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八章：如何定义“资本社会主义”?
有了前面各章的铺垫，应该转谈如何定义“资本社会主义”了。 “前言”中说过，大午先生曾经建议过两个提法：即“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经过查证思考，我感觉这两个概念不妥，跟我们要探索的内容不同，这里解释一下。理由有两个：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已有百年之久。不同牌号的“社会主义”有几十种之多，“市场社会主义”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缺点，是回避私有制跟资本市场，仅在公有制范围内打转，希望借助市场因素，提高经济效率，临时抱佛脚，有点像邓小平、陈云倡导过的“社会主义市场”或者“鸟笼经济”。前提是不触动公有制，在一党专政不变的条件下，运用部分市场手段，摆脱物资匮乏。老邓说，资本主义可以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所以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云讲的更形象：市场经济的鸟可以松绑，但只能在“社会主义笼子”里飞。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跟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
第二， “社会资本主义”也不恰当。跟社会主义有多种招牌一样，“资本主义”也有多种类型，像“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偏偏没有“社会资本主义”。《知乎网》有篇署名“潜龙”的文章，题目叫“社会资本主义：从对立走向统一”，似乎有个提法，主要观点是讲通过职工持股，劳资关系改变，为改变生产关系属性创造条件，有点类似大午集团的“公管”和“共享”，但不同于大午集团的家族独资，大午连股份制都不想搞，更别说职工参股了。因此，它跟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也有重大区别。另外，资本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超越小生产（自然经济）的局限，已经具备社会属性，跟大午夫妇所说的“钱少属于个人，钱多属于社会”是同一个意思。马克思重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说“资本的社会性”明显扩大，甚至是对私有制的局部“扬弃”，因此，说“社会资本”等于同义反复。还有，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是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也可以说，起点（资本构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但过程（生产经营）有职工参与的“公治”，落脚点（利润分配）有劳动果实的“共享”，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对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达到劳资共赢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叫“资本社会主义”，名副其实，如假包换。
现在谈定义问题。先要声明，下面定义，是我对去年讨论内容的大概表述。原本还要反复修改，再最后定稿。如今大午失去自由，我只能文责自负，独立承担批评和风险了。我尝试的定义如下：所谓“资本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与社会管理模式：它主张有法制约束的市场经济，分权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在财富增长过程中，水涨船高，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的资本社会主义目标。 以下对定义的划线部分，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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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先谈可持续发展。我跟大午有约，我们探讨“资本社会主义”模式，限于大午集团这个特殊的企业社会，而非推而广之到任何地方。之所以画个界限，是因为一来，我们的经验主要基于大午集团实践，是企业办社会，镇企合一的经验之谈，有一定特殊性和局限性，未必适合其它地方；二来，中国各地差别极大，我们既没能力也无意愿提供包医百病的药方。正如大午在家族传承讲习班说的那样，大午经验是否适合各地情况，还要靠自己分析研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批判吸收。当然，在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等大背景上，我们的个案也包含一定规律性，因此，读者如果认为我们的分析有普遍性，值得推广的话，我们倍感荣幸。
