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承蒙编辑盛情约稿，在《议报周刊》不定期独家首发。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四章：市场前提之二：物畅其流
“物畅其流”也叫“物尽其用”，就是生产、流通和消费充分完成，取得最佳效果，发挥最高效率。上文说到人尽其才，指“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这章转“物”的充分利用，也就是人如何对物质正确认识并做出聪明判断，通过设计、生产、流通和销售等环节，实现利润最大化。人是活的，物是死的，没有人的行为，自然物不会成为商品，因此，虽然说的是物，其实还是人和物的相互关系。
- 刍议“最佳配置”
近年来，呼吁生产要素“最佳配置”或“最优配置（组合）”，成为官媒话题。然而，最佳配置难点何在？则少有追问。顾名思义，“生产要素”就是保证生产顺利的重要因素，广义上分三种：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结合方式的要素。如果除去已经说过的“人尽其才”，也不谈“自由市场”是最好结合方式（因整篇文章都谈这个主题），单说物的要素，则包括土地，资本（货币资本和厂房、原料、设备等实物资本）和信息（无论技术信息还是市场信息）这三大项。记得八十年代读研，生产要素定义，不包括信息。后来信息革命突飞猛进，人们才认识到信息也是生产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1982年刚来美国时，电脑尚未普及，论文还用打字机。到80年代中期，图书馆才有了电脑，学生使用得排队。1987年为写论文，我勒紧裤带买了第一台电脑（IBM80386），外加笨重的激光打印机，价格高达5000多刀，如今已经难以想象。此事说明，科技革命如何神速。
转谈“土地”和“知识产权”话题，这两个问题，不仅严重困扰大午集团，而且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先说怎么定义“最优组合”或“最佳配置”的事。记得早年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个从苏联趸来的观点颇为流行，说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像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供需，自发调节生产和流通，因此，有盲目性和破坏性，加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萎缩、停滞，甚至下降。因此，导致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只能销毁商品和机器，通过设备更新，开始新一轮发展周期。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用看得见的手（政府通过国家计委）调节生产，根据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现在叫“美好生活的期望”），有计划按比例安排生产。因此，能避免浪费，提高效率。这套说教，恐怕在今天已经没人相信了。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伤痛，饿死几千万生命，就连最顽固保守的御用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要素的最佳配置。
其中道理并不奥妙，是人都知道，商品和劳务的种类成千上万，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消费者选购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偏好、性价比等等，只有直接参与交易的厂商才能及时了解，并根据预期而做出相应判断，而坐在办公室的计划官员怎能办到？就算他有“大数据神器”助威，也断然无法追上市场的复杂多变。如果读者还记得老毛时代，票证如何庞杂，货品如何稀缺，务员又多么牛气，再比较一下如今超市的琳琅满目，以及服务人员的低三下四，胜败优劣不辩自明。无论你阶级感情怎样饱和，对毛爷如何怀念，恐怕也难说出“计划好过市场”的屁话吧。
