再比如,国家鼓励农民,用空置宅基地交换我们的商品楼,有利于闲散土地利用,也促进促进城镇化建设。我用置换来的土地指标建了九栋电梯房,也从土地局和城建局拿到了批文,政府还收了相应的税费。没想到,新任区土地局长,对前任领导批准的事情不认账,硬说我们是违章建筑,声称要给我们炸掉。后经据理力争,市领导介入协调,才算平息了纠纷,让我们再补交点什么“变更用途”差价,才算摆平了这场风波。如果地权界定非常清楚,土地用途监管也明白易懂,不留模糊地带。还会有这么多摩擦和纠纷吗?”针对这种模糊随意,我询问了体制内朋友,他们道出了其中奥妙,原来,随意性跟寻租空间成正比。随意性越大,捞钱机会就越多。所以,城市街道几乎年年施工,挖了修,修了再挖,每次施工都有回扣可拿。

走笔至此,顺便说说“十八亿亩红线”。记得2006年,胡温班子提出“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响亮口号。其出发点,是保证中国有足够耕地,可维护粮食安全,不被外国卡脖子。因篇幅关系,本文不想全面展开这个大问题,只提五点质疑,供读者参考。

第一,为什么十八亿亩? 而不是十九亿,或者十七亿亩?是顶层拍脑门的产物?还是经过科学计算和沙盘推演?天则经济所的茅于轼教授,在大午集团的一个研讨会上曾表示,“十八亿亩红线”并无科学依据,而且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下,所谓红线未必守得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十分普遍。

第二,土地和粮食的关系,不能仅看人均耕地,还要从生产率和价格体系着眼。一方面强调耕地红线,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率又非常低,农民撂荒严重,宁可或外出打工或转营它业。原因何在?还不是因为规模太小,效益太低?既然耕地种粮没利润,甚至亏本,你如何把农民捆绑在承包田里,不许他们谋求更高收入?刚看一篇网文,说当年率先分田单干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今又要合作化,回归大队和公社了。莫非只有强迫农民种粮供应城市这一条路?就不会思考如何发挥市场机制?不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甚至还能吸引城市闲散劳力和农技精英,自愿到农村探索就业出路和发财机会?

第三,随着经济起飞,中国粮食进口明显增加,并非因为中国人不会种粮,而是因为国际市场物美价廉,比自己耕种更划算。用出口挣来的外汇,进口国外粮油肉奶,不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吗?要改变这种对外依赖,需要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效率,让务农的收入,跟其它行业大致持平,这不正是市场规律吗?当然,途径有两条。一条叫“拉美模式”,听任垄断公司并购土地,搞大种植园,逼迫自耕农破产,沦为打工仔。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高科技专业化,优质高效,但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稳,革命和政变频繁。另一条路叫“东亚模式”,见于台湾、日本和韩国,特点是稳定家庭土地私有,发展农会等合作组织,民主管理,公开透明,分享技术、金融和市场网络,研发精细农业,提高附加值,加工产销一条龙,也能实现规模效益,同欧美大企业一争高下。以目前中国走势看,没有鼓励社会自组织的意图,学东亚模式的可能性很小,而走拉美道路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中国曾经饱受饥荒之苦,数千万人为此丧生,所以对粮荒极度敏感。可是,根据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教授的研究,大饥荒从来不是粮食短缺引起,而是因为信息闭塞和流通不畅导致。当年,被浮夸风冲昏头脑的各级干部,欺上瞒下,不讲实情,让毛刘周等党国领导,根本不明基层情况,还继续粮食出口,强迫食堂开放。等到发现大批死人,已经铸成大错,巨轮难调头了。如果今后再有需求缺口,外国政府和粮商不会卡咱脖子。只要信息灵通,就算人道救援或贷款赊购,也不至于到饿死人地步。至于权贵集团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是另一个问题。如果重走集体化,风险有多大?我们觉得非常大。历史伤疤未好,农民合理致富的欲望受压,必然再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历史幽默。加上舆论一律,下情不能上达,那么,大饥荒的再现,恐难避免。

