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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春夏之交,我在广院读研,来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实习。这一天是我和一个资深编辑值班。我们的工作就是根据当前宣传重点,从大量新闻片中选编一盘三十分钟的播出带。在选片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条报道,里面竟有久违的胡耀邦的镜头。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新闻得上。镜头里拍摄的是胡耀邦选举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的投票过程。只见他趋步上前,将手中的选票郑重举起,认真地投入票箱。整个过程只有几秒,可那是久违之后的几秒,是能给千万人以安尉的几秒。镜头中的胡耀邦步履从容,神情坦然,但略显疲惫。看着他的神情,想起他的遭遇,令人气愤,令人心酸。

我开始往上编。一个不当班的编辑看见了说,编了也没用,很难通过审查。那个时候随着胡的下台,媒体受到严控,名字不许提,图像不能出。好几个月,人们见不到他老人家忧国忧民的身影。可人民爱戴耀邦,人民想念耀邦。他虽从高处突然坠下,却并没有摔伤。因为,人民高举起如林的手臂,将耀邦轻轻地托住,放进他们的心底,细心地加以呵护。得民心若此,历史上可有几人?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他多少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哪天着了魔,晴天里来一个霹雳,爆一声,耀邦的中国。果然,那一年耀邦逝世,火山终于爆发。

那个时候面对高压,胆小的避之不及,怕事儿的绕道千里,我很在意跟我一起的资深编辑,毕竟人家有家有口,不像我无牵无挂。可这位老兄,看完我的片子,提了点建议,对胡那条,好像视而不见。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我怕万一出事,给他带来风险,就在送审签名时,先签一个我的,再代签了一个他的,以防万一出事,我把责任揽过来。

可最后我发现,我的伪签名不知何时被划去,他堂堂正正签上他本人的。什么意思,我不怕,人家也不怕。我爱耀邦,人家不比我差。联播组,新闻部顺利过关。下一步,也是最难的一关。是通过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央视领导的审查这一关。

新闻联播的播出程序是这样的。白天由新闻联播组编选素材,编写串联词,然后和播音员图像合成,晚上五点由部、台领导审查批准,六点半准时送机房,七点整播出。那天审片的,是广电部长艾知生,一个副部长,央视副台长杨伟光,央视总编室主任,新闻中心主任,资深编辑老兄,本人。

官当到部长这一级,水平就是高。往好听了说对中央精神领会和执行得好,往白了说是随时随地想到自己的乌纱帽。当胡耀邦的镜头刚播完,停,艾部长发话了。他转回身问,中央对于胡耀邦能否出镜,有没有新的指示,这个东西是谁拍的?

我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也必然出现。事关重大而带敏感性的新闻想从这些官精眼皮底下溜过去,难。伟光,你看呢?这里这个伟光不是问我,艾部长不认识我,顶多有点儿眼熟,因为我已不是第一次参加审片。这个伟光,是问杨伟光。虽然没问我,但我却必须说话了,因为稍有不慎,出镜的事就会夭折。

那个整个下午,我其实都在琢磨各种可能及其应对。我装傻充楞地出来答话,“这是时政组拍的片儿,以前他们不拍,现在突然送来,可能是中央领导的意思。”我这样回答。我在大机关呆过,知道这些官员的心理,极为敏感多疑。素材的确是时政组记者拍摄的。时政组是央视设在中南海的报道组,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班子的报道。我此时的策略是诱导和吓唬。

杨伟光不动声色的看了我一眼,便不再说话。这个杨伟光,也是咱们校友,1961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在广电系统德高望重,业务精通,思想开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都是他力主推出的好节目。耀邦下台那天,本不是播音员张宏民值班。但他放着值班播音员不用,指定让穿着中山装的张宏民上。胡耀邦倡导改革,提倡穿西装,刚一下台,播音员马上换上中山装,外电马上评论,中国开始倒退,连服装都换了。

杨是我导师的至交,我来新闻联播实习,我的导师托他管教。后来他是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我感觉我的吓唬战术似乎奏效。因为在当时,胡耀邦虽下了台,但由于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享有崇高威望,各界反弹十分强烈,不排除中央领导适当为胡耀邦恢复名誉的可能。

艾知生在犹豫,要在往常,可能早就一句话毙掉了事。而现在我估计他心里在骂,编什么新闻不行,怎么非给我弄出胡耀邦这么个难题呢。“我看请示一下中宣部,再找那个记者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不愧多年为官,经验十分老道,说话做事滴水不漏。一丝责任都不想多负。这个电话按规矩也不该我打。可我又抢先一步,因为我怕别人没我有心机。反正是当着大家的面打,好像谁打都行。审片室有红机子,直通要害部门。“广电部请示中宣部,最近新闻片中能不能出现胡耀邦的镜头,如不能,请指示。”

接电话的是值班秘书,他说,会向领导汇报。我有意淡化了时间的紧迫性,那时已经五点半,离送进机房只有一个钟头。“如不能,请指示。”那要是没指示呢?那我就会理解成“能”。