我们感觉社会主义“鸟笼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随着人口红利耗尽，生态危机加剧，运转成本提高，其局限性日益明显。以刚刚宣布破产的江苏省华西村为例，2004年暑假，我曾随留美经济学会前往考察，受过老支书吴仁宝的接待，当时已感觉那里气氛异常，不许入户访谈，村民也不许跟外人谈话，活像“现代化集中营”。一个靠数万外来农民工和数百亿国家贷款支撑的花架子，在老支书去世以后，居然又支撑十年，令人惊讶。最近，终因资不抵债和家族专权而爆雷。另一个样板是河南的南街村，也靠外来农民工和国家贷款支撑，曾经豪迈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南街村能救社会主义”。书记王宏斌，投巨资试制永动机，跟科学较劲，以失败告终。南街村何时也宣布破产，大约只是时间问题。
昨天（2021年3月1日），新西兰自媒体《大康有话说》分析了排行前十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说他们有四条共同规律：第一，有个能人带头致富；第二，用土地优势快速圈钱；第三，雇佣大批廉价外来工；第四，以“社会主义”名义套取国家贷款，维持少数的高消费。一旦土地红利消失，产能过剩，农民工走人，资金链断裂，就算“能人”有三头六臂，也难挡 “泡沫”的必然破裂。
发展模式的外源性还是内生性，或者发展动力靠外因还是内因，是可否持续的根本问题。尽管毛的《矛盾论》说得明白，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在习惯计划思维，喜欢政绩速成的官员心目中，迷信调动资源，只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没有造不出来的人间奇迹。这种依靠外来输血，忽略内生造血的行为方式，加上媒体弄虚做假，推波助澜，害苦了国家和普通百姓。
1966年冬，我们徒步串联去大寨，被“七沟八粱一面坡”深深感动。当晚住在大寨南面一个叫赵庄的小村子，谈起大寨梯田，老支书淡然一笑，说：“那有什么稀罕？俺们这些山村，都是坡多地少，哪个不靠梯田吃饭？俺村没像大寨那样，把梯田修到山顶顶，就是因为人手不够，石头搬不上去。如果跟大寨一样，官家派个工兵营长驻，什么设备都有，俺们会比他们修得更好。”支书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大寨不是自力更生样板吗？后来内蒙被军管，碰到山西驻军某师长，跟他求证，果然属实，因为他们师的工兵营，就轮流执行过这项任务。
再后来毛爷过世，四人帮垮台，华国锋“让贤”，老邓复出，改分田单干，于是撤销对大寨的照顾，模范样板迅速褪色。但时隔不久，又冒出华西、南街等多个“坚持集体化”的新样板，老邓居然没取缔，既说明他有肚量，也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心里没底。后经江朱和胡温两朝连续输血，大环境有利，样板村们一度富得流油，红得发紫。但终因内生性造血功能不足，导致如今泡沫破灭。
比较而言，大午集团是私营民企，夫妇独资，平地创业，靠饲养和饲料起家，困难重重，没有贷款，也不靠股市圈钱，仅靠政策宽松和内生动力慢慢积累，实现良性循环。如今规模可观，初步建成供数万人工作学习休闲居住的康养小镇。论教育、医疗和生活质量，比城市不差。这里没有户口歧视，没有本村和外地区别，所有职工一视同仁，还能通过投票参与企业管理，把大午新城当自己家园。温泉城、游乐场、农业观光园，五星级酒店等等，在大瘟疫之前，几乎天天客满。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制约，还能持续发展壮大。总之，源自内生性的大午发展模式，充满生命力，显然比华西、南街等“模范样板”具有更大优越性。如果说，华西和南街，不乏某种“封建社会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特征的话，那么大午新城的“资本社会主义”，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本意。唯一区别是，马克思要剥夺私有制，我们则主张保持私有制不变，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再通过职工与参与企业“公管”，最后实现财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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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约束的市场经济
回顾历史，市场经济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工场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为主；第二阶段机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成型；第三阶段以战后世界市场扩张和国际贸易组织出现为标志。如果说在第一、第二阶段，法制规范对商品市场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地方或国别范围，那么到第三阶段，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跨国公司日渐普及，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商品、劳务、人才、和专利权贸易纵横交织，全球化趋势明显。除非像朝鲜、古巴那样继续闭关锁国，否则，任何一国的内部市场规范，都会影响对外经贸关系，甚至触发贸易战。中美贸易谈判持久而艰难，关键卡在美欧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世贸组织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市场经济地位呢？据维基百科的相关定义，结合观察思考，我把它概括为如下四大要点：
