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白宫发表声明称,总统要求情报机关“加大力度”调查病毒源头,并在90天内向他报告。

拜登指出,各情报机关人员目前分成了两派,但两派均认为对方没有足够信息来评估哪一派理论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拜登下令情报机关加紧搜集更多信息,在90日内向他报告。拜登说,美国将“持续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道,敦促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并提供一切相关数据和证据”。

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最先在中国武汉爆发,迄今全球已录得确诊病例1.68亿,至少350万人不治身亡。

第一,为什么拜登突然要求情报机关调查新冠病毒源头?

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新发现了新冠病毒源头的重要信息。

一是,5月3日,辛克莱广播集团曾发布独家新闻,报道美国能源部下属的生物防卫研究所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情报部门“Z分部”在2020年5月27日发布了一份对新冠病毒起源开展研究的“机密”报告。该部门的研究人员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的实验室。

二是,5月23日,《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份此前未披露的美国情报报告报道,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到医院寻求治疗,这个举动比中国官方披露新冠病毒传播的时间早了一个多月。

该报导称,这份报告内容包含受影响的研究人员数量丶他们患病的时间以及他们在医院就诊的细节,而报告细节可能会增加外界呼吁对新冠病毒是否可能从实验室被泄漏出来进行更广泛的调查。

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称,新冠病毒“非常可能”是通过另一种中间动物宿主从蝙蝠传播给人类的。专家团队认定病毒“极不可能”是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之类的实验室外泄。

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暨生物学教授埃布赖特认为,正如人们预期和担心的那样,由于中国政府对世卫组织团队的控制和指示,团队的职权范围受限,而且其团队成员受到利益冲突压力。“世卫工作组没有能够提出可信的报告,反而是进行了粗暴的粉饰。因此,这份评估报告,存在严重的缺陷。”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疫苗专家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教授认为,不能排除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世卫调查组排除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可能性过于草率。

针对《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报道,我认为,它提供了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证据线索,还不是证据。不能说武汉病毒研究室有人生病就一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既然《华尔街日报》提出了证据线索,世界卫生组织就应该调查,中国政府应该公开这些人员的病历资料。在年初世卫专家赴武汉对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时,中国政府拒绝让世卫专家接触2019年12月早期疫情当中的174个病例资料的事。

三是,中共高官向美国情报机构披露病毒源头信息。

据博闻社纽约华盛顿联合报道:一位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知情者,在接受暗访时,对博闻社记者独家透露:“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情报系统,拜登的声明当然非同小可,更绝非’空穴来风’。“至于疫情到底何时在中国发生,中南海最高层当然心知肚明,採纳了核心智囊和御用团队避免与美方正面交锋的建议,而是仍然由中国外交部貌似强硬地进行一贯的被动回应。”“武汉毕竟是最早的疫情发源地,这一点无可否认,这也是中国’心虚’的最重要原因;”

知情者披露:“美方情报部门的情报,确实是最高机密级别,但到底是如何’出口’的,这令中南海最高层十分恼火”。“与以前暗查间谍不同,级别越高的机密,级别越高的体制内高官常常手段也格外高明;因为担忧’被出卖’或’靠不住’,他们会精心设计和选择与美欧情报部门,而非选择通常意义的向国际主流媒体’放风’和’爆料’。这对中方调查和抓捕工作,也同时增加了巨大难度。”“中国所有驻外使领馆已经接获命令,必须与中方海外情报部门密切协作,追查内奸和间谍;尤其是加大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等西方大国的情报战力度,将是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重要日常工作。”

一名长期从事中美研究的资深专家,在纽约对博闻社独家表示:“尽管在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所有党员都必须’效忠’;但是对那些中共体制内高官而言,也不是个个都’听话’。”
“尤其是因为习近平的独断专行,党内一直存在不同声音,极少数高官抛开对习近平的私人恩怨,出于’良知’,铤而走险甚至’冒死’,选择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勇敢揭露病毒源头的关键情资,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驻美大使馆知情者,最后对博闻社记者表达了“担忧”:“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谍报战’的’新花样’,已经层出不穷,也必将愈演愈烈。“
病毒源头,到底“源自何方”?美国总统拜登严令美国情报部门,90天内必须“水落石出”。
但90天内,针对拜登的声明,习近平会亲自上阵,至少也“吭声气”吗?亦或继续“躲在幕后”,任凭中国外交部的那帮“战狼”们,“纸老虎”般“咆哮”?

