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俗话,故土难离,漂洋过海,人在异乡,枕头边上却有一包故乡的泥土。这与西方传教士却是天渊之别,他们自喻为地上的客旅,一生不过是奔赴天家的旅程,正如一首歌所唱的:马车从天上来,带我回到我的家乡……


丹麦传教士柏卫(Conrad S. Bolwig 1866-1951)和夫人米娜(Minna Hass 1867—1960),摄于1937年。(图片源自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

圣经里面记载着耶稣复活后对门徒的召唤: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从耶稣撒冷,直到万邦。

福音,是信耶稣得永生的好消息,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

19世纪,西方各国教会纷纷投入海外传教的大潮,被欧美史学界称为“基督教的时代”、“基督教世界,似乎是挡不住的潮流”。(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上帝来临》)

在这场汹涌的大潮中,丹麦人显示了虔诚的传教热诚和使命感。

1891年,丹麦路德教会(Church of Denmark 1821)在欧登塞(Odense)召开了一次海外传道会议。欧登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拥有众多的修道院和教堂,是丹麦神职人员的中心,童话之父安徒生的故乡。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全丹麦的基督徒代表做出了“到中国去”的决定, 认为那里是一个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也是开垦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由此,丹麦传教士拉开了走向中国的序幕,开始了安徒生童话的新篇章。

在“到中国去” 的志愿者中,有一位叫鲍尔维 康拉德 苏福斯(Conrad S. Bolwig),他的父亲老鲍尔维(Johan Conrad Bolwig)是丹麦路德教会的牧师。1885—1891年,小鲍尔维(Bolwig)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主修神学,毕业后,又去苏格兰爱丁堡利文斯通门诊部学医和汉语。

1893年夏天,小鲍尔维被按立(任命)牧师,成为Bolwig家族的第二代牧师。8月,他迎娶了相恋七年之久的米娜哈斯(Minna Hass)。米娜是一名教师,任教于哥本哈根的Miss Zahle 师范专科学校。她还通晓英语和德语,风琴和钢琴也弹得娴熟。之前她曾做过家庭教师,主要在日德兰半岛的一些大农场和一个教区教小孩子们。

9月,蜜月未尽,鲍尔维和米娜告别了亲人,开始了“远东冒险”之旅。这是当时的流行说法,因为,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多难之地。其实,冒险之旅,不仅是远东,“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许多传教士死于恶劣的食物、严酷的气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满敌意的土著的毒箭。”

11月,柏卫和米娜在海上漂泊了60余天后,抵达上海。接着,沿长江而上,来到了汉口。

这时,英国传教士的足迹已经遍布汉口,开展了教育和医疗服务工作,并且,以此为基地向大陆内地扩展,他们盛行的理念是:上帝在呼召,不要驻足基督之名已被传开的沿海城市,要深入内地,拓荒宣道,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柏卫夫妇与同胞谷志贤(Knudsen)牧师商定离开汉口,奔走内地。

1895年,柏卫和谷志贤由汉口乘船经烟台抵旅顺口,然后,换车至海城。一路上打听火神庙街,要拜访的教会就在这条街上。

在东北最先拉开传教帷幕的是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他们以营口为起点,拓荒于白山黑水之间。

营口,是英国传教士登陆的最早之地。

海城,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市,在街的中段出现一个分叉,也就是东西走向的火神庙街。在一幢竖立着十字架的屋子里,一个体态清癯的老者——英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马钦太(John Maclntyre),热情地接待了丹麦兄弟。

柏卫还是个孩子时,马老就来到了营口(1875),后来移地海城,在火神庙街建立教会,还办了一所三育小学。

在屋里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那上面铺了一张地图,马老一边指划着地图,一边介绍长老会传教区域的情况。最后,做出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划分,即将辽南沿海一带原英国长老会布道区让渡与丹麦路德会。

于是,柏卫和米娜一起跋山涉水,考察了旅大、金州、普兰店、庄河、大孤山、岫岩、凤城、安东。接着,又溯江北上宽甸、桓仁、扶余、长白等地。

根据柏卫对于辽南一带的考察报告,丹麦教会对于所分担的地区先后作了具体的差遣:

第一布道区 旅顺 外德劳(C. Waidt Loew)

第二布道区 大孤山 柏卫(1896)

第三布道区 岫岩 于承恩(Johannes Vyff)、吴乐信(Ole Olesen,1898)

第四布道区 凤城 李格非(Ligefei)、于承恩(1899)

第五布道区 安东 于承恩(1901)

第六布道区 宽甸 顏深义(Rev Emil Jensen, 1905)

1896年12月,柏卫夫妇和吴乐信夫妇一起来到了大孤山。

大孤山位于黄海北岸,是长白山老岭余脉的延伸,岩石奇峭,山峰突兀,翠黛盘空,气势宏伟,是辽东沿海唯一的秀峰。山上古木森森,幽幽青青,庙宇楼阁,木鱼声声。登山远眺黄海,烟波浩渺,横无际涯,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甲午海战。

孤山东头有一条大河,人称大洋河,在河口的右岸——山的南麓环绕着密密麻麻的青堂瓦舍,这就是孤山镇。早在乾隆年间,这里是辽东的水陆重镇。到了清末,又成了鸭绿江上游木材输出的商埠。南来北往,商贾云集。街市客栈酒肆,商号林立,娱乐消遣的去处有戏园子、烟馆,也有妓院,这大概就是码头带来的繁荣吧!然而,码头的兴也好,衰也罢,男人依然留着“猪尾巴”,女人依然裹着三寸金莲,岁月如水,街市依旧。

但是,自从镇里来了丹麦人之后,孤山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


吴乐信(1863年生),在丹麦海宁教会学校毕业后,携夫人(1863年生)一同来华,1896至1898年大孤山,1898至1923年在岫岩(1922年夫人逝世)。之后,吴乐信来到凤城至1927年。

在孤山人的眼里,惊奇的是出现了木头十字架。

“柏卫牧师于清末民初,在大孤山西街25号租赁瓦房三间,辟为福音堂。”(《东沟县基督教志》姜振芙)同时,作为西医诊所,也是柏卫夫妇在中国的家。这个家迥别于当地的是,外墙上有“福音堂”三个字,房顶上竖着一个木头十字架。更奇怪的是,他和妻子每日施医送药,分文不取。天下竟有这样的“善人”。他说的是汉语,但有些半生不熟的,而且,那语调令孤山人发笑。后来,他请了一位中国女教师做翻译。

对于丹麦人的药片、打针,老百姓从未见过,中国人信守的是祖宗之法,比如《本草纲目》记载,妇女不怀孕,就喝立春那天的雨水,“夫妇各饮一杯,还房有孕”。所以,对于“洋货”,未免心生疑惧。不是乡下人胆小,大清皇帝也不过如此。康熙患疟疾之时,先请的是神功和尚,屁用不顶,无奈决意服用法国传教士送来的金鸡纳霜,当时,有四位大臣甘愿当小白鼠,冒死一试,喝下去一夜无恙,然后,在太监和群臣的哭嚎声中,皇帝颤抖着喝了下去。大清皇帝尚且如此,何况芸芸众生呢?起初,西街小诊所几乎门可罗雀,后来,渐渐地声誉鹊起,“每天求医问诊者三、五十人,多者近百人”。天长日久,孤山人知道了那前额开阔,瘦高个儿的先生叫柏卫(鲍尔维),他的女人就像西洋画的美女,叫米娜。

柏卫除了忙碌于诊所、福音堂,还常去一个地方,在孤山的半山腰,古树遮蔽着几所寺庙,南来北往的商人进山朝拜,烧香礼佛。于是,寺庙周围出现了了一群提篮摆摊的卖香小贩,柏卫常在这堆人里讲耶稣的故事。1903年以前,有一个姓姜的小贩,感动于丹麦人的慈善,接受了柏卫的洗礼,成为孤山的第一个基督徒。后来,他把女儿姜宝珍送进丹麦人建立的崇正女校,成为该校最早的三个学生之一。高中毕业后,丹麦人送姜宝珍去丹麦留学,回孤山后,在崇正女校当副校长,兼任幼稚园长。(丹麦女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大孤山基督教会简介》)