第五,如今高效农业兴起,且不说立体农业、室内养殖与无土栽培,更不说农业的工业化趋势,可以在高楼里产出各种水果、蔬菜、菌类和鱼虾,甚至直接合成香肠火腿等人造肉类(这里超市已经在卖),就说中国农村常见的大棚和温室,也在逐渐改变种植的季节性和地域性,极大提高复种指数,增加花样品种,提高经济效益。这些趋势,自然会减少对土地面积的刚性需求。假如依靠传统农业,以前需要一亩耕地养活一口人的话,如今也许只要半亩,未来可能更少。随着人口逐年下降,更多土地可退耕还林,还草,改善植被,优化生态,对可持续发展未尝不是好事。

3,“知识产权”与“技术保护”

“知识产权”进入法律条文,是洋人的发明。起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对此没概念。查阅文献才知道,人类最早的专利法概念,起源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希腊,比咱们早了两千多年。到1881年,清廷给郑关应发出第一个“专利”圣旨,对他的织布机给予十年保护奖励。到1898年,正式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似是中国首部 “专利法”,重在奖励,而非真正保护。法制不彰,何言保护?另外,圣旨在先,法规在后,看来也是历史传统。从北洋到民国,咸与维新,照抄西方,专利法规逐渐增多。翻开1949年之前出版的任何书籍,大约都能看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说明出版行业,跟世界市场接轨。

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前朝留下的市场体制基本延续,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也颁布过一个《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可算毛时代的唯一记录。党国首次颁布《专利法》是在1985年,刚加入“国际产权公约”的时候,实为“入世”热身。从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间,“技术专利”在中国绝迹,任何个人和集体的发明创造,都是党国功劳,与个人贡献无关。再看入世之后,屡屡同洋人发生产权纠纷,就不足为怪了。

能否制定货真价实的专利法,并严格遵守之,涉及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一是产权意识;二是司法制度。先说第一,我跟大午都认为,中国人并非天生无视知识产权,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百年“老字号”和“驰名商标”。比如同仁堂中药,东来顺涮羊肉,狗不理包子,王老吉凉茶,王麻子刀剪等等,说明中国人跟洋人一样,不缺创名牌的文化基因,消费者也同样,认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产品信誉。对知识产权最大的危害,其实来自莫名其妙的“共产意识”。戴上有色眼镜,看专利觉得刺眼:既然你资本家的企业都可充公,臭牌子又算什么?他们认为,知识乃人类共同财富,应该共享,凭什么保护?这种“共享”观念,在中国非常流行。比方说,“王麻子”刀剪热卖,于是涌现一大堆同类商标,难辨真伪,什么“老王麻子”,“真正王麻子”“真正老王麻子”等等。文革期间,百年老店跟名牌字号都销声匿迹。只有“同仁堂”和“狗不理”少数幸存,也都变身国营,直到如今。

再说第二,司法体制。司法体制是否完备,主要看两条:一是能否独立(或超然)于党派利益之外,做出独立裁判。如果像中国如今的做法,把公检法置于党的政法委之下,而政法委又听命于党委书记一把手,那么,所谓庭审,不过是按政法委内定的“剧本”,跑龙套走过场,装点门面而已。比方这次大午集团跟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党政司法显然偏袒国营农场。尽管所谓“国营”,其实早已变质,成为权贵家族的摇钱树,但打着“国营”旗号,属于赵家人自己圈子。你孙大午一个民企,胆敢挑战赵家人利益,岂不是找死?