第二,披露新冠疫情源头的中共高管是谁?

博闻社报道并没有披露中共高管的身份,但我认为在当前中国“官不聊生”形势下,背叛中共和习近平的官员大有人在。其原因在于:

习近平为管住官员设计了五道绳索:一是党内申报财产及婚姻情况。要官员讲清楚个人拥有的房产、债券、现金等,包括配偶有没有股票、有多少都要摊在桌面上。有几段婚姻都要说明原因。这样一旦发现不实就抓住了官员的小辫子。二是副部级三人以上聚会就要报告,否则就是搞团团伙伙。目前,这个规定的范围正在扩大,不仅是副部级,有的地方已经蔓延到科级干部。三是中组部选任干部采用毛泽东的黑厚兵法,将有矛盾的干部放在一起,相互防范、争斗和告发,从而都不敢谋反。四是,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制定详细的违纪规定,仅开除党籍就列有45项,如重大原则问题不同中央保持一致;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做两面人;制造传播政治谣言;信仰宗教等,条例可谓上管灵魂,下管肉体。五是严刑峻法,官员一旦被拿下就绝不宽恕,刑讯逼供和加重处罚,杀鸡儆猴。

习近平收拾官员的五条绳索的确起到了效果。官员们不敢聚会了,不敢发牢骚了,精神高度紧张,天天有官员被抓,天天有官员跳楼自杀。目前,中共官员的情绪就像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堵在那里,水越积越多,说不定哪天就会呼啸而下,掀起惊涛骇浪。

在习近平以反腐败的高压下,没有一个官员是安全的,他们长期处于恐惧之中。官员有“五怕”:“一怕上班,怕路上被带走;二怕开会,怕在会场被带走;三怕办公室敲门,怕进来的是纪检监察干部;四怕电话铃响,怕通知‘到纪委来一趟’;五怕回家,怕进小区门迎到纪检监察干部。”习近平对待官员冷酷无情、你死我活,一人落马,全家遭殃,让官员感到心寒,离心离德。由于当官成本和风险太高,所以,官员一旦坐上高位就要大贪。在恶劣的政治生态下,官员们为生存就会订生死同盟,官官相护、官官相保。一旦东窗事发就会集体鱼死网破。历史经验说明严刑峻法不可能消除腐败,相反会制造更多腐败。官员表面的唯唯诺诺,不代表潜在反抗不存在,这是习近平无法消除的隐忧。对官员的非法虐待,对其亲属的大量株连,也为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如影随形永远的潜在反对群体,其能量之大,其对习近平的痛恨程度之深,将会是习近平越来越难以回避的梦魇。保留证据和机密文件为自己留条生路已成为中共官场的潜规则,这样人人都成了潜伏在中共的卧底。

综上所述,我认为,拜登总统要求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并非空穴来风。中共高官为了自保或处于良知和对习近平的痛恨,而将新冠疫情源头的材料披露给美国情报机构具有较大的可能性。无论习近平的权力表面上看去如何稳固,都无法克服其本质上的脆弱性。溃败和自救中的社会难以掌控、官场廉价吹捧背后是强烈的不满、二者的结合,将使习近平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险。习近平生逢红朝末世,虽想力挽狂澜,但志大才疏,囿守一党之私,没有勇气开创新局。他对官员残酷打击,四面出击,八面树敌,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官员,官员人心思变。习近平不想做亡党之君,但他的折腾,明显逆历史潮流而动,把上台时的一盘好棋硬生生下成了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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