由于,西街诊所“门庭若市”,柏卫夫妇有些难以招架,恰好,从旅顺辗转而来了一个丹麦女青年(1898),给柏卫增添了帮手。这位小姐叫艾伦·尼尔森(Marie Ellen Nielsen),汉语名聂乐信。她的专业是护士,同时,还有分娩的技能。由此,来小诊所看病的女人与日俱增了,应急出诊的事也频了,经常没有马车,只能脚踏两个轮子(脚踏车),柏卫和聂乐信的足迹遍布方圆几十里。

从此,孤山一带做礼拜的人也渐渐多起来,贫瘠的田地里长出了新绿。然而,庄稼还未长成,却刮起了一场“台风”。

1900年,山东发生了大饥荒。赤地千里、草木皆枯、饿殍遍地,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事情。面对饥荒的灾民,古老的传统的就是“以龙祈雨”。可是,龙没有降雨,于是,便要寻找替死鬼——

“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

“不用兵只用拳,要废鬼子不为难。挑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定江山。”

于是,义和团(义和拳)如同黄海之潮,很快波及了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

据载,安东元宝山、大东沟教堂重被焚毁,教民星散。“拳匪”六十餘人,驱逐传教士,焚烧教堂。随后,又杀向宽甸,将太平哨耶穌教堂烧毁。岫岩首先在县城兴起,城内有三四十人,举着扁担、铁锹,攻打火神庙胡同丹麦教会的福音堂,丹麦传教士“闻讯出逃”。同时,还有一股600多人,手持大刀、长矛,打着驱逐洋鬼子的旗帜,攻打岫岩西岔沟天主教堂和教徒房屋,劫掠金银制品及衣物、器皿,杀死中国教民4人。法国传教士和中国修士二人逃亡朝鲜。

京城传来消息,慈禧太后向十一个国家宣战,并且,招安义和拳进京,要凭着刀枪不入的神功“扶清灭洋”。一时间,西方宣教士和中国信徒,包括妇女和儿童惨遭屠戮,血流成河。

当时,在安东、岫岩、大孤山、凤城的丹麦传教士纷纷撤离,避难于亚瑟港(旅顺口)。柏卫和米娜的身边有两个幼小的儿子:四岁的阿格和不到两岁的努尔德,柏卫先让妻子带着孩子和聂乐信一起去了亚瑟港,而他一个人却留守孤山教会。驻守孤山的清兵统领林长青劝告柏卫撤离孤山,他俩之间还有一段交往:

在与倭寇的一场战斗中,林统领手下的一个士兵被子弹子射伤了喉咙。是柏卫挽救了这个士兵的生命。由此,统领与柏卫结下情义。所以,在“拳乱”之际,林统领派兵在孤山抵抗拳民的侵扰,保护丹麦人。

柏卫不肯离开孤山,林统领十分担心,一再说明形势险恶,难以预料——奉天(沈阳)方面多次来信说,“拳匪”要消灭所有的外国人,“北至开原,南至海城,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只剩下鞍山站(旧堡)。“大石桥至旅顺铁路亦有多处被毁”,拳匪拆毁沙俄修筑的铁路,同时焚烧英、法的教堂、医院,法国天主教盛京总堂的主教纪隆在抵抗中被拳匪杀害。(《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在林统领的敦促下,7月,由两个清兵护送柏卫离开了孤山。

柏卫坐在奔往旅顺的马车上,湿润的海风吹拂着他的脸庞,“回顾生碧色”,孤山,渐行渐远了。它是地壳断裂后遗留在地面的孤峰,山体陡峭挺拔,山脊状如高耸的驼峰,犹如一匹骆驼在仰望苍穹。柏卫喜欢这恢弘孤寂的群山,还有周围那美丽的自然景色。而且,此地的气候比较接近丹麦,冬天略寒,夏天略热。此外,小镇的人们也都十分的友善。