如果深究，还能发现，所谓最优配置，不仅包括适销对路（卖好价钱），还包括利用商品交换（包括内外贸），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这个理论，来自李嘉图的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论。比如生产最简单的缝衣针，如果由同一人完成所有工序，比如断丝、打眼、磨光、包装等，生产量就少。如果每人只管一道工序，综合效率明显提高。好友杨小凯博士，在澳洲莫纳什大学任教期间，试图用数学模型证明，分工提高效率，被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看好，认为他的研究，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可惜小凯罹患癌症，英年早逝，留下课题组成员，不知后继研究进展如何。
说到小凯，不由联想到他的另一项经济学贡献，就是总结了“后发劣势论”，及时反驳或平衡了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导的“后发优势论”（好像已经编入大学公共教材）。这个理论说，世界市场提供了借鉴机会，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拿来主义”（不管抄袭还是购买？），把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为我所用”，能节省费用和时间，实现“弯道超车”。杨小凯不否认“后发优势论”有其合理成分，但片面强调就是谬误。他总结了不少落后国家，简单抄袭西方技术造成的负面后果，包括轻视基础研究，忽略西方进步的制度根源，类似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头来，抄袭暂时获利，越发不思改革，继续保守，成为“后发魔咒”，被小凯总结成“后发劣势论”。这个理论提出了二三十年，官方不重视，学生不知道。对照今天的中国，隐约感到“后发魔咒”的巨大能量。似乎举国上下，有种“天下第一”的无名狂躁，非但“改革开放”不再，更出现呼唤毛氏文革的杂音，目睹种种“怪现状”，能不惊叹杨小凯有先见之明吗？
2，地权不清，流转困难
就经济活动而言，土地（及附着建筑、水源、生物和矿产资源等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咱们农耕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土地不可再生（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挪不了地方），所以，有些人认为，土地不该是商品，不能随便买卖。就算不得不倒手，也仅算是“特殊商品”，不能私有，更不能自由处置。老革命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夺的江山，或许害怕土地私有导致历史重演。这种思维逻辑，应该是党国大佬的基本取向。那么，我们先看看，世界各国地权制度的概况如何。
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买卖。在英联邦国家，土地名义上归女王所有，但使用权仍归私人，可以买卖，跟土地私有没啥差别。继续坚持土地国公有的国家，也就几个共产政权。如果越南土地私有化的传言属实，那就只剩古巴、朝鲜和中国“老哥仨”了。市场经济的土地买卖分两种：有的一次性购买断，永久所有，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税；有的是永佃制，向法律上的所有者缴租金，但租赁权亦可以按市价转让。土地价格分三类：一是农地，价格低，地税也低。但农地改非农，要经过严格法律程序；二是商业用地，价格和地税相应较高；三是住宅用地（宅基地），地价跟地税都高，地税占市价的比例大致不变，但绝对量随地价升降而变动，数年有次调整。我近40年来，只见过两三次调低，多数是调高，说明房地产价格走向，总体呈上升趋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上州买过一个两层的独立屋，有地下室和顶楼。后来售出的时候，发现房产证（地契）丢失，问律师怎么办？律师说，你去县商会补办一个就行，很简单。第二天，我去商会档案室补办，管事的老太太让我填个表，看看我的身份证，立刻按地址找出我的地契档案，随手复印一份，再盖上商会钢印，签上她的名字，跟我丟掉的原契一模一样，仅收功本费五刀。对比中国房产证丢失的麻烦，我对他们的制度大为赞赏。老奶奶听我一夸，自豪地说，“在美国，房主永远不必为丢失地契担心。每次房地产成交，律师都会把过户文件送到商会。我们按法律规定，复制三份，一份给新房主，一份这里存档，另一份送交州政府，存进防核武的山洞。就算这个大楼失火，或者核战爆发，你们的地契也安全无虞。”
除了产权证的安全保管，美国地权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所有权不仅包括地面，而且包括地下和空中（具体高度，受当地政府规范限定）。这一点，据说连中华民国的地权法，也没做到。孙中山制定土地法的时候，仍然把地下资源（水源和矿产）留在国家手上，大约有“节制资本”目的。美国的地权包括地下资源，留下升值空间，显然对地主有利。换句话说，土地的市场价格，不仅包括绝对地租，也包括未来可能升值的相对地租。如今中国征用农田的时候，补偿方法基本按土地粮产计算，至于其它导致地价提升的收益，都归国家所有。因此，从农民手上征地，往往几万块钱一亩，而转手卖给开发商，则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一亩。农民怎么会服气？