第一，私人拥有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在内的资本财产，依法决定投资方案，自由选择交易对象，决定交易条件，不因种族、性别、宗教、家庭出身和居住地点而受到区别对待。这方面，中国跟市场国家有显著区别，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历史传统。千年朝廷观念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府查抄私产屡见不鲜：二是共产意识灌输，认为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是罪孽。就算集体化，也是低级阶段；完全国有，才算彻底革命。因此，三十年代“打土豪”，四五十年代搞土改、公司合营、“一平二调”，六十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最近，“割韭菜”之风再度兴起，都是同一根源。岂不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最活跃力量，“有恒产者有恒心”。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人都知道，大厨好干，老板难当。许多大厨有原始积累之后，都梦想自己开店当老板。但老板永远比大厨辛苦，否则就维持不住，更别说扩大经营了。一有风险难免破产关门，老板只好再去当大厨。
这里顺便说说限制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它既不利于资本更换投资地点，也不利于劳力在地域和行业间的自由转移，所谓“最佳配置”从何谈起？有人辩解说，户口古已有之，这是对户籍变革史的无知。中国户口沿革是我的博士论文，所以知道区别所在。历朝户籍保甲制度，仅有三个目的：赋税、兵役和治安，没有当代户口制所附加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和其它福利。因此，包括日据时期在内，户口都没限制过人口自由迁徙和自由谋职。从1950到1955，我家户口在北京、天津与河北农村三番五次迁移，找好房子去当地派出所填张表就行，简单快捷。1956-1957，因为粮食定量供应，手续逐渐复杂，但没禁止。从1959年冬天大饥荒开始，才最挖成了户口隔离的鸿沟，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不取消户口隔离，就无法成为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
第二，公司类别分多种，大致包括独资、合伙、和股份制的有限责任三类，在税收和责任方面有别，适合不同人和不同经营目的。规模较大的公司，一般选择责任有限公司，有独立法人地位，区分公司和个人财产风险。具体到大午集团，仍然是独资，虽然公司注册为有限公司，名义上有股份，但实际“只对外不对内”，没有股权争议和分红问题。因此，大午集团的所有权，仍然是创业初期的“夫妻店”。大午之所以坚持独资不变，是因为他们夫妇有三个目的：第一，不想让子女和家人，为分拆股份而把公司搞垮。这样的悲剧大午见的太多；第二，他也不想包装上市到股市捞钱，只想做好实体经济，慢慢做大做强；第三，大午集团的口号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想在劳资共赢上探讨一条新路，实现他们“私有、公治、共享”的桃源梦，也就是“资本社会主义”梦。
这里想顺便说说欧美流行的NGO（非政府）和NPO（非赢利）两种公益性质公司，因为大午集团每年有大量经费用于社会公益，但没有注册为非赢利公司，不能享受本应得到的免税待遇，这是中外对待民办福利事业的一个重大区别。它们的注册方式和市场运作，跟赢利公司一样，只是挣来的钱不能分红，股票不许上市而已。以教育医疗为例，每年收到的社会捐赠数量，往往超过政府投入。原因何在？因为美国税法规定，非赢利机构可以享受免税优待。不但它们自己不用纳税，外人给他们捐款，也可以抵税。因此，老美常说，与其把税款交给山姆大叔（国家），我宁愿交给我信任的慈善机构。政府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议会有立法，民意不想政府太大，社会太小，这也是“大社会、小政府”主张的由来。这个办法，造就了数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包括所有宗教团体，慈善组织，人权组织，私立学校和医院，以及其它帮助弱势群体的服务设施。它们雇佣大批人力和义工，提供政府难以提供的社会服务，对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居功至伟。如果中国也有类似制度，我们相信大午集团的医院、学校和养老机构，定会办得更加出色。
