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香槟丛刊》新媒体版 2024年2月16日

1949年之后,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人,是孤独又可耻的,连媒人都会这样跟女方家里说:“这小伙子的单位好啊,大国营的,铁饭碗,他一家人都是在组织的。”

1984年,终于有那么一大批人,遽然间就把单位、组织抛弃了。所以,我的台历上,才会有那么多各色人等,在本该规规矩矩上班的时间里自由自在来来往往。

前不久,画家尚扬的一帮年轻友人,要我为他的八十大寿纪念册写点东西,我就是从一次大聚会写起的。

和尚扬相识已近四十年了,为写这篇文章,我想回溯一下我们当年最初相逢的缘起,找点原始佐证。人在欧洲,资料大多在武汉家中,只在电脑上找到一段录音——1985年正月初五,一大帮朋友携妻将雏,来我家聚会,当年这一天的台历上也写下的数十个字:“从十点钟起,陆续来三十余人:张志扬、唐小禾、尚扬、易中天等夫妇及孩子。中午只好吃‘鸡尾酒会’式午餐。站着,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瓜子壳及苹果皮。”

台历上的来宾省略了一多半,现在能从录音中听出来的,应该还有曾卓、邓晓芒、周翼南、皮道坚、萌萌和她的先生肖帆。许多年来,这类聚会大都是萌萌张罗,肖帆买单——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肖帆在老校长刘道玉的鼓励下毅然下海了,边学习边经商,挣的钱,很大一部分供萌萌为青春友情挥霍。

当时我刚买了一只烟盒大小的索尼袖珍录音机,便随意拿它录了一盘,正反两面共一个小时。没想到那一次随性的试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这段近四十年前的录音大多听不太清楚了,人多口杂,又说又唱又笑又闹,有时还是一帮人同声喧哗,想分辨出谁说了什么话谁唱了什么歌实在不易,但有一个人,不论他是说是唱都能听得清楚,因为此时大家都会立马止声,聆听他一人的独角戏——这就是尚扬。他用黄陂话孝感话普通话南下干部的山东话河南话中央首长的各自方言……讲各种各样的段子,用地道的地方腔调唱鄂西北民歌或刚刚从那里学回来的陕北民歌山西民歌……每每都赢得哄堂大笑或阵阵喝彩。连后来成为央视名嘴兼黄段子高手的易中天,此刻的戏份也不多了。

八十年代,中国开始了一段不期而至的惊蛰期,花草甦生,林木争秀,花鸟虫鱼龙蛇虎豹都出来了。在社会交往上,人们同声相近同气相求的本能,冲决了多少年来以单位学校街坊邻里血亲姻亲一类人际关系场域的局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本原八竿子打不着一辈子也撞不到的朋友圈。

初五聚会这个圈子的源头,应该是在老诗人曾卓那里,1980年前后,我认识了这个诗的刑徒,爱的受难者。也很快就认识了他的女儿萌萌——她与我同龄同届,有许多相似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文革十年中,跌宕起伏历经磨难,承受过常人不可想象的重击,却依然活在自己单纯的遐思与妙曼的梦想之中,并以她独特的禀赋与感受力,在诗与美学上获取了独特的成就,并让自己在其中得到了永生。这一切,她去世之后浩如烟海的纪念文字可以作证。

从后面的台历记录来看,这样一个为哲思与诗情而活着的女性,当年也曾为这股经济改革的大潮弄得春心荡漾,好几处都记录着她和唐小禾的夫人、画家程犁一起策划创办服装公司事宜,这两个热爱服饰的女人,为找到了一个自己最爱的行当初试牛刀而兴奋不已。其他许多初露头角的学者作家编辑教师文化人,或蠢蠢欲动,或已经跃身入海并大有斩获,公司做得风生水起。

这个长江中游生活中庸且各方面都中不溜的三镇古城,此刻成为中国不可小觑的风水宝地了。邓家的大公子在这里开了著名的康华公司,胡家的大公子在这里行公务写文章参与各种官方或民间的活动,东西南北的各路神仙也都蜂拥而至……

这一年,有两份可以进入史册的刊物同时在这里诞生——《美术思潮》和《青年论坛》,我许多当年的师友或后来的同道都参与或推动了这两份刊物的横空出世。《青年论坛》创刊号的开卷雄文就是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现在侨居美国的胡平又放出关于自由的另一响炮声《论言论自由》——要知道,一年前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寒意未消。那部引发这场运动的电影《苦恋》依然在囚禁之中,它的作者白桦还带着无形的脚镣就开始为这家刊物撰稿了。

三十年后,也移居美国的友人高伐林回忆这份仅仅存活14期便兀然倒下的刊物时,曾这样说过:

“当年我也曾经为这本杂志付出过一些辛劳,也多少担了一点风险(记得有段小插曲,是接替胡锦涛担任共青团中央一把手的宋德福,1985年年底时查问:《青年论坛》的封二标出“鸣谢”,其中称得到团中央等等机构的支持,团中央是谁表态支持了?要查一查,如果没有人表态支持,该刊就是冒用团中央的名义!后来我就此做了口头说明,才不了了之),当然那就更不值一提了,明华心细,凡对《青年论坛》做过贡献的都一一写到,也不忘在此文中提了我一笔。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文中提及很多当年一起办刊者、文章的作者,后来沿着不同的方向、轨迹,今天已经有了迥然相异的坐标,感慨系之。谁能预料,其中竟有人拥有了多少百万、多少千万乃至多少亿身家,甚至有人成为毛泽东的外孙女婿,有人在党政权力机关升到高位掌管一方重镇,也有人长期默默耕耘,很长时间我都未得他们音讯,看李明华的文章才知道他们已经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巍然成家;也有人流亡海外(我知道的至少就有五六人之多),有时见面或者通信,他们与我也会一起怀念起《青年论坛》时期的青葱岁月。想起那时不为名不为利还担风险担责任的日子,都不由得感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出现过多么明朗、多么充满希望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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