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大不相同。毛泽东视传统文化为糟粕，最看不起孔夫子，将他比喻为秕糠。文革中更是开展“除四旧”运动，甚至鼓动红卫兵到山东曲阜孔子的老家去砸烂孔家店。有趣的是，毛泽东骂是骂，但他看的书都是古代的书籍，写的诗也是古体诗词。邓小平总体上是推崇西方文化，这或许与他青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见过世面有关。他选的接班人江泽民无疑是亲西方的，不仅会说俄语、英语，还能弹钢琴和唱几句意大利歌曲。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习近平偏爱传统文化，曾多次到曲阜拜祭孔夫子，甚至奇思妙想用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指明方向，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上，来个转基因。不仅如此，2017年1月25日中共还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甚至前不久中国官媒还转发了一篇文章说2025年中国要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倒霉，老毛用脚踩，老邓不理睬，老习基因编辑。如何客观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呢？
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的文章《谋略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改造》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谋略民族、权谋民族，如果一味地推崇传统，文明之树上只能长出人治、专制、愚昧的苦果，所以要融通古今中西，重铸“现代中华文明”。胡星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华民族表面上是道德民族，其实是谋略民族。但谋略并不等于战略或战术，谋略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它是正与奇的结合，有治国正道，也有出奇制胜；它还是道与术的结合，既有高瞻远瞩，又有权谋权术甚至阴谋诡计的东西。西方人喜欢读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应用的是逻辑推理，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中国人喜欢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充满了毒气、毒招、暗箭，变幻莫测，防不胜防，无规律可循，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困扰西方人的是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在战胜大自然的过程中，西方人发展起来了逻辑理性；困扰中国人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在适应激烈生存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人揣摩出了谋略权术。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谋略民族有五个原因，它们是：1、生存资源紧张。中国人口一直为世界第一。2、人治、专制制度。人治、专制的特点就是非程序性政治、暗箱操作的政治，由此衍生出极其复杂的官场文化，人们推崇不择手段的“手腕”。3、长时期的内战。有人统计，中国有确切纪年以来，中国55%的时间陷入了内战，譬如春秋战国内战就达550年。长期的战争磨练了中国人的兵法谋略的智慧。4、中华文明是大陆型文明、农业文明。由于土地不能移动，中国人依家族、村落长期居住在一块，人口没有流动，而且，小农滋生了专制、官本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成为谋略、计谋产生的沃土。5、世俗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少有的非宗教民族，几千年沉溺于福禄寿喜，沉溺于世俗的吃吃喝喝、功名富贵，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几乎没有“道”，只有“术”，有的只是一个个工于心计的猥琐的臣民。中国的谋略化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一，谋略化的人生
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外表与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往往具有仕与隐（当官或者退隐）、入世与出世的两面性，一方面入世：吃文化，福文化，富贵文化，功名文化，家庭文化，官本位文化发达；另一方面出世：时刻想着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李白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中国人在官场的时候想着退隐，是为了避免专制政治中的兔死狗烹，是为了躲进精神的避难所。但是，中国人并不像印度人那样悲观厌世，真的出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乐观民族，有的哲学家概括为乐感（乐观感性）民族，古人在隐居的时候又像诸葛亮躬耕南阳那样，时刻关注天下大事，时刻准备出山，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所谓的“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诸葛亮说：“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孔子说：“隐居以求志”。可见，中国人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随时转换，谋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第二，谋略化的社会
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是物极必反、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老。由此，中国式的逻辑是做事要从方面开始，以达到正面。老子说：“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领导者要表现出大公无私，才能成全他的私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有不与人争蝇头小利的人，最后天下谁也争不过他。
不仅中国人表里不一，中国社会也表里不一。古代中国“以德治国”，实行“德治”，但现实却愈加成为“无德之国”，为什么？因为人治制度假设人人都是“君子”、“性本善”，但官员们却做不到，于是“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所以，“君子之国”会演变成“小人之国”，也就是说，在没有民主监督、法治规则的情况下，社会将走向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所谓中国是“道德之国”，其实是“谋略之国”。
谋略民族是没有真理、正义的概念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极少有人坚守真理、正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正气”观念——为社稷、为皇帝而献身的观念，却没有客观的“正义”观念。有人问孔子，儿子偷了羊，父亲是应当揭发还是隐瞒呢？孔子说：应当隐瞒。孔子所谓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都属于人间正气意识。庄子说：“齐是非”——“是”等于“非”，“非”等于“是”；白居易说：“脸上除去忧喜色，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这些都是中国人没有真理、正义意识的表现。在人治的国家“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强权即是真理，当然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
第五，谋略化的政治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家始祖鬻子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文子主张：“应时权变”，顺应时代，权谋变化。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柔弱正是“道”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曲则全”——委曲求全，抗日的时候汉奸多如过江之鲫，人们的哲学观即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韩国人“韩奸”却很少，这不能不说与文化有关。
专制主义政治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序政治、阴谋政治、谎言政治。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补的，公开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是法家的阴谋权术。韩非子说：亲戚妻子，可以作为人质；对于大臣可以“行饮食”——在食品中偷偷放毒。鬼谷子说：“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暗箱操作，愚蠢的人张扬外露；“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暗地里谋划，所以神乎其神；成功于阳光下，所以光明正大。鬼谷子还说：“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予”——想张开反而要收敛，想高高在上反而要置身下层，想夺取反而要假装先给予。比如，楚汉相争时，韩信趁机要当“齐王”，刘邦听后差点大怒，幸亏张良暗中踢了他一脚，刘邦马上改怒为喜，立即封韩信为“齐王”，派人送去玉玺，如此稳住了韩信，成功地消弭了一次分裂。等到刘邦夺取天下之后，韩信则死无葬身之地。
中华民族成为谋略民族的危害是：政治上无规则，无程序，无法治，暗箱操作，不择手段；社会上无真理，无正义，无道德，无信用可言；人们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内耗巨大。
中国如何从谋略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变呢？胡星斗认为：
一是，要建立私有财产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没有财产的私有，就没有现代文明，就没有现代政治。从现实上来说，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财产国有而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资源控制权的分散，那就没有权力制衡。只有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不是一个人的手中，不是全部在政府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中，才能够打破官本位，建立起讲规则的公平的市场经济。
二是，要不断地完善法治。尽管我们现在人治还是主要的，有的时候法治只是一个手段，它是为人治服务的，但是我们要努力不断地减少人治，把原来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的权力逐渐交给市场，放松管制。
三是，建立公开的政治，透明的政治，讲规则的政治，讲程序的政治。发达国家90％以上的信息都是向人民公开的，所有的老百姓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就可以查阅政府文件，官员不能阻挠，否则可能被判刑。发达国家权力机关的会议，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的核心机密之外，所有的会议都必须公开举行，老百姓可以旁听。只有公开、透明、讲规则、讲程序的政治才是非权谋的政治，才是现代政治。
或许要经过100年的脱胎换骨，中华民族才能从谋略文化凤凰涅槃为法治文明。
胡星斗的文章介绍完了，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谋略文化或权术文化，它与西方法治文化截然不同，体现为政治上人治，社会上无真理，无正义，无道德，无信用；人们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内耗巨大。也就是说权谋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文化的障碍，亟待转型。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需要吐故纳新，接受普世价值。中国谋略文化是不可能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不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吹牛可以唬人，但不能当真。刀枪不入，隔山打牛那是义和团的把戏。但奇葩的时代偏偏“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不，习大人手举七尺夺魂枪，气势另类仍嚣张，呆痴今生写醉阳，孤身天涯两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