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八章:如何定义“资本社会主义”?

有了前面各章的铺垫,应该转谈如何定义“资本社会主义”了。 “前言”中说过,大午先生曾经建议过两个提法:即“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经过查证思考,我感觉这两个概念不妥,跟我们要探索的内容不同,这里解释一下。理由有两个: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已有百年之久。不同牌号的“社会主义”有几十种之多,“市场社会主义”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缺点,是回避私有制跟资本市场,仅在公有制范围内打转,希望借助市场因素,提高经济效率,临时抱佛脚,有点像邓小平、陈云倡导过的“社会主义市场”或者“鸟笼经济”。前提是不触动公有制,在一党专政不变的条件下,运用部分市场手段,摆脱物资匮乏。老邓说,资本主义可以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所以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云讲的更形象:市场经济的鸟可以松绑,但只能在“社会主义笼子”里飞。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跟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

第二, “社会资本主义”也不恰当。跟社会主义有多种招牌一样,“资本主义”也有多种类型,像“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偏偏没有“社会资本主义”。《知乎网》有篇署名“潜龙”的文章,题目叫“社会资本主义:从对立走向统一”,似乎有个提法,主要观点是讲通过职工持股,劳资关系改变,为改变生产关系属性创造条件,有点类似大午集团的“公管”和“共享”,但不同于大午集团的家族独资,大午连股份制都不想搞,更别说职工参股了。因此,它跟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也有重大区别。另外,资本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超越小生产(自然经济)的局限,已经具备社会属性,跟大午夫妇所说的“钱少属于个人,钱多属于社会”是同一个意思。马克思重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说“资本的社会性”明显扩大,甚至是对私有制的局部“扬弃”,因此,说“社会资本”等于同义反复。还有,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是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也可以说,起点(资本构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但过程(生产经营)有职工参与的“公治”,落脚点(利润分配)有劳动果实的“共享”,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对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达到劳资共赢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叫“资本社会主义”,名副其实,如假包换。

现在谈定义问题。先要声明,下面定义,是我对去年讨论内容的大概表述。原本还要反复修改,再最后定稿。如今大午失去自由,我只能文责自负,独立承担批评和风险了。我尝试的定义如下:所谓“资本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与社会管理模式:它主张有法制约束的市场经济,分权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在财富增长过程中,水涨船高,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的资本社会主义目标以下对定义的划线部分,略作说明。

  •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先谈可持续发展。我跟大午有约,我们探讨“资本社会主义”模式,限于大午集团这个特殊的企业社会,而非推而广之到任何地方。之所以画个界限,是因为一来,我们的经验主要基于大午集团实践,是企业办社会,镇企合一的经验之谈,有一定特殊性和局限性,未必适合其它地方;二来,中国各地差别极大,我们既没能力也无意愿提供包医百病的药方。正如大午在家族传承讲习班说的那样,大午经验是否适合各地情况,还要靠自己分析研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批判吸收。当然,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等大背景上,我们的个案也包含一定规律性,因此,读者如果认为我们的分析有普遍性,值得推广的话,我们倍感荣幸。

我们感觉社会主义“鸟笼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随着人口红利耗尽,生态危机加剧,运转成本提高,其局限性日益明显。以刚刚宣布破产的江苏省华西村为例,2004年暑假,我曾随留美经济学会前往考察,受过老支书吴仁宝的接待,当时已感觉那里气氛异常,不许入户访谈,村民也不许跟外人谈话,活像“现代化集中营”。一个靠数万外来农民工和数百亿国家贷款支撑的花架子,在老支书去世以后,居然又支撑十年,令人惊讶。最近,终因资不抵债和家族专权而爆雷。另一个样板是河南的南街村,也靠外来农民工和国家贷款支撑,曾经豪迈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南街村能救社会主义”。书记王宏斌,投巨资试制永动机,跟科学较劲,以失败告终。南街村何时也宣布破产,大约只是时间问题。

昨天(2021年3月1日),新西兰自媒体《大康有话说》分析了排行前十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说他们有四条共同规律:第一,有个能人带头致富;第二,用土地优势快速圈钱;第三,雇佣大批廉价外来工;第四,以“社会主义”名义套取国家贷款,维持少数的高消费。一旦土地红利消失,产能过剩,农民工走人,资金链断裂,就算“能人”有三头六臂,也难挡 “泡沫”的必然破裂。