对比美国人的例子。奥克拉荷马州盛产棉花。几十年前发现石油，棉田顷刻变油田。石油公司高价购地，由原本几千美元一亩，突然提高到百万。可棉农仍然不干，他们成立维权组织，集体跟石油大王谈判，提出的条件是：除了一次性支付地价，还要从每桶成品油中，提取百分之二的利润分红，直到石油采干为止。公司无奈，只好让步，不但棉农自己成了千万富翁，而且为子孙后代争得源源不断的石油收益。
听完棉农故事，大午感慨地说，“咱们的问题，不但在于执法的随意性，而且表现在对产权的模糊态度，和监管的不确定性上。比方说，我有块承包地准许建鸡场，批文只写“鸡舍”多少平米。我顺便建个小平房，土地局就说违章，要给我推倒。这不是胡来吗？我们一天到晚在鸡场干活，盖个休息的简易房就不行？非得蹲在鸡舍里吃饭午休？” 大午接着说，“再比如，国家鼓励农民，用空置宅基地交换我们的商品楼，有利于闲散土地利用，也促进促进城镇化建设。我用置换来的土地指标建了九栋电梯房，也从土地局和城建局拿到了批文，政府还收了相应的税费。没想到，新任区土地局长，对前任领导批准的事情不认账，硬说我们是违章建筑，声称要给我们炸掉。后经据理力争，市领导介入协调，才算平息了纠纷，让我们再补交点什么“变更用途”差价，才算摆平了这场风波。如果地权界定非常清楚，土地用途监管也明白易懂，不留模糊地带。还会有这么多摩擦和纠纷吗？”针对这种模糊随意，我询问了体制内朋友，他们道出了其中奥妙，原来，随意性跟寻租空间成正比。随意性越大，捞钱机会就越多。所以，城市街道几乎年年施工，挖了修，修了再挖，每次施工都有回扣可拿。
走笔至此，顺便说说“十八亿亩红线”。记得2006年，胡温班子提出“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响亮口号。其出发点，是保证中国有足够耕地，可维护粮食安全，不被外国卡脖子。因篇幅关系，本文不想全面展开这个大问题，只提五点质疑，供读者参考。
第一，为什么十八亿亩？ 而不是十九亿，或者十七亿亩？是顶层拍脑门的产物？还是经过科学计算和沙盘推演？天则经济所的茅于轼教授，在大午集团的一个研讨会上曾表示，“十八亿亩红线”并无科学依据，而且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下，所谓红线未必守得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十分普遍。
第二，土地和粮食的关系，不能仅看人均耕地，还要从生产率和价格体系着眼。一方面强调耕地红线，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率又非常低，农民撂荒严重，宁可或外出打工或转营它业。原因何在？还不是因为规模太小，效益太低？既然耕地种粮没利润，甚至亏本，你如何把农民捆绑在承包田里，不许他们谋求更高收入？刚看一篇网文，说当年率先分田单干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今又要合作化，回归大队和公社了。莫非只有强迫农民种粮供应城市这一条路？就不会思考如何发挥市场机制？不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甚至还能吸引城市闲散劳力和农技精英，自愿到农村探索就业出路和发财机会？
第三，随着经济起飞，中国粮食进口明显增加，并非因为中国人不会种粮，而是因为国际市场物美价廉，比自己耕种更划算。用出口挣来的外汇，进口国外粮油肉奶，不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吗？要改变这种对外依赖，需要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效率，让务农的收入，跟其它行业大致持平，这不正是市场规律吗？当然，途径有两条。一条叫“拉美模式”，听任垄断公司并购土地，搞大种植园，逼迫自耕农破产，沦为打工仔。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高科技专业化，优质高效，但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稳，革命和政变频繁。另一条路叫“东亚模式”，见于台湾、日本和韩国，特点是稳定家庭土地私有，发展农会等合作组织，民主管理，公开透明，分享技术、金融和市场网络，研发精细农业，提高附加值，加工产销一条龙，也能实现规模效益，同欧美大企业一争高下。