第三，政府不直接介入市场活动，但负责保护个人财产，避免垄断欺诈，保持司法独立与公正，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这一条说的是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按正常理解，政府代表全社会（或者超社会）的利益，它靠全民纳税养活，扮演维护、协调、裁判等超然角色，不应该在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更不应该亲自下场打球，与民争利。但奇怪的是，从改开以来，政府就没有摆对自己的角色，曾出现过政府、警察、甚至军队办公司的怪事，属于计划经济的习惯性深延。后来，中央三令五申，命令政府和军队停止经商，或改制成国企，或者承包（贱卖）给私人（自己人），表面与军政脱钩，但内部关系和利益输送，没有实质改变。至于官二代“自家人”组建军工、能源、航天、电信等垄断国企，在海内外叱咤风云，一方面坐享高薪，另方面连年“亏损”，既坑消费者，也损国家利益。
“竞争，只有开放竞争，才能降低价格并改善服务”，这本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在中国就是不灵。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包头电机厂“劳动锻炼”，当过三年车工，生产直流电机，给高炮和坦克配套，供应越南战场，因此对工序严格把关和质量检查印象深刻，由此产生对国企产品的盲目崇拜，认为国企不会、也不该搞假冒伪劣，反正工资也不跟效益挂钩，何必造假？后来才发现，那是毛年代的“政治第一”。如今，“利润挂帅，金钱万能”已成普遍信条。农贸超市固然伪劣横行，国企何尝不欺诈？越没竞争的行业，欺诈就越普遍。列宁早预言过，垄断导致腐朽停滞。商品垄断如此，权力、思想跟文化垄断，也如此。“劣币驱逐良币”是垄断的必然结果。如果从“资本广义化”角度看问题，权力、思想跟文化也同样有商品属性，只要开放竞争，让“买家”自由选择，假冒伪劣就没有市场。
第四，政府民选，靠税收运作，责任主要在社会服务领域，如学校、邮政、警察、消防、海关、质检和社保等领域，为市场竞争创造良好条件。世贸组织要求的市场经济标准当中，并未列明政体国体的具体形式，但市场经济要求的配套条件显示，没有人民授权和制约的政府，缺乏分权制衡，无法做到司法中立，难以保障自由平等，当然无法维护交易的公平公正与公开，因此我们认为，官权民授属于必要条件。既然政府靠税收养活，那么，政府除了合法征税，就不应该再另外创收，寻租活动应属非法。
中国的一大特色，是吃皇粮的队伍持续膨胀，越精简越大，已到纳税人背不动的程度。本应投入的正常运作经费，难以保证。比如警察办案，除非人命关天，一般民事纠纷与盗窃案件，都要交侦查办案费，否则不闻不问。至于排污是否达标，餐厅是否卫生，食品是否合格，鞭炮厂有无隐患等等，监管部门收费高昂（实为创收），不像美国那样免费，或仅收象征性工本费。更糟糕的是，办事人员借机寻租，吹毛求疵，吃拿卡要样样有。我在纽约州读研期间，常去福建人杨老板的自助餐厅吃饭。有天他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原来是郡卫生局抽查到他的餐馆，发现几项指标不合格，让他立刻停业整改。我过去帮忙翻译，同时协商变通办法，因为离开门仅剩一个多小时，已有顾客在门外等候，十多名员工在厨房忙碌，如果此时停业，损失大不说，还让顾客失望，有损餐馆声誉。最后商定，师傅们围成两桌，听卫生官员讲解什么不合格？怎么整改？我现场翻译，并展示卫生局的彩色图片，鼓励现场问答。经过四十分钟讲解，约好一周时间整改，下周请他们再来验收。最后圆满收场，两位官员道别，杨老板请他们免费用餐，头头笑答：“我们有纪律，吃免费餐违法，要丢饭碗的！”送走二位，按时开门营业，第二周验收合格，从此相安无事。
对比美国卫生局，再看大午水质检测，同一口井的水，同样的检测指标，卫生局、国土局、质检局、食安局、工商局，三番五次，轮流上门，吃饭送礼，填表盖章，收费走人。大午说他们是“政府创收，官员寻租”，为什么不能一张单子各家分享？他们回答：这是“严肃执法”，“铁路巡警，各管一段”。鲜明对比，让我又想起张五常教授的名言，“交易成本跟财富增长成反比。哪里交易成本低，哪里就能快速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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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差别与共同富裕
本节重点，在于解释“资本社会主义”定义的结尾部分。为分析放便，再引相关文字如下：在财富增长过程中，水涨船高，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的资本社会主义目标。这里，还可细分三点：一，随财富增长而水涨船高；二，有差别的共同富裕；三，“资本社会主义”目标。
一，财富增长与水涨船高：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是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的消费心理和习惯看高不看低。扣除通胀因素，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增加容易减少难”。随着财富量的增长，调整分配比例相对容易，这也是大午人的经验总结。各分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益提高情况，按比例提取盈余部分，作为本部门职工的年终奖励。也向总公司上缴部分盈余，由总公司“劫富济贫”，帮效益差的分公司也适当发年终奖金，维持“基本平衡”，争取“皆大欢喜”。