二是能否做到无罪推定,合理搜证,公开审理。完备的市场经济,当然离不开公正的司法保护。一旦立案,要给纠纷两造平等机会,允许律师会见当事人,在庭审中充分辩论,用证据说话。同时,开放民众旁听,欢迎媒体采访。凡属非暴力犯罪嫌疑,不应该突袭抓捕,制造恐怖,更不能违法关押,甚至以威逼利诱和刑讯逼供手段取证。能做到上述两条,市场经济就有司法保护,否则,所谓优化市场经济秩序,只能是画饼充饥。这里,我们用两个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来说明大午集团在追逐“资本社会主义梦”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险阻。

一个是跟五粮液集团的商标纠纷。众所周知,“五粮液”是中国名酒,价格档次甚至超过“国酒茅台”。大午酒厂生产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大午粮液”,销量不错。没想到,被五粮液集团在山东淄博提起告诉,说“大午粮液”有侵权嫌疑,因为听起来容易跟“五粮液”混淆。淄博中院判决大午酒厂败诉,要求大午集团赔偿五粮液集团百万罚金。大午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抗辩理由三条:第一,大午集团的所有产品,都冠有“大午”字样,比方大午饲料,大午烤鸡,大午甘泉,大午倔驴肉等等,大午酒类当然也不例外;第二,。他们在四川宜宾收购了一家原来给五粮液加工酒基的小厂,成为大午酒厂的基地之一。因酒基全部由纯粮酿造,所以,叫“粮液”货真价实,何来违法?高院认为抗辩有理,因此推翻淄博原判,大午酒厂胜诉。令人奇怪的是,终审之后不久,五粮液集团又出了一款新酒,叫“大五粮液”,听上去跟“大午粮液”完全谐音,显然有侵权嫌疑。按说,五粮液早已是响当当的百年名牌,又出何必再出个“大五粮液”?像当年的“老王麻子”,颇为搞笑,应该属于心理宣泄。大午酒厂主张,反告五粮液侵权。大午摇头叹息,主张作罢,“息事宁人算了!”。

另一场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在大午种禽研究院。他们跟中国农大合作研发的“大午金凤”粉壳蛋鸡,世界首创,市场前景看好。意外的是,他们聘请的顶尖种禽专家,农大教授杨宁博士,并未参与研发过程,但利用成果验收机会,涉嫌剽窃技术资料,去跟京郊另一鸡场合作,复制出完全一样的种禽,起名“京粉6号”,经“权威机构”批准,获得注册资格。其实那些参与评审的专家,都是杨宁的学生和下属。大午集团对此不满,把争议过程曝光给媒体,引致舆论大哗,开始质疑杨宁的学术品德,是否有“监守自盗”之嫌?当然,由于权位和利益关系链,大午的侵权控告未能立案,但杨宁的工程院院士评选,据说也受到影响。毕竟要经专家们投票嘛,学术品德和人望口碑,不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美方经常把“侵犯知识产权”挂在嘴头,甚至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级芯片等敏感技术,抓捕“千人计划”和“2025”的某些技术精英。中方则否认行为不当,反讥美欧等国技术封锁,打压中国的科技兴国战略。究竟中国有没有使用不当手段,强迫在华外企转让技术,以换取中国市场的肥肉?我们不必追究。据一位前驻外科技领事透露,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海外高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至于通过什么手段?合法还是非法?上级并不在乎,“最好做得滴水不漏,别让人家抓到把柄就好”。

这种不择手段的“拿来主义”,又让我想起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看来,后发优势的确能让国家弯道超车,中毒上瘾,自以为聪明,因此而忽略自己的教育科研体制弊病,不思改进,最终永远落后,跟在人家后面拾屁吃。如今,西方对华出口限制日趋严厉,技术保护和封锁力度加强,今后继续奉行“拿来主义”,恐怕不再像从前那么容易。不知道这种外来压力,会不会令当局反思,从而痛下决心,在体制改革上谋求突破?从目前发展看,自我反思的迹象一点也没有,对外发泄与报复的趋势反倒十分明显。也许一场惊心动魄的摊牌式对决难以避免。究竟谁占上风?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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