以目前中国走势看，没有鼓励社会自组织的意图，学东亚模式的可能性很小，而走拉美道路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中国曾经饱受饥荒之苦，数千万人为此丧生，所以对粮荒极度敏感。可是，根据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教授的研究，大饥荒从来不是粮食短缺引起，而是因为信息闭塞和流通不畅导致。当年，被浮夸风冲昏头脑的各级干部，欺上瞒下，不讲实情，让毛刘周等党国领导，根本不明基层情况，还继续粮食出口，强迫食堂开放。等到发现大批死人，已经铸成大错，巨轮难调头了。如果今后再有需求缺口，外国政府和粮商不会卡咱脖子。只要信息灵通，就算人道救援或贷款赊购，也不至于到饿死人地步。至于权贵集团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是另一个问题。如果重走集体化，风险有多大？我们觉得非常大。历史伤疤未好，农民合理致富的欲望受压，必然再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历史幽默。加上舆论一律，下情不能上达，那么，大饥荒的再现，恐难避免。
第五，如今高效农业兴起，且不说立体农业、室内养殖与无土栽培，更不说农业的工业化趋势，可以在高楼里产出各种水果、蔬菜、菌类和鱼虾，甚至直接合成香肠火腿等人造肉类（这里超市已经在卖），就说中国农村常见的大棚和温室，也在逐渐改变种植的季节性和地域性，极大提高复种指数，增加花样品种，提高经济效益。这些趋势，自然会减少对土地面积的刚性需求。假如依靠传统农业，以前需要一亩耕地养活一口人的话，如今也许只要半亩，未来可能更少。随着人口逐年下降，更多土地可退耕还林，还草，改善植被，优化生态，对可持续发展未尝不是好事。
3，“知识产权”与“技术保护”
“知识产权”进入法律条文，是洋人的发明。起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对此没概念。查阅文献才知道，人类最早的专利法概念，起源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希腊，比咱们早了两千多年。到1881年，清廷给郑关应发出第一个“专利”圣旨，对他的织布机给予十年保护奖励。到1898年，正式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似是中国首部 “专利法”，重在奖励，而非真正保护。法制不彰，何言保护？另外，圣旨在先，法规在后，看来也是历史传统。从北洋到民国，咸与维新，照抄西方，专利法规逐渐增多。翻开1949年之前出版的任何书籍，大约都能看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说明出版行业，跟世界市场接轨。
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前朝留下的市场体制基本延续，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也颁布过一个《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可算毛时代的唯一记录。党国首次颁布《专利法》是在1985年，刚加入“国际产权公约”的时候，实为“入世”热身。从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间，“技术专利”在中国绝迹，任何个人和集体的发明创造，都是党国功劳，与个人贡献无关。再看入世之后，屡屡同洋人发生产权纠纷，就不足为怪了。
能否制定货真价实的专利法，并严格遵守之，涉及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一是产权意识；二是司法制度。先说第一，我跟大午都认为，中国人并非天生无视知识产权，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百年“老字号”和“驰名商标”。比如同仁堂中药，东来顺涮羊肉，狗不理包子，王老吉凉茶，王麻子刀剪等等，说明中国人跟洋人一样，不缺创名牌的文化基因，消费者也同样，认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产品信誉。对知识产权最大的危害，其实来自莫名其妙的“共产意识”。戴上有色眼镜，看专利觉得刺眼：既然你资本家的企业都可充公，臭牌子又算什么？他们认为，知识乃人类共同财富，应该共享，凭什么保护？这种“共享”观念，在中国非常流行。比方说，“王麻子”刀剪热卖，于是涌现一大堆同类商标，难辨真伪，什么“老王麻子”，“真正王麻子”“真正老王麻子”等等。文革期间，百年老店跟名牌字号都销声匿迹。只有“同仁堂”和“狗不理”少数幸存，也都变身国营，直到如今。