发展模式的外源性还是内生性,或者发展动力靠外因还是内因,是可否持续的根本问题。尽管毛的《矛盾论》说得明白,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在习惯计划思维,喜欢政绩速成的官员心目中,迷信调动资源,只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没有造不出来的人间奇迹。这种依靠外来输血,忽略内生造血的行为方式,加上媒体弄虚做假,推波助澜,害苦了国家和普通百姓。

1966年冬,我们徒步串联去大寨,被“七沟八粱一面坡”深深感动。当晚住在大寨南面一个叫赵庄的小村子,谈起大寨梯田,老支书淡然一笑,说:“那有什么稀罕?俺们这些山村,都是坡多地少,哪个不靠梯田吃饭?俺村没像大寨那样,把梯田修到山顶顶,就是因为人手不够,石头搬不上去。如果跟大寨一样,官家派个工兵营长驻,什么设备都有,俺们会比他们修得更好。”支书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大寨不是自力更生样板吗?后来内蒙被军管,碰到山西驻军某师长,跟他求证,果然属实,因为他们师的工兵营,就轮流执行过这项任务。

再后来毛爷过世,四人帮垮台,华国锋“让贤”,老邓复出,改分田单干,于是撤销对大寨的照顾,模范样板迅速褪色。但时隔不久,又冒出华西、南街等多个“坚持集体化”的新样板,老邓居然没取缔,既说明他有肚量,也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心里没底。后经江朱和胡温两朝连续输血,大环境有利,样板村们一度富得流油,红得发紫。但终因内生性造血功能不足,导致如今泡沫破灭。

比较而言,大午集团是私营民企,夫妇独资,平地创业,靠饲养和饲料起家,困难重重,没有贷款,也不靠股市圈钱,仅靠政策宽松和内生动力慢慢积累,实现良性循环。如今规模可观,初步建成供数万人工作学习休闲居住的康养小镇。论教育、医疗和生活质量,比城市不差。这里没有户口歧视,没有本村和外地区别,所有职工一视同仁,还能通过投票参与企业管理,把大午新城当自己家园。温泉城、游乐场、农业观光园,五星级酒店等等,在大瘟疫之前,几乎天天客满。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制约,还能持续发展壮大。总之,源自内生性的大午发展模式,充满生命力,显然比华西、南街等“模范样板”具有更大优越性。如果说,华西和南街,不乏某种“封建社会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特征的话,那么大午新城的“资本社会主义”,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本意。唯一区别是,马克思要剥夺私有制,我们则主张保持私有制不变,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再通过职工与参与企业“公管”,最后实现财富“共享”。

  • 法制约束的市场经济

回顾历史,市场经济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工场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为主;第二阶段机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成型;第三阶段以战后世界市场扩张和国际贸易组织出现为标志。如果说在第一、第二阶段,法制规范对商品市场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地方或国别范围,那么到第三阶段,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跨国公司日渐普及,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商品、劳务、人才、和专利权贸易纵横交织,全球化趋势明显。除非像朝鲜、古巴那样继续闭关锁国,否则,任何一国的内部市场规范,都会影响对外经贸关系,甚至触发贸易战。中美贸易谈判持久而艰难,关键卡在美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世贸组织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市场经济地位呢?据维基百科的相关定义,结合观察思考,我把它概括为如下四大要点:

第一,私人拥有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在内的资本财产,依法决定投资方案,自由选择交易对象,决定交易条件,不因种族、性别、宗教、家庭出身和居住地点而受到区别对待。这方面,中国跟市场国家有显著区别,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历史传统。千年朝廷观念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府查抄私产屡见不鲜:二是共产意识灌输,认为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是罪孽。就算集体化,也是低级阶段;完全国有,才算彻底革命。因此,三十年代“打土豪”,四五十年代搞土改、公司合营、“一平二调”,六十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最近,“割韭菜”之风再度兴起,都是同一根源。岂不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最活跃力量,“有恒产者有恒心”。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人都知道,大厨好干,老板难当。许多大厨有原始积累之后,都梦想自己开店当老板。但老板永远比大厨辛苦,否则就维持不住,更别说扩大经营了。一有风险难免破产关门,老板只好再去当大厨。

