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obert Golomb 罗伯特·戈隆
2021年6月21日
翻译：Calvin
【编者按】罗斯·特里尔 （Ross Terrill， 1938 年生于墨尔本）是澳大利亚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专攻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他多次公开露面以在美国国会作证，他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九本书。多年来，他一直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最近，他还担任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客座教授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写的《毛泽东传》畅销180多万册。
现年82岁的罗斯· 特里尔，是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历史研究专家，获奖作家和散文家，哈佛大学博士和教授，经常担任广播媒体评论员和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1945年）期间在他的家乡澳大利亚，当还是一个很小的男孩时，他就第一次感受到了鲜活的历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澳大利亚派遣了大兵，以保卫她免受可能的日本攻击…..当时我还在蹒跚学步，但我仍然记得士兵们向我抛出了用颜色鲜艳的铝箔纸包裹的糖果。”特里尔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告诉我。
日本的攻击并未发生。 如众所愿，美国和她的主要盟友英国、俄罗斯和加拿大在1945年4月前打败了德国，而美国那时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作战，并在5个月后战胜了日本，期间10多万美国军人阵亡，2颗原子弹爆炸。
战后他从童年成长为青年，这段时期对特里尔来说颇有收获，但也充满起伏。1956-1957年间，他在卫斯理学院度过了他的大一，但到了秋季学期，特里尔没有继续在学校读大二，而是加入了澳大利亚军队，在那里一直服役到1958年底。
“在短时间内将我的学业放在一边，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觉得为我的国家服务是我的荣誉和责任，”特里尔说。
军队退伍后，特里尔从韦斯利转学，进入墨尔本大学。到1961年大四毕业时，特里尔将他的学术研究应用于他的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道德危机，他成为一个坦诚直言的政治活动家，为华裔争取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自从华人的祖先在1851年淘金热期间开始移民到澳大利亚以来，他们一直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反华现象就像澳洲特有的桉树一样，非常澳大利亚化。有传言说，澳大利亚的儿童被华人喂食鸦片。 华人厨师不是烹饪可爱的澳大利亚猫以包在他们的水饺里吗？”特里尔不好意思地说。
为了对抗这种偏执，特里尔加入了一个反种族主义的学生团体。他还写了一封信，发表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谴责这种反华偏见，并表示他希望这种偏执行为能够减少。 正如特里尔所回忆的那样，”我的信的开头{有一句话}，’最终，在澳大利亚，对华人和其他非白人的优越感会渐渐消失’。
这封信发表后不久，特里尔就面临着他那封信所引发的充满仇恨的残酷现实。”我在墨尔本我家的前门发现了一个意外，”特里尔回忆说。 “就像每天早上做的那样，我去取牛奶瓶，但看到大大的白漆字母，箭头从我们的大门口指向了这些字，上面写着’叛徒’，’罗斯·特里尔是国家的危险分子。’ ”
特里尔自豪地告诉我，他没有屈服于这种威胁，并在以后的许多年里继续为华人移民而奋斗。在我们60分钟的采访中，应我的要求，特里尔向我讲述了许多轶事，而这一重要的轶事只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还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包括后者，我在最近阅读了他最新的也是第11本书《从澳大利亚布什到天安门广场》后已经有所了解。
但是，正如我从过去对其他知名作家的采访中了解到的那样，当你听到一位优秀的作家谈论他在其著作中写下的优秀文字时，就如同这里的特里尔，当他分享他自己独特的自传时，你可以获得非同一般的启发。
“你想知道我认为澳大利亚布什到天安门广场的亮点是什么，让我首先回到1964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特里尔说。
“我从[墨尔本大学]的研究生学习中抽出时间，”特里尔解释说，”对政府做一些第一手的了解，了解它对其他国家的看法，也了解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
特里尔解释说，正是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的一次摄影展上，他对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如何看待最重要的 “其他国家”–美国，有了第一手的了解。
“有一个名为’四个恶人’的摄影展，特里尔说。”这些照片要么被断章取义，要么被篡改：{前总统}杜鲁门紧握拳头，艾森豪威尔看起来很低能，肯尼迪显得老态龙钟，而{当时的总统}约翰逊则对着像枪一样的麦克风淫笑。”
当他告诉一位被指派监督展览的中国政府官员，他反对贬低这四位美国总统的形象时，特里尔回忆，这位官员反驳说：”这些人是中国的敌人。考虑一下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就是这些图片的注释。”
特里尔在采访中提到的书中所记载的另一个事件（或许被描述为有启发的轶事更好），发生在1965年战火纷飞的南越，那是美国和北越共产主义政权之间战争的第二个整年。
“在我研究生学习的休整期间，我访问了西贡{南越的首都}。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名叫Tien的南越官员，我与他进行了讨论，那些讨论我永远不会忘记。”特里尔说。
特里尔说：“Tien有一个姑姑和一个叔叔在河内{北越首都}，他告诉我，‘如果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输给了法西斯，那么在中国和东欧统治的将是法西斯而不是共产党。’”
“这种耐人寻味的推测，”特里尔补充说，”促使我问他一个问题，从一个正在与共产党进行内战的国家的公民那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 当我问Tien，‘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哪个更糟糕？’他用蹩脚的英语充满激情地回答说，‘两者都很糟糕。但如果我必须选择，我想我会选择法西斯主义–它是上层阶级的独裁，而共产主义是下层阶级的独裁。’”
最后我们讨论了特里尔在1971年7月对中国的访问–当时可能是他第12次访问这个国家，从那以后他又访问了大约80次。”那时我是哈佛大学的政府学客座讲师，但我也能够找出时间去长沙，毛主席的家乡。” 特里尔说。
特里尔进一步解释，他的访问恰逢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及其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历史性外交突破，他说：”我收到《华盛顿邮报》的电报，邀请我就尼克松的外交突破发表文章……我的文章从长沙电传过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7月22日的头版。”
“我在文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特里尔阐述道，”中国人更愿意与共和党人打交道，而不是民主党人，因为正是民主党人（杜鲁门和艾奇逊）支持蒋介石{当时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到最后时刻，并在朝鲜与中国对抗。此外，我在文章中写道，根据我所会见的中国官员的说法，民主党人随时准备’与莫斯科勾结。'”
一周后，经过从南越到波士顿的长途飞机，即将于1979年成为美国公民的特里尔回到了位于哈佛附近的公寓。然而，他本来应该享受的应得的休息时间被一个电话打断了，这个电话是一位高级别的美国政府官员打来的，赞扬了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我拿起电话，听到亨利·基辛格{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本人在线另一端的声音，”特里尔回忆说。”他告诉我，他喜欢我在文章中写的东西……我们谈了一会儿，在他挂断电话之前，我告诉亨利，’北京非常重视从约翰逊总统的扩张主义到尼克松的审慎这其中的变化。'”
就这样，我们60分钟的谈话结束了。不过，在《从澳大利亚丛林到天安门广场》中我还读到其他许多的历史事件和轶事，如果当时时间允许，我会请他更详细地介绍。
从1971年他与中共总理周恩来关于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谈话；到1982年他与记者唐纳关于他当时的前妻江青，即未来的毛夫人的非常坦率的谈话；到1988-1992年他与当时的总统乔治H.W.布什关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讨论；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是他在1989年整个春天和初夏在天安门广场上目睹的野蛮行为的第一手资料。我会欢迎特里尔对这些，以及在他那本不可不读的回忆录中出色记录的很多其他历史事件，作出进一步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