1900年,柏衛之子阿格和孤山小伙伴。(圖片系柏卫的孙子 尼尔斯•基尔特 柏卫Niels Geert Bolwig先生提供)

柏卫米娜带着两个孩子,和聂乐信一起辗转来到烟台,搭上了一艘丹麦客轮,饱受了海上的颠簸之后,终归家园。黯然神伤的是,当年为他们送行的父亲、母亲都已先后离世了。闲时看报纸说,中国的“拳匪”已经烟飞灰灭了。于是,柏卫夫妇准备返回孤山。但是,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国度,天灾人祸,如影随形,携带着两个幼儿去“传教”,犹如雪上加霜。柏卫夫妇原本三个儿子,都是生在孤山,只是头一个儿子两岁时不幸夭折,永远的埋在了异乡。思前想后,夫妇俩把两个儿子安顿在了一个朋友家里,便返程了。

这年春天(1903),聂乐信在孤山东街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起名基督教崇正女校,学生是她收养穷苦人家的三个女孩,其中有姜氏小贩的女儿姜宝珍。给这三个孩子上课的当然有柏卫夫妇了。女孩子可以上学了,男孩子也不能撂荒。因为,无论男女和贫富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上帝的恩典。于是,柏卫便着手筹建男校。这时,日俄战争爆发了,“刚开始有一二百个俄罗斯人占领了这个城镇(孤山)”。虽说兵力不多,却也闹得鸡犬不宁。

“1905年,春来河开时,日本军又从水路登岸。因此,让俄罗斯军队离开了这里,向北朝岫岩出发。”于是,大孤山又被日军占领了。

不管世界怎样动荡,终于,柏卫在孤山西街办起了男子小学,学校的名字基督教培英小学。校址就设在牧师府的院里,牧师府是柏卫建起的一座四合院,青砖灰瓦,木架结构,黄土围墙。后院是果园和菜园。前院也称上院是牧师府,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有三间,作为员工宿舍和厨房、库房。上下院中间筑有花墙,下院建房二十余间,学堂便设立于此。校长当然是柏卫了,教务主任是中国人王景安,男教师五人,音乐课由夫人米娜担任。同时,柏卫、米娜仍然兼任崇正女校的老师。培英小学初期只招男生,后来男女兼收,学制一至六年级,学生约二至三百人。

从此,孤山东有女校崇正,西有男校培英,西式小学的出现改变了孤山只有私塾的历史。而且,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是免费的。


柏卫和米娜,儿子克努德(左,1899年生于孤山)、阿格(右,1896年生于孤山),摄于1902年。

这年秋天,米娜生下了艾尔林(Erling Bolwig)。这是最小的儿子,从出生以来,便和父母住在大孤山,日渐长大,随乡入俗,会了一口土话,孤山人叫“海蛎子味儿”。

艾尔林从记事开始每天都是“开门见山”,还有照片上的两个哥哥,丹麦王国只在大人讲述的童话里。但是,他却跟爸妈说,在梦里已经回过丹麦了,火车、轮船,海边的“小人鱼”,哥哥拥抱着他……

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来了。

1910年,五岁的艾尔林跟着爸妈回丹麦休假,快乐的像一只冲出笼子,飞上云天的小鸟。

经过漫长旅途的劳顿,柏卫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夫妇两人悲喜交加,和寄托朋友家的两个孩子已经八年没有见面了,不仅长高了,模样也有了变化。哥仨一见面,欢喜得雀跃起来。可是,小弟说的“孤山汉语”,哥一句也听不懂,自然,哥的国语小弟也不知所云,但是,这并不影响快乐,拥抱是世上的无声语言。