再说第二，司法体制。司法体制是否完备，主要看两条：一是能否独立（或超然）于党派利益之外，做出独立裁判。如果像中国如今的做法，把公检法置于党的政法委之下，而政法委又听命于党委书记一把手，那么，所谓庭审，不过是按政法委内定的“剧本”，跑龙套走过场，装点门面而已。比方这次大午集团跟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党政司法显然偏袒国营农场。尽管所谓“国营”，其实早已变质，成为权贵家族的摇钱树，但打着“国营”旗号，属于赵家人自己圈子。你孙大午一个民企，胆敢挑战赵家人利益，岂不是找死？
二是能否做到无罪推定，合理搜证，公开审理。完备的市场经济，当然离不开公正的司法保护。一旦立案，要给纠纷两造平等机会，允许律师会见当事人，在庭审中充分辩论，用证据说话。同时，开放民众旁听，欢迎媒体采访。凡属非暴力犯罪嫌疑，不应该突袭抓捕，制造恐怖，更不能违法关押，甚至以威逼利诱和刑讯逼供手段取证。能做到上述两条，市场经济就有司法保护，否则，所谓优化市场经济秩序，只能是画饼充饥。这里，我们用两个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来说明大午集团在追逐“资本社会主义梦”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险阻。
一个是跟五粮液集团的商标纠纷。众所周知，“五粮液”是中国名酒，价格档次甚至超过“国酒茅台”。大午酒厂生产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大午粮液”，销量不错。没想到，被五粮液集团在山东淄博提起告诉，说“大午粮液”有侵权嫌疑，因为听起来容易跟“五粮液”混淆。淄博中院判决大午酒厂败诉，要求大午集团赔偿五粮液集团百万罚金。大午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抗辩理由三条：第一，大午集团的所有产品，都冠有“大午”字样，比方大午饲料，大午烤鸡，大午甘泉，大午倔驴肉等等，大午酒类当然也不例外；第二，。他们在四川宜宾收购了一家原来给五粮液加工酒基的小厂，成为大午酒厂的基地之一。因酒基全部由纯粮酿造，所以，叫“粮液”货真价实，何来违法？高院认为抗辩有理，因此推翻淄博原判，大午酒厂胜诉。令人奇怪的是，终审之后不久，五粮液集团又出了一款新酒，叫“大五粮液”，听上去跟“大午粮液”完全谐音，显然有侵权嫌疑。按说，五粮液早已是响当当的百年名牌，又出何必再出个“大五粮液”？像当年的“老王麻子”，颇为搞笑，应该属于心理宣泄。大午酒厂主张，反告五粮液侵权。大午摇头叹息，主张作罢，“息事宁人算了！”。
另一场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在大午种禽研究院。他们跟中国农大合作研发的“大午金凤”粉壳蛋鸡，世界首创，市场前景看好。意外的是，他们聘请的顶尖种禽专家，农大教授杨宁博士，并未参与研发过程，但利用成果验收机会，涉嫌剽窃技术资料，去跟京郊另一鸡场合作，复制出完全一样的种禽，起名“京粉6号”，经“权威机构”批准，获得注册资格。其实那些参与评审的专家，都是杨宁的学生和下属。大午集团对此不满，把争议过程曝光给媒体，引致舆论大哗，开始质疑杨宁的学术品德，是否有“监守自盗”之嫌？当然，由于权位和利益关系链，大午的侵权控告未能立案，但杨宁的工程院院士评选，据说也受到影响。毕竟要经专家们投票嘛，学术品德和人望口碑，不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美方经常把“侵犯知识产权”挂在嘴头，甚至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级芯片等敏感技术，抓捕“千人计划”和“2025”的某些技术精英。中方则否认行为不当，反讥美欧等国技术封锁，打压中国的科技兴国战略。究竟中国有没有使用不当手段，强迫在华外企转让技术，以换取中国市场的肥肉？我们不必追究。据一位前驻外科技领事透露，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海外高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至于通过什么手段？合法还是非法？上级并不在乎，“最好做得滴水不漏，别让人家抓到把柄就好”。
这种不择手段的“拿来主义”，又让我想起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看来，后发优势的确能让国家弯道超车，中毒上瘾，自以为聪明，因此而忽略自己的教育科研体制弊病，不思改进，最终永远落后，跟在人家后面拾屁吃。如今，西方对华出口限制日趋严厉，技术保护和封锁力度加强，今后继续奉行“拿来主义”，恐怕不再像从前那么容易。不知道这种外来压力，会不会令当局反思，从而痛下决心，在体制改革上谋求突破？从目前发展看，自我反思的迹象一点也没有，对外发泄与报复的趋势反倒十分明显。也许一场惊心动魄的摊牌式对决难以避免。究竟谁占上风？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