这里顺便说说限制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它既不利于资本更换投资地点,也不利于劳力在地域和行业间的自由转移,所谓“最佳配置”从何谈起?有人辩解说,户口古已有之,这是对户籍变革史的无知。中国户口沿革是我的博士论文,所以知道区别所在。历朝户籍保甲制度,仅有三个目的:赋税、兵役和治安,没有当代户口制所附加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和其它福利。因此,包括日据时期在内,户口都没限制过人口自由迁徙和自由谋职。从1950到1955,我家户口在北京、天津与河北农村三番五次迁移,找好房子去当地派出所填张表就行,简单快捷。1956-1957,因为粮食定量供应,手续逐渐复杂,但没禁止。从1959年冬天大饥荒开始,才最挖成了户口隔离的鸿沟,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不取消户口隔离,就无法成为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

第二,公司类别分多种,大致包括独资、合伙、和股份制的有限责任三类,在税收和责任方面有别,适合不同人和不同经营目的。规模较大的公司,一般选择责任有限公司,有独立法人地位,区分公司和个人财产风险。具体到大午集团,仍然是独资,虽然公司注册为有限公司,名义上有股份,但实际“只对外不对内”,没有股权争议和分红问题。因此,大午集团的所有权,仍然是创业初期的“夫妻店”。大午之所以坚持独资不变,是因为他们夫妇有三个目的:第一,不想让子女和家人,为分拆股份而把公司搞垮。这样的悲剧大午见的太多;第二,他也不想包装上市到股市捞钱,只想做好实体经济,慢慢做大做强;第三,大午集团的口号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想在劳资共赢上探讨一条新路,实现他们“私有、公治、共享”的桃源梦,也就是“资本社会主义”梦。

这里想顺便说说欧美流行的NGO(非政府)和NPO(非赢利)两种公益性质公司,因为大午集团每年有大量经费用于社会公益,但没有注册为非赢利公司,不能享受本应得到的免税待遇,这是中外对待民办福利事业的一个重大区别。它们的注册方式和市场运作,跟赢利公司一样,只是挣来的钱不能分红,股票不许上市而已。以教育医疗为例,每年收到的社会捐赠数量,往往超过政府投入。原因何在?因为美国税法规定,非赢利机构可以享受免税优待。不但它们自己不用纳税,外人给他们捐款,也可以抵税。因此,老美常说,与其把税款交给山姆大叔(国家),我宁愿交给我信任的慈善机构。政府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议会有立法,民意不想政府太大,社会太小,这也是“大社会、小政府”主张的由来。这个办法,造就了数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包括所有宗教团体,慈善组织,人权组织,私立学校和医院,以及其它帮助弱势群体的服务设施。它们雇佣大批人力和义工,提供政府难以提供的社会服务,对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居功至伟。如果中国也有类似制度,我们相信大午集团的医院、学校和养老机构,定会办得更加出色。

第三,政府不直接介入市场活动,但负责保护个人财产,避免垄断欺诈,保持司法独立与公正,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这一条说的是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按正常理解,政府代表全社会(或者超社会)的利益,它靠全民纳税养活,扮演维护、协调、裁判等超然角色,不应该在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更不应该亲自下场打球,与民争利。但奇怪的是,从改开以来,政府就没有摆对自己的角色,曾出现过政府、警察、甚至军队办公司的怪事,属于计划经济的习惯性深延。后来,中央三令五申,命令政府和军队停止经商,或改制成国企,或者承包(贱卖)给私人(自己人),表面与军政脱钩,但内部关系和利益输送,没有实质改变。至于官二代“自家人”组建军工、能源、航天、电信等垄断国企,在海内外叱咤风云,一方面坐享高薪,另方面连年“亏损”,既坑消费者,也损国家利益。