通常,丹麦孩子要在一个月洗礼,十四岁坚信礼(Confirmation)。坚信礼那天,女孩子身穿白纱长裙,打扮的像新娘子似的,男孩子西服革履,帅气十足。然后,在教堂里举行仪式,唱赞美诗。结束后,家人还要聚餐庆祝。通过这个仪式,来表达对上帝的坚定信念。而阿格恰好14岁,于是,在教堂牧师为阿格举行了坚信礼。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艾尔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两个哥哥,跟着父母又踏上了漫长的旅途。回到孤山,六岁的艾尔林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数学和物理,跟着母亲学习英语、德语以及音乐。聂乐信讲授的是动植物学。后来,艾尔林又跟着父亲学习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这是研读圣经的功课,因为,圣经最早是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

1919年,由于战争的破坏,西伯利亚铁路瘫痪了,所以,回丹麦只能乘船穿越太平样和大西洋。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随父母回国,又能和哥哥在一起玩了,这是艾尔林莫大的快乐和幸福了,何况,分别已经八年了。而柏卫夫妇又是八年没见这两个孩子了。天各一方,骨肉分离,爱有多深,苦有多重,似乎已成了必需的功课。

此时,阿格在哥本哈根大学技术学院学习,克努德已经工作了,是一个书商的助理。

1920年夏天,柏卫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中国奉天(沈阳)医大的两个留学生,一个在维也纳学习Ophthalmology(眼科学),另一个在瓦埃勒研究Tuderculosis(肺结核),他们来丹麦留学,都是柏卫夫妇提供的帮助。

还在休假中,柏卫却先走了,因为,培英学校的一个老师回哈尔滨了,他着急回去给孩子们代课。为了让15岁的艾尔林入读丹麦高中,他留了下来。由此,艾尔林可以和哥哥尽情地玩乐,不再跟着父母颠沛流离了。

一切安顿就绪之后,米娜告别了三个儿子,登上了客轮,随着汽笛的一声长鸣,开始了她的孤独之旅。


身着满族服饰的米娜(右一)、阿格和聂乐信在孤山留影。

流泪播种的,必欢呼收割。

柏卫到孤山的第二年(1897),便成立了孤山基督教路德会。然而,仿佛小苗刚刚破土而出,就遭遇了一场倒春寒。在“大刀长矛”的扫荡下,苗枯叶黄了。但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丹麦人的施医、办学,救济穷人,让大孤山人感受到了上帝的怜悯,因为,这一切,都是白白得来的,不需要烧香磕头。虽然,上帝远在天边,但是,仿佛冬日的阳光让人有了温暖。所以,走向上帝,何乐而不为呢?

民国9年,即1920年秋,孤山教会成立了理事会,还设立了九个分会点,庄河、东沟一带的基督徒已达1311人(县教志),形成了以孤山为中心辐射四周的局面。拓荒宣教的结果,令人想起了两千年前,当耶稣出来传道时,谁曾料到,一个木匠的儿子和几个没什么文化的门徒,竟然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呢?

1921年,在孤山的街上,人们可以望见大孤山出现了一栋北欧风格的教堂,高耸的钟楼和十字架,圆拱形窗子,红色糅合橘黄色彩的墙体,在夕晖的抚摩下,给人一种祥和与安静的感觉。

这座教堂的建筑面积240余平方米,堂内铺设地板,五人坐席靠背长椅百余条,三排并列。圣坛铺着地毯,正中树立着十字架,一架风琴摆在台上。教堂的西院是牧师府和办公室(七间),四周有砖石围墙,东临教堂,西靠街道。院中栽种花草,清静幽雅。人们把这座教堂叫做“丹国楼”,钟楼内有一架大型欧式挂钟。

从此,孤山北关有丹国楼,西街有男人福音堂(1898年),东街有女人东教堂(1905年)。

每当黄昏或是清晨,孤山人都会听到那洪亮而悠扬的钟声,犹如一段乐曲,朴素而亲切;又如海潮汹涌,惊心动魄,在钟声的伴随下,大人带着孩子愉快地走进丹国楼。


参加中国传教士年度会议的丹麦人,右起柏卫、于承恩夫妇、邵若森(A.J.Soerensen)夫妇、米娜,摄于1931年。邵若森牧师曾工作在宽甸及安东,1949年回国。

