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尽管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还要半月后才会揭开面纱,但10月的政治局会议已让外界嗅到了此一气息。

日前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十九届六中全会于下月8日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仅仅从这个标题看,第三份历史决议是以书写中共百年奋斗成就为主的,通过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及其历史经验的总结,找出中共统治的“历史规律”,用于指导下一百年的统治,因此,我把习近平主导的第三份历史决议,称作“表扬与自我表扬”,它和前两份历史决议着眼于解决党内有争议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写法是不同的,它们的名称已经显示了此种差别。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尽管也对之前的中共发展成就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但重点是针对党内重大的历史问题来阐释。第一份历史决议对中共建党以来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到1945年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历次路线斗争进行了总结,批判了这一阶段党的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尤其是王明的错误路线,肯定了毛的正确领导。第二份历史决议则对1949年中共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文革和毛泽东做出了再评价。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并对毛的晚年错误进行了批评。

从前两份历史决议看,当时主导决议起草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是真正想从党内路线斗争和重大历史问题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因此,决议的基调落在批评。第一份历史决议重点批判的对象是王明,决议花了大篇幅批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给中共造成的灭顶之灾;第二份历史决议批判的对象是毛泽东,尽管决议对毛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做了切割,也用“三七开”肯定了毛对中共的主要贡献,但毕竟指毛犯了“三分”错误,毛所发动的文革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他关于文革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中共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批评毛对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自毛成为神后,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批判他,可以讲,决议对毛的批判达到了当时的政治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

毛版历史决议和邓版历史决议的批判基调当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他们个人建立权威的需要。习近平现在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今天中共面临的形势和要实现的历史任务同邓尤其是毛时期截然不同,但并不表明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共就没有发生路线斗争,在治国理政上就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失误,尽管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宣称不再用路线斗争来描述党内的权力和思想斗争,否则,如何解释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两位总书记的下台,如何评价差点让中共翻船的六四运动,以及1992年邓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其南巡谈话为什么会在中国扭正改革方向,又如何来看待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实验,薄的最后落马,真的是单纯的权力之争还是背后有着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尽管上述问题在不同阶段都有定性,但作为总结百年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决议,不能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

退一步,即使像一些评论者指出的目前中共并无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但既然第三份历史决议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百年,那么前两份历史决议所针对的中共历次路线斗争,就理应在新的历史决议中得到反映和再评,虽然预判习版历史决议不会改变毛版历史决议对王明的结论和邓版历史决议对文革的定性及对毛的结论,但若历史写法不同,对同一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侧重点显然也就不一样。尤其对毛,由于习版历史决议的着眼点在于总结百年成就,很可能就会从邓版历史决议的“三七开”评价退到“二八开”甚至“一九开”,即二分错误八分贡献或者一分错误九分贡献,文革所犯的系统性和全局性的错误,也有可能在所谓打通两个三十年的调和下,把它说成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虽然很严重。

故而,历史叙述的基调不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也就有别。假如不出意外,习在处理过去中共的历次路线斗争和重大历史问题时,会捡起邓曾经强调的对历史宜粗不宜细的态度。若如此,就需要追问,习为什么要在新的历史决议中采取多报喜少报忧或者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叙述?这个问题其实也可置换成,习为什么要在此时做这样一份历史决议?

中共最近两次政治局会议给我们提供了答案。9月的政治局会议将此归结于“四个需要”,即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10月的政治局会议则指中共一百年来践行初心使命,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以毛邓江胡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十八大后,习近平又团结带领全党和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由此可见,习做这个历史决议要达到的目的,或者出发点,是从中共百年史的角度,总结中共何以能够成功,以及弄明白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为中共的下个百年统治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理论指导。鉴于中国当下面临的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以及在这一环境下导致的党内和社会的思想和人心的混乱,通过对中共百年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和经验,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后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总结与阐释,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激发全党的斗志,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更好地应对内外挑战,为新时代确立历史任务和前进方向。

所以人们看到,第三份历史决议将把百年中共史分成四阶段来叙述,分别是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阶段,以及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新时代阶段。历史决议将按照这个定性来阐释四个阶段的重大成就,而习近平的新时代,无疑是其中的重点,会在历史决议中大书特书。

这种表扬与自我表扬式的对历史的阐述,外界将很难看到有对中共历史的真正反思。所谓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不过是在对中共百年的重大成就叙述中抽象出一些老生常谈的“历史规律”,诸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央权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共同富裕之类,可以断言,它不会有什么新内容或新说法,更不会有对历史评价的新突破。就对中共历史经验总结的深入来说,习版历史决议不但难比得上邓版历史决议,甚至也可能比不上毛版历史决议。说穿了,它不过是以历史决议的名义,对中共五代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的歌功颂德而已。这样的历史决议,将难以起到凝聚党心和民心,统一思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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