“竞争,只有开放竞争,才能降低价格并改善服务”,这本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在中国就是不灵。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包头电机厂“劳动锻炼”,当过三年车工,生产直流电机,给高炮和坦克配套,供应越南战场,因此对工序严格把关和质量检查印象深刻,由此产生对国企产品的盲目崇拜,认为国企不会、也不该搞假冒伪劣,反正工资也不跟效益挂钩,何必造假?后来才发现,那是毛年代的“政治第一”。如今,“利润挂帅,金钱万能”已成普遍信条。农贸超市固然伪劣横行,国企何尝不欺诈?越没竞争的行业,欺诈就越普遍。列宁早预言过,垄断导致腐朽停滞。商品垄断如此,权力、思想跟文化垄断,也如此。“劣币驱逐良币”是垄断的必然结果。如果从“资本广义化”角度看问题,权力、思想跟文化也同样有商品属性,只要开放竞争,让“买家”自由选择,假冒伪劣就没有市场。

第四,政府民选,靠税收运作,责任主要在社会服务领域,如学校、邮政、警察、消防、海关、质检和社保等领域,为市场竞争创造良好条件。世贸组织要求的市场经济标准当中,并未列明政体国体的具体形式,但市场经济要求的配套条件显示,没有人民授权和制约的政府,缺乏分权制衡,无法做到司法中立,难以保障自由平等,当然无法维护交易的公平公正与公开,因此我们认为,官权民授属于必要条件。既然政府靠税收养活,那么,政府除了合法征税,就不应该再另外创收,寻租活动应属非法。

中国的一大特色,是吃皇粮的队伍持续膨胀,越精简越大,已到纳税人背不动的程度。本应投入的正常运作经费,难以保证。比如警察办案,除非人命关天,一般民事纠纷与盗窃案件,都要交侦查办案费,否则不闻不问。至于排污是否达标,餐厅是否卫生,食品是否合格,鞭炮厂有无隐患等等,监管部门收费高昂(实为创收),不像美国那样免费,或仅收象征性工本费。更糟糕的是,办事人员借机寻租,吹毛求疵,吃拿卡要样样有。我在纽约州读研期间,常去福建人杨老板的自助餐厅吃饭。有天他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原来是郡卫生局抽查到他的餐馆,发现几项指标不合格,让他立刻停业整改。我过去帮忙翻译,同时协商变通办法,因为离开门仅剩一个多小时,已有顾客在门外等候,十多名员工在厨房忙碌,如果此时停业,损失大不说,还让顾客失望,有损餐馆声誉。最后商定,师傅们围成两桌,听卫生官员讲解什么不合格?怎么整改?我现场翻译,并展示卫生局的彩色图片,鼓励现场问答。经过四十分钟讲解,约好一周时间整改,下周请他们再来验收。最后圆满收场,两位官员道别,杨老板请他们免费用餐,头头笑答:“我们有纪律,吃免费餐违法,要丢饭碗的!”送走二位,按时开门营业,第二周验收合格,从此相安无事。

对比美国卫生局,再看大午水质检测,同一口井的水,同样的检测指标,卫生局、国土局、质检局、食安局、工商局,三番五次,轮流上门,吃饭送礼,填表盖章,收费走人。大午说他们是“政府创收,官员寻租”,为什么不能一张单子各家分享?他们回答:这是“严肃执法”,“铁路巡警,各管一段”。鲜明对比,让我又想起张五常教授的名言,“交易成本跟财富增长成反比。哪里交易成本低,哪里就能快速创造财富。”

  • 合理差别与共同富裕

本节重点,在于解释“资本社会主义”定义的结尾部分。为分析放便,再引相关文字如下:财富增长过程中,水涨船高,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的资本社会主义目标。这里,还可细分三点:一,随财富增长而水涨船高;二,有差别的共同富裕;三,“资本社会主义”目标。

一,财富增长与水涨船高: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是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的消费心理和习惯看高不看低。扣除通胀因素,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增加容易减少难”。随着财富量的增长,调整分配比例相对容易,这也是大午人的经验总结。各分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益提高情况,按比例提取盈余部分,作为本部门职工的年终奖励。也向总公司上缴部分盈余,由总公司“劫富济贫”,帮效益差的分公司也适当发年终奖金,维持“基本平衡”,争取“皆大欢喜”。