1927年冬,西伯利亚之夜。

一列火车在冰雪覆盖的原野上缓缓行驶,所有的景色都被黑夜掩盖了,只有呼啸的北风席卷着茫茫大地。这是西伯利亚最冷的时节,车厢里的暖气似乎被风刮跑了,严寒中充满了凄凉和孤寂,令人想起这里是流放之地。

车窗下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她默默地看着结了冰霜的窗子,想起在赫勒鲁普公寓的夜晚,她弹着钢琴,克努德吹着长笛,深沉而凄婉……

此刻,最让她牵肠挂肚的是,在返程的前一天,克努德在柏林一家医院做了胃部手术,而且,一个月后还要二次手术。米娜连夜赶到柏林,含泪和儿子依依惜别……

这是米娜结束了丹麦假日,往返于中国的途中。这次回丹麦前,小儿艾尔林来信说,国内出现经济衰退,克努德失业了,生活陷于窘迫。同时,阿格和妻子准备移民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年前,在阿格与玛丽结婚时,米娜和柏卫在孤山忙于工作,也没能回去参加婚礼,至今也没见儿媳一面。想起这些,做母亲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这次休假,本应夫妇一起,“但他宁愿呆在中国,因为他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米娜只能独自一人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家了”。

黑夜无尽,孤身一人,只有身心均有所属,才能不被这黑暗和寂寞所吞噬。

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天空飘起了雪花。米娜又想起了十年前,五岁的艾尔林,跟着爸妈第一次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孩子就像一只小麻雀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火车在辽阔大地飞驰,车窗外的风光仿佛看不完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奔腾的野马,一片片的白桦树,古朴的小木屋,温柔碧绿的湖水,一平如镜……

当火车在一个站台停下来时,艾尔林看着车窗惊叫起来:“蝴蝶!蝴蝶!”果然,有一只蝴蝶,浑身泛着淡蓝色,翅膀边是雪一样的白色,微微地颤动着,像一片薄薄的树叶贴在玻璃上。

妈妈,西伯利亚这样寒冷,它怎么过冬啊?

冰雪会把它包裹起来的。

那样不会冻死吗?

不会的,孩子,冰雪消融的时候,它还会飞起来的。

啊!妈妈,那不是复活吗?

是的,复活,这就是西伯利亚蝴蝶啊!

……

1月30日,米娜回到了孤山。丹麦发来了电报,她在路上第四天,克努德(1899——1927)便永远地离开了她——这是失去的第二个孩子……


丹麦、中国传教士合影:前排丹麦卜斯温小姐(Pallesen,凤城女子圣经学校)、柏卫、米娜、陈乐实(Astrid Poulsen,崇正女校);后排中国传教士。

1933年夏,令柏卫夫妇喜出望外的是,小儿子艾尔林读完了神学专业,而且,即将成为牧师,这意味着柏卫家族第三代牧师的诞生。在基督徒的眼里,这是上帝的拣选和恩赐。于是,柏卫夫妇匆匆搭上由上海始发的德国客轮,经由意大利的热亚那,在6月18日抵达哥本哈根港,开始了愉快的休假。

在哥本哈根的金顶教堂(Frelsers Kirke)里,主教奥斯腾菲尔德(Aosifeierde)为艾尔林主持了按立牧师的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里,当主教的手按在艾尔林头上的那一刻,柏卫激动的热泪盈眶。

参加这一仪式的除了柏卫、米娜一家人,还有艾尔林的未婚妻安娜小姐。一年前,二人订下了婚约,结婚典礼的日子也迫在眉睫了。五年前,儿子阿格举行婚礼时,柏卫夫妇身在中国,留下了缺憾。这次,可以和孩子一起共享幸福时光了。

1934年,夏日,Tversted教堂响起了《婚礼进行曲》。

英俊的艾尔林西装笔挺,他挽着一袭白纱的安娜,在新娘哥哥奥斯瓦尔德牧师的主持下,进行了新婚典礼。联姻的两家在当地也算是“名门望族”,新娘的父亲克里斯滕曾任两地教区的主要官员,而且,还担任过丹麦西北海岸救生船队的队长。而柏卫家族三代牧师,新郎艾尔林时为日德兰半岛东部霍森斯(Klosterkirken)教堂的牧师。此外,金顶教堂主教的妻子凯伦是柏卫的表亲。如此的声誉和人脉,自然有许多的至爱亲朋前来祝贺。

教堂里人头攒动,但是,亲朋好友没有看到柏卫的身影,只有夫人米娜。原来,柏卫先生又提前回去了。他为何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呢?