于是开始等。时间过得真慢,分分秒秒急煞人。这时我说,艾部长,请您先审查一下备用带。如果中宣部说不能出胡耀邦的镜头,我们就上这盘,里面没有胡耀邦的镜头。还有备用带,你们工作很细致嘛。我们得到了夸奖。我当时最希望的,是把这些头头脑脑的支走,以免他们碍事儿。于是我说,请各位领导回办公室休息,一有中宣部指示,我马上报告,坚决按中宣部的指示办。于是各位离开。

中宣部如果真有指示,还是得按他的办。可要是没指示呢,那可就得按我的办了。我盯着红机子,像盯着定时炸弹。时间好难熬啊,我进行着各种猜想。我猜想中宣部来电放行,这种可能性小之又小。我猜想中宣部来电禁止,那我又该怎么办。是铤而走险,一意孤行,还是委曲求全,前功尽弃?

我想得最多的,是我的设计奏效。中宣部的领导也轻易不敢作主,又请示书记处,书记处书记又在开会。请示来请示去,时间可就不多。差一刻六点半,艾部长和杨台长都打来电话问情况,我答还在等指示。艾部长有点犹豫,“我看用备带吧。这事必须特别谨慎。”

我必须稳住他。我说既然我们已经请示过了中宣部,有什么事责任在他们。胡耀邦出镜不能排除是中央领导的意思。艾部长,我再给中宣部打个电话催一下。电话我打,但我不催。在一旁的资深编辑事后对我说,他看着我跟领导对话觉得特兴奋。一是我一个实习生,一点儿不拿自己当外人;二是一点儿不嫌自己官儿小。

其实,刚认识不久,他不知道我是牢里放出来的(转载者注:作者1976年因参加四五运动,坐过“四人帮”的监狱)。不知道我的正义感有多强,胆子有多大。时间一点点接近六点半,我觉得豁出去而且能成功的时候就要到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局势开始掌控在我的手里,我的胆子也同时开始膨胀。

六点二十五分,提前五分钟,我一声令下:送带。一个实习生,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肩负人民的期望,严然成了最高指挥官。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为了担风险。我把备用带收好,随时准备失踪。播出带一但送入机房,再想撤换就很难了。因为技术上还有很多复杂程序要作。何况还有一环扣一环的串联词都得重写。即使有备用带,都得乱成一锅粥,没有备用带,这大事故就出定了。

宣传无小事,出了事故部长可能就要丢官。这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良知和正义感,你那个破官不当也罢。也不光他,这事弄得不好,我也会闯个大祸。挨批,不怕,受处分,不怕,开除学籍,也不怕。当缩头乌龟,不行,知难而退,不行,好不容易逮着的机会,不让我替人民出一口胸中的恶气,表达对耀邦的爱戴,绝对不行。电话铃声又起,去你的吧,轻轻地我走了,分手时道一声珍重。

我很敬佩和我一起的这位仁兄,他未必不知道个中利害,可自始至终,一句阻拦的话都没有,一点儿害怕的神情未露,目光里多是鼓励,多是欣赏,甚至还有几分幸灾乐祸。看热闹的虽说不怕把篓子捅大喽,可他也算主角啊。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

七点整,新闻联播开始播出,我知道,我们赢了,全国爱戴耀邦的百姓,赢了!我快步走进办公室,刚好看到耀邦的镜头,这个镜头,我今天看了不知多少遍,可此刻,泪水依然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分明听见,其他办公室传来的掌声和欢呼声。

第二天,时政组那个拍片的记者找来了。他问,这个片子播出,你有什么背景,我摇摇头,轮到我用同样的问题问他,他也摇摇头。于是我们互相击打,紧紧拥抱。

两个素不相识的大胆好人,一个想方设法地拍,一个千方百计地用。我们知道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也许有许多人,包括热爱胡耀邦的各级领导在暗中相助。在耀邦的旗帜下,人们息息相通,血脉相连。

播出后不久,就有电话打进来,那晚,央视的总机被打爆。观众说,看见了胡耀邦,才觉得这个党还有希望;看见了胡耀邦,才相信三中全会的精神没有变;看见了胡耀邦,才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依然在。

值班编辑跟我说,还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刚说了一个“胡……”,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哇哇地哭。听了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也陪着哭。

央视一带头,各地电视台立刻跟进,人们眼前的阴霾逐渐消散。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干部群众热爱耀邦,是因为耀邦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挂心上。青年学生热爱耀邦,是因为耀邦从不骂他们是狗崽子,还鼓励他们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是不是好人好党员,以对耀邦的感情划线。谁热爱耀邦,我们就敬重谁;谁跟耀邦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谁反对耀邦,我们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知道,在耀邦遭到陷害的时候,有一位老人拍案而起,替耀邦仗义执言。这个人,叫习仲勋。习老虽身居高位,却一生坎坷。然浩然正气,铮铮铁骨,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又一位顶天立地,义薄云天的盖世英雄,将永远受到人民的热爱与敬重。

文章来源:公众号“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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