二,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没有绝对平均主义的意思,也不像华西村那样,各家住一样别墅,开一样汽车,分同样的副食品等等,而是尊重自由选择。更非在本村,外村,外来劳工中划分等级,那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连资本主义都够不上,而是变相的封建农奴制。大午集团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都按劳动法享受同工同酬,五险一金,还按工龄长短享受内部医疗和养老保险,以及选举权和被选权。当然,由于工种区别,能力高低不同,薪水福利会有一定差距,但我们对高低差距设定了10-15的倍数限制,不允许像某些企业那样,包括“社会主义国企”,让差距大到几十倍上百倍。

“资本社会主义”模式中,保障共同富裕的机制有两个,一个是企业制度,明确实行“水涨船高”政策,按企业效益逐年调升薪水福利,让劳资双方合理分享剩余价值。这方面的理论依据,已经在前文说过,那就是剩余价值并非仅仅被老板榨取,而是由劳资双方分享,否则产品过剩,剩余价值不能实现,马克思说的“道德标准”也无从谈起。另一个共同富裕的机制,是职工自己提薪水福利要求。感觉不合理的话,可以单独(或者集体)跟主管提出要求,或投诉到总经理,要求提高。这个主动要求的权利,不仅体现在签署劳动合同的时候,也可以在发放年终奖,调整下年度薪水等级的时候提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第二个机制是通过工会组织罢工,跟资方集体谈判。在大午集团,工人既可以单独提出,也可以集体谈判,这些权利都规定在《私企立宪》的条文中。

三,“资本社会主义”目标。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可以在概念上兜圈,莫衷一是,我们不想纠缠。按照常人理解,所谓“社会主义”不拘泥政治体制,而偏重于共享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果,其中包括公平、公正、人道、合理等等。1980年在社会院读研,研究生院首次聘请美国外教,名叫诺尔曼.巴克(Norman Bark),中文名白科文,记得他说过一句让我们吃惊的话:“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多社会主义。There is more socialism in non-socialist countries.”两年后来到美国,才知道他讲了真话。在号称“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福利与救助措施,的确多过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不含意识形态偏见,仅就社会福利与人道关怀而言。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惠民措施,都有“普济众生,人人有份”的社会主义性质,比如公立学校有教无类,连非法移民的孩子,也照样到公立学校免费乘车、读书、吃饭,不需要身份证件,也不看什么转学证之类;所有的医院,尽管要求有医疗保险卡,但没有也照样看病。出院回家之后,再说如何付账,由谁付账问题。至于教堂等慈善团体每周发放免费食品,定期发放儿童衣物玩具,免费注射疫苗等等,这些福利措施,不叫社会主义叫什么?

当时我想,欧美国家社会福利多,应该跟他们物质丰富有关,等中国富起来了,社会福利也会相应增加,只是时间早晚而已。遗憾的时,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翻天覆地,从数字看,已经世界第二,进入中等国家行列。个别人腰缠万贯,出手大方,到处炫富,似乎中国已经富甲天下。可回农村老家看看,除了温饱基本解决,有几户盖了楼、买了车之外,其它状况基本如旧,反而出现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犯罪增加等新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因素是否增加,不能光看人均GDP,还要看能否按资本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让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的“公管”与分配过程的“共享”。缺乏这两个参与,无论是美国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还是中国公有的“社会主义市场”,都无法实现“劳资共赢,水涨船高”的社会主义目标。

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和流浪人口增加,于是出现左右两种极端:左派要求给穷人增福利,对富人加税,严惩警察暴力,甚至毁坏华盛顿等名人雕像,篡改历史,限制言论,鼓动暴力甚至纵容抢劫;右派则反对任何跟“社会主义”有关的思潮,把“社会主义”丑化为无法无天,洪水猛兽。在美国左右分化的同时,中国也有分化苗头。左派怀毛而否邓,红色热上升,毛爷再上神坛。经济政策国进民退,大有回归“三面红旗”的势头。而右派则主张继续走资,还嫌贫富差距不大。所谓“新农村”建设,有拉美巴西化势头。少有人指出,问题的症结不在左右,更不在改开本身,而在改开缺乏配套措施。所谓号召深化,不是偏离市场经济回归计划,而是如何建设真正健康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

总之,我们对左右两种极端思潮都不认同,反而觉得,北欧的自由市场经济,加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大多数居民的自由幸福安宁,这种认知,是我们探讨“资本社会主义”模式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