原来,30年代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失业浪潮像野马似的一路狂奔。经济的衰退,使海外传教事业受挫,特别是中国这样积弱积贫、陷入战争的国家,没有海外信徒的捐助,教会是难以生存的。所以,柏卫利用这次休假开展了募捐活动。一天到晚四处奔波,举行报告会,讲述日本侵占东北所带来的经济凋敝,尤其是大孤山教会“等米下锅”的困境。终于,募捐到了一笔钱,四月便急不可待地赶回中国。

八月,米娜由汉堡乘船,又一次开始了她的孤独之旅。


艾尔林在丹麦高中毕业后,到孤山探望父母,摄于1924—1925年。

1937年8月31日,深夜,孤山街上的狗狂吠起来,被惊醒的人,隔着门缝窥望,山上灯笼火把,人影幢幢。天一亮,一个惊人的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刮遍了孤山——

“柏卫被土匪绑票了!”——几个土匪冒充日本警察绑走了柏卫。

柏卫已是古稀之年,掉到土匪手里不死也要扒层皮的。再说,土匪杀人不眨眼,勒索不到钱财会“撕票”的。

西方传教士自从进入中国后,就成了土匪眼中的猎物,绑架洋人叫做绑“洋票”。土匪以为洋人都是富豪,可以狮子大开口,要钱、要枪、要金表、要烟土,等等。同时,还可以要挟当局收编招安。

史料记载,孤山一带土匪计有千人,多达20几股。(《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编)

“1933年4月的一天,当时正在大孤山行医的艾伦·尼尔森医生被人叫去出诊,当他一走出医院大门时,就被两名土匪绑架,劫持到山中土匪的老巢,在那里被扣押了半年,直到土匪得到了赎金才将他释放。”(吴坤美著《三育中学》)

同年春季,岫岩西山丹麦基督教医院的宁乃胜(Ning is victory)遭到土匪绑架,以至拘禁了196天(1933年4月11日—10月25日)。


1937年10月,被解救后的柏卫

官府获悉柏卫被绑架后,军警便开始了通缉追拿。但是,土匪多如牛毛,又凭着山高林密,东躲西藏,官兵往往被牵着鼻子走。所以,几经周旋,在柏卫被绑架的第46天,日本人交与土匪赎金两万元中国货币后,方在岫岩野外的一个窝棚里找到了柏卫(1937年10 月16日)。

柏卫在“在被羁押期间,他很高兴有机会向劫匪们宣扬福音”。

一个土匪将一把大刀架在柏卫的脖子上——

老子今天杀了你。

上帝早已对我承诺,任何凶器等于随风而去。

我不信这把大刀杀不死你。

耶稣说,动刀者必死于刀下。你可以杀我的身体,但杀不了我的灵魂……

由于年老体衰,经受了四十几天的折磨,已是憔悴不堪。于是,他被送进了岫岩西山医院,由丹麦医生倪乐圣(Marie Nielsen)小姐经治了几日,在一个礼拜天,柏卫和米娜坐着一辆军车回到了大孤山。大家捧着鲜花聚集在路口,柏卫夫妇下车后,一直步入教堂,他走上圣坛,带领大家一起祈祷:感谢主,人虽身陷匪巢,但却在上帝的手中。

有人好奇地问,土匪杀人不眨眼,难道你不害怕吗?柏卫说,人在遭遇患难时,如果胆怯,力量就微小了,也就陷在魔鬼的网里了。所以,我心里不停地祷告,使自己平静下来,祈求上帝把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

