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是独裁的问题，而不是谁独裁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文化土壤的问题，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土壤，才产生诸多的独裁者，才有世世代代百姓为奴的历史经历。
中国文化的土壤培育了独裁的制度，即便上面不是慈禧、也是毛贼，现在是习病毒。如果不能根除邪恶文化土壤，还会持续地产生更多的独裁者。
也你会问，中国的邪恶文化土壤到底是什么？
简单地说，就是儒教文化。孔儒的礼仪道德就是为君王服务的，而不是为百姓服务的。有的学者总结中国的统治术是外儒内法。表面上谦谦君子的样式，内里确实商君书的法家愚民御民奴民之术。当然，法家属于统治术，普通百姓对此缺乏知情权。但是，儒家思想却广泛地被中国人接受，这种接受是深入骨髓的，即便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儒家文化的毒害，如果想要立刻清除，也是十分困难的时期。所以，有很多人从墙内逃出来后，首先是自我启蒙的问题，然后才是脱支的问题。何况还有很多中国人在海外数十年，竟然对此混沌无知，这样的奇葩并不是少数。
所以，无论是墙内墙外，华人的首要问题主要是要认识到原来的儒家文化土壤的毒害问题；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土壤，才会产生诸多的独裁者，才有世世代代百姓为奴的经历。是中国独特的儒家文化土壤培育了独裁的制度。即便不是慈禧、也是毛贼，现在是习病毒。如果不能根除邪恶文化土壤，还会产生更多的独裁者。中共当然知道浸淫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毛泽东对资政通鉴反复把玩的目的还是要看透国人的迂腐儒性，才可以达到驾驭屁民的境界。才会让你主动维护毛的权威，才会让你找出千万条理由拆毁孔家店，也同样让你找出上千个理由来粉饰儒家文化的伟大。儒家文化害不仅仅培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人格，也培育了相对应的狂狷人格。在一个作奴才也感到傲慢的国度里面，当然世界上再好的文化和文明都很难进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义和团过去了二个甲子的时间了，现在仍旧是遍地的义和团民。
当年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一心专营的是如何教导弟子们作伪君子和做官僚。做官僚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让百姓生活过上自由民主的生活，而是教导百姓如何做好奴才，服务君王，甚至为君王设置了各种宏大排场的礼仪，使得君王感到无限的虚荣心的膨胀。一个处处为君王设身处地思想的奴才文化就此诞生。也使得二千多年来，中国人活在追求权力和金钱的恶性循环之中。依靠权力的施舍过生活的民族有什么希望呢？从某种程度上讲，儒家文化对中国的伤害是巨大的。而对于某些依靠权谋和暴力获得家国的皇帝来讲，可能认为是令各阶层羡慕的。当那片土地的人们被这种看得见的权势和因为权势而获得所谓利益和物质上的丰富的生活的时候，当然就弃绝了对于其它的形而上的人生真理的追求。比如宗教等形而上的意义上的追求。
所以，我们观察到的中国文化不过是为帝王所修的24史。当然，为帝王写的历史大多是虚假的伪历史。自从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的历代史家，不过是小心谨慎地苟活而已，为了粉饰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的历史当然有很多的不可信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了24史的中国，才是更需要历史研究的。如果不进行历史研究，即便是当代历史，也都是造假的历史。当然，按照儒家的史学观念，为皇上服务的历史，当然就是讨的是皇上的欢心，屁民与历史有什么相干？
孔儒的礼仪道德就是为君王服务的，而不是为百姓服务的。儒家害了中国二千年，身在儒粪中的儒蛆当然很难知道这个事实。因为，有了这些儒家史官的虚假历史观念，对比儒蛆自小所接受的所谓的无神论辩证史观，洗脑者和被洗脑者达成的默契，经历了二千多年，现在达到了惊人的默契。
笔者自上小学的时候，在四年级到五年级，新增加了一门功课：历史。然后到了中学，也要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教材前后矛盾的内容常常出现，比如，中共全面抗战政策并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到初中高中时期，就在教科书的附录部分出现了国军将士浴血抗战的五大会战。今天我们知道，谎言教材为维护其统治服务。比如，小学时期的历史课本从周朝的牧野之战国人暴动陈胜吴广起义到对义和团太平天国运动的歌颂赞美，今天回顾一下，义和团屠杀传道士和基督徒二万多人，清政府同时向11个国家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应战这段历史，难道不是群氓敌对现代文明的丑剧吗？但是，在我小时候的历史教材中却成为可歌可泣的爱国运动。历史成为一个颠倒黑白的工具。自由主义学者胡适的一句话：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可见如果历史学科存在的价值不是寻找真理，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所学习的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意识形态之下的所谓历史知识，甚至是语文知识、数学知识（如文革时期的数学教材）等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成长的中国人距离现代历史意义上的文明人是否越来越远？现实正是如此，古代有长城封锁人民，今天有防火墙的长城封锁墙里的大脑意识。墙里的族群当然就远离了现代文明，远离的真理。活在罪恶和邪恶中而不自知。其未来的结局如何呢？
关于落后民族的结局如何？在地球历史上是可以寻找到参照物的。从近的来讲，顽固不化的印第安人仍旧被安置在北美的特定区域里面，从古代来讲，有索多玛百姓因为罪恶太多而遭到天火焚城的天谴，还有意大利庞贝城，因为罪恶滔天被维苏威火山灰完全覆盖的悲剧。中国人如果不能从抛弃邪恶的文化，不久即将来临的天谴，可能比天火和火山遭到的报应会更甚。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最近笔者读了一本书，竟然是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基督教会史》，布鲁斯·雪莱著；刘平翻译。从阅读该书的一个体会就是：教会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上帝，祂一直参与在人的历史当中。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体现了人神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在中国，我们只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翻云覆雨，这样一个缺乏敬畏缺乏与神沟通的族类当然是要被神咒诅的族类。
那么，现在，我心里所存的一个疑问就是：上帝是否也参与在中国人的历史当中？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上帝也试图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但是，中国人需要的是义和团民，而不是上帝所派的仆人。上帝的仆人在中国的结局都很惨，就如那些代表着先进标志的电线杆之类的，统统是义和团民仇视的所在。
有时候，我也在想，其实不仅仅是大部分中国人有义和团民的情结，二千年前的犹太人不也是如此么？当上帝派遣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有33年做人的经历，最后还是被祂的选民亲自送上了十字架么？如果耶稣降生在中国，应该结局会更惨。当年的效忠皇帝的袁崇焕不是被皇帝和大明百姓千刀万剐了吗？而且很多百姓有“啖人肉”的习俗。犹太人杀死自己的救世主，中国百姓不仅仅拒绝救世主，而且还会以邻为壑，时刻想到的是品尝一下对手身上的肉味。
也就是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喜好，杀害先知的传统。犹太人杀害的是上帝，因为人类因为自身的罪性，时刻所想的是要躲避上帝的面。中国文化因为被权力和金钱的扭曲，完完全全的实用主义，导致的就是更加堕落的垃圾文化。共产文化之所以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落脚，就是对儒家堕落文化的邪恶性的全面肯定。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走出来邪恶文化的辖制呢？走向重生呢？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是否可以认识到：由于人类的有限性和人生短促，知识上浅薄，常常导致人类自身的狭隘与偏执（比如设置防火墙）。如何放弃自身的偏执，放下自己的所谓“身段”，开放自己的胸襟，广纳真正的先进的民主自由文明的果实，寻找导致自由和民主果实的源头，拥有一个上帝的视角观看人类历史，才是目前最为需要的。
（作者逸风，流亡诗人、作家。目前为滞泰国际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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