二，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没有绝对平均主义的意思，也不像华西村那样，各家住一样别墅，开一样汽车，分同样的副食品等等，而是尊重自由选择。更非在本村，外村，外来劳工中划分等级，那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连资本主义都够不上，而是变相的封建农奴制。大午集团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都按劳动法享受同工同酬，五险一金，还按工龄长短享受内部医疗和养老保险，以及选举权和被选权。当然，由于工种区别，能力高低不同，薪水福利会有一定差距，但我们对高低差距设定了10-15的倍数限制，不允许像某些企业那样，包括“社会主义国企”，让差距大到几十倍上百倍。
“资本社会主义”模式中，保障共同富裕的机制有两个，一个是企业制度，明确实行“水涨船高”政策，按企业效益逐年调升薪水福利，让劳资双方合理分享剩余价值。这方面的理论依据，已经在前文说过，那就是剩余价值并非仅仅被老板榨取，而是由劳资双方分享，否则产品过剩，剩余价值不能实现，马克思说的“道德标准”也无从谈起。另一个共同富裕的机制，是职工自己提薪水福利要求。感觉不合理的话，可以单独（或者集体）跟主管提出要求，或投诉到总经理，要求提高。这个主动要求的权利，不仅体现在签署劳动合同的时候，也可以在发放年终奖，调整下年度薪水等级的时候提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第二个机制是通过工会组织罢工，跟资方集体谈判。在大午集团，工人既可以单独提出，也可以集体谈判，这些权利都规定在《私企立宪》的条文中。
三，“资本社会主义”目标。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可以在概念上兜圈，莫衷一是，我们不想纠缠。按照常人理解，所谓“社会主义”不拘泥政治体制，而偏重于共享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果，其中包括公平、公正、人道、合理等等。1980年在社会院读研，研究生院首次聘请美国外教，名叫诺尔曼.巴克（Norman Bark），中文名白科文，记得他说过一句让我们吃惊的话：“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多社会主义。There is more socialism in non-socialist countries.”两年后来到美国，才知道他讲了真话。在号称“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福利与救助措施，的确多过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不含意识形态偏见，仅就社会福利与人道关怀而言。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惠民措施，都有“普济众生，人人有份”的社会主义性质，比如公立学校有教无类，连非法移民的孩子，也照样到公立学校免费乘车、读书、吃饭，不需要身份证件，也不看什么转学证之类；所有的医院，尽管要求有医疗保险卡，但没有也照样看病。出院回家之后，再说如何付账，由谁付账问题。至于教堂等慈善团体每周发放免费食品，定期发放儿童衣物玩具，免费注射疫苗等等，这些福利措施，不叫社会主义叫什么？
当时我想，欧美国家社会福利多，应该跟他们物质丰富有关，等中国富起来了，社会福利也会相应增加，只是时间早晚而已。遗憾的时，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翻天覆地，从数字看，已经世界第二，进入中等国家行列。个别人腰缠万贯，出手大方，到处炫富，似乎中国已经富甲天下。可回农村老家看看，除了温饱基本解决,有几户盖了楼、买了车之外，其它状况基本如旧,反而出现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犯罪增加等新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因素是否增加，不能光看人均GDP，还要看能否按资本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让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的“公管”与分配过程的“共享”。缺乏这两个参与，无论是美国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还是中国公有的“社会主义市场”，都无法实现“劳资共赢，水涨船高”的社会主义目标。
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和流浪人口增加，于是出现左右两种极端：左派要求给穷人增福利，对富人加税，严惩警察暴力，甚至毁坏华盛顿等名人雕像，篡改历史，限制言论，鼓动暴力甚至纵容抢劫；右派则反对任何跟“社会主义”有关的思潮，把“社会主义”丑化为无法无天，洪水猛兽。在美国左右分化的同时，中国也有分化苗头。左派怀毛而否邓，红色热上升，毛爷再上神坛。经济政策国进民退，大有回归“三面红旗”的势头。而右派则主张继续走资，还嫌贫富差距不大。所谓“新农村”建设，有拉美巴西化势头。少有人指出，问题的症结不在左右，更不在改开本身，而在改开缺乏配套措施。所谓号召深化，不是偏离市场经济回归计划，而是如何建设真正健康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
总之，我们对左右两种极端思潮都不认同，反而觉得，北欧的自由市场经济，加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大多数居民的自由幸福安宁，这种认知，是我们探讨“资本社会主义”模式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