夕阳西下,孤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低沉而洪亮的钟声,在空中震荡、回旋……


1946年回国前夕,柏卫夫妇(正中)在大孤山教堂门前与教徒合影,锦旗上写着“是我良牧” 。

十 一

“1945年8月15日二战结束,日军撤离中国,不久之后八路军接管大孤山。大约从11月12日开始有30名士兵驻扎在传教站的院子里,因此也不可能再继续原来的教会小学。”

但是柏卫仍然骑着单车下乡传教,一天不幸摔折了腿,治疗了月余之后,他拄起了拐杖,但还是闲不住,一直到内战爆发,“柏卫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不再允许他走访所有的小山村和小的传教站。战期不允许在教堂或学校进行传教。”

1946年5月,柏卫和米娜踏上了回乡之路。


柏卫夫妇等几名丹麦传教士在离别中国之前(1946年)。

从孤山上路,坐马车来到了安东。安奉铁路(安东至沈阳)原本是复线的,但被苏军作为战利品拆走了一条,只剩下单线了。加之,内战烽火蔓延,火车时常停运,何时能赶上火车成了羁旅之愁,柏卫夫妇只好在一家旅馆住了下来。

安东火车站是日本人的建筑,一座两层的木头房子,安东人叫票房子。从票房子出来,过马路西是日本宾馆,一年前这里住着“老毛子”——苏军卫戍司令部。此时,苏军已经撤走了。

这家旅馆不大,却可以眺望湛绿的江水。柏卫曾和同胞曾经一起顺着这条江,北上考察。五十余年了,恍如昨日,时如流水,春去秋来,漂泊已经到了最后一站。

五年前(1941年10月),小儿艾尔林来信说,不但有了第三个儿子莫根斯(Mogens Conrad),又生了一个小女儿(1946年3月)。孩子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带给大人的喜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享受,然而,应该孙儿绕膝的两位老人却一直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

等了三个月的时间,也没能挤上火车。最后,搭乘了一辆去往沈阳的汽车。可是,跑了一段路便抛锚了。因为,炮弹炸坏了公路,只能坐马车了。一路上餐风露宿,好不容易赶到了沈阳。又等了十几天后,搭上了飞往北平的客机。算起来,走了100多天,总算走出了狼烟之地。

北平,1946年9月16日,夜晚,米娜燃起了生日蜡烛,轻声唱起了生日快乐,祝贺柏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生日——八十华诞。

从北平乘飞机来到了上海——五十年前远东之旅的第一站,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仿佛一出跌宕起伏的戏剧。在上海机场迎候这些海外赤子的是,丹麦和挪威的传教团体租下的“安斯家”号专机,同机的传教士有15位丹麦人和21位挪威人。

飞机在蓝天上飞翔,柏卫从舷窗凝视着苍茫的大陆,心潮如狂风扫过海面,激荡不已:这是一个烽火不息的国家,连绵不断的血腥和混乱,漫无边际的贫穷和愚昧,鸽子啊,何时才能为这个不幸的民族衔来一枚橄榄绿叶……

1946年10月5日,哥本哈根机场:胡须花白的柏卫,米娜依偎着儿子艾尔林,他和父亲一样的魁梧,脸上洋溢着重逢的愉悦。

5岁的莫斯根,两只眼睛露出惊奇的目光,这是柏卫夫妇的最小的孙子。

在他们的身后有一架白色飞机停降在那里,那就是“安斯家”。

这是柏卫米娜结束了五十余年的动荡生活,回到了家乡的历史定格。


1946年10月5日,柏卫和米娜抵达哥本哈根机场。前去迎接的儿子艾尔林(右)和5岁的孙子莫斯根以及日德兰教区牧师。(图片系小柏卫先生提供)

附记:本篇纪事感谢:丹麦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女士提供了有关资料,特别是历史文献《 在安东大孤山的柏卫和米娜 1896-1946》的作者——主人公的孙子小柏卫Niels Geert Bolwig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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