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强调了创新和开放如何推动进步——为中美人工智能竞赛和增长的脆弱性提供了教训。
来源：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作者： 杨建利（Jianli Yang ）& 杰米·戴夫斯（ Jamie Daves）
翻译：Fred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 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恰逢其时。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创新、开放和“创造性破坏”如何维持长期增长——这一洞见直指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全球性竞争的本质。在人工智能重塑全球经济之际，获奖者的理论既提供了发展蓝图，也发出了警告：拥抱开放、排除干扰的社会能够繁荣发展，而遏制实验或自我孤立的社会则面临停滞的风险。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停滞是常态。莫基尔指出，只有当发明与科学理解相结合时——也就是当人们不仅了解某种事物的工作原理，还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时，持续增长才能开始。在其开创性著作《增长文化》中，莫基尔将这种转变追溯到欧洲的启蒙运动：一种对辩论、好奇心和异议持开放态度的文化。阿吉翁和豪伊特继承了约瑟夫·熊彼特的遗产，发展了现代内生增长理论。他们的创造性破坏模型解释了新技术如何不断取代旧技术——这是一种既带来繁荣也带来干扰的持续更新动力。这些经济学家共同将进步重新定义为一个创造与再造的永恒循环，而非平稳上升。
美国的市场驱动模式及其新出现的弱点
美国仍然是这一动态体系最贴近的体现。其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依托创业竞争、风险投资以及产学研合作蓬勃发展。OpenAI、Anthropic 和 NVIDIA 等公司正是创造性破坏的典范：每一个突破性的模型或芯片代代产品都使前一代产品或模型或芯片过时，从而推动技术前沿不断向前发展。这种自我维持的变革正是阿吉翁和豪伊特所说的内生增长，即通过市场激励和知识自由从内部产生的创新。
然而，创造性破坏是有代价的。每一波创新浪潮都会取代工人、导致企业破产，并引发社会抵制。阿吉翁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为了使创新在政治上保持可持续性，社会必须通过教育、流动性和社会保障来缓冲这种冲击，而不是通过保护主义。美国的挑战恰恰就在这里。美国的人工智能革命正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机构信任的侵蚀以及威胁长期研究和教育投资的两极分化的政治氛围中展开。
与此同时，美国长期以来标志性的开放优势正开始减弱。签证限制和地缘政治疑虑令外国科学家望而却步。监管碎片化和数据隐私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实验的进行。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的反垄断和内容审核之争，带来了不确定性，阻碍了长期创新。就连美国的文化开放性——莫基尔所说的实现自我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也因虚假信息和民粹主义的反弹而变得紧张。这些内部摩擦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包容性的革新，创造性破坏可能会转向内部，最终弄巧成拙。
中国国家主导的创新及其结构性局限
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式运作原则截然不同。政府精心策划大规模投资，指挥国有银行为阿里巴巴、DeepSeek、华为、百度和腾讯等“国家级龙头企业”提供资金，并在监控、制造和军事现代化领域战略性地部署人工智能。这种国家主导的动员可以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短期收益——中国在人脸识别、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监控出口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也存在内在的脆弱性。
在莫基尔和阿吉翁的视角下，中国的优势也暴露出其局限性。莫基尔强调，持续创新依赖于开放和探究的文化。一个审查学术交流或惩罚异见的社会，会破坏推动累积发现的“思想市场”。阿吉翁和豪伊特的模型则凸显了另一个弱点：当政治或官僚机构的优先事项是保护现有企业时，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性一面就会被削弱。没有失败的自由，创新就无法自我更新。正如阿吉翁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所警告的那样：“开放是增长的动力……任何阻碍开放的因素都会阻碍增长。”他的警告不仅适用于关税和贸易壁垒，也适用于言论、数据和竞争的限制。
因此，中国模式面临一个悖论。其协调能力赋予其短期速度，但其缺乏思想开放性可能会损害其长期适应性。其结果或许可以称之为“威权主义活力”——快速动员却缺乏持续的革新。创造性破坏不仅需要创造力，还需要破坏的意愿，而这正是中国政治结构所抑制的。
开放、贸易与全球创新体系
诺贝尔奖得主的真知灼见正值世界经济走向碎片化之际。特朗普政府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以及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表明保护主义已重新成为全球政治的核心特征。阿吉翁将这些趋势描述为笼罩全球经济的“乌云”。贸易和移民不仅仅是商业运作的机制，更是创新的动脉，传递着思想、技能和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推动内生增长。
莫基尔的历史分析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欧洲的工业腾飞依赖于跨国知识网络，而这些网络使工程师、发明家和科学家能够相互借鉴彼此的研究成果。将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分割成相互竞争的阵营——美国和中国的数字领域——可能会逆转这一历史性成就。世界可能面临的不是共享的全球创新前沿，而是一场速度更慢、重复且效率更低的技术进化。
然而，诺贝尔奖得主们并不主张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 阿吉翁最近关于“定向技术变革”的研究指出，创新必须导向公共产品，例如绿色技术和人工智能安全。其任务并非阻止创造性破坏，而是引导它。这需要智能监管——鼓励竞争、维护公平、并将市场激励与长期可持续性相结合的政策。
人工智能竞赛是现代创造性破坏
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创造性破坏的终极体现。模型架构的每一次飞跃都会淘汰旧系统，同时催生出从自动化医疗到自主物流等新兴产业。中美人工智能竞赛在地缘政治层面上放大了这一循环：双方的进步都会加速彼此的进步。如果在开放的框架内进行管理，这种竞争可以提高全球创新的速度。但如果它演变成保密、数据囤积以及由极端技术民族主义驱动的激烈技术战争，反而会减缓集体进步的步伐。莫基尔可能会将此视为向启蒙运动前停滞状态的倒退——恐惧和控制淹没了好奇心和交流。
美国的优势与开放的脆弱性
尽管存在缺陷，美国仍保留着根植于制度多元化的结构性优势。其研究型大学、透明的法律体系和自由探究的传统，构成了莫基尔所说的适应数字时代的“文化人共和国”。移民持续滋养着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政府、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互动，为创意的产生提供了独特的沃土。
但这种优势脆弱不堪。美国必须警惕阿吉翁所警告的，权力过度集中在主导科技平台可能导致的僵化。公平竞争政策、公平使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对独立研究的支持，对于保持创新的去中心化和活力至关重要。同时，通过解决不平等、算法偏见和气候影响等问题，确保社会合法性，对于维护公众对进步本身的信任也至关重要。
阿吉翁倡导的绿色创新也指向了下一个前沿领域。人工智能巨大的能源需求使可持续性不仅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更成为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美国应该引领清洁技术“创造性破坏”的新浪潮——用智能高效的系统取代碳密集型系统。获奖者认为，与环境责任相一致的创新是实现持续繁荣的最可靠途径。
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续增长
如果莫基尔、阿吉翁和豪伊特今天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他们传递的信息将非常明确：开放和公平并非奢侈品，而是创新的基石。关税、审查制度和垄断权力都会破坏促进增长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保持对思想、贸易和人才的开放态度；保护竞争的同时，降低其人力成本；并将创新导向广泛的社会效益。
美国凭借其多元化和自我修正的制度，更有能力遵循这些原则。中国的集权控制或许能带来快速发展，但如果缺乏思想自由，其增长动力就有可能枯竭。正如阿吉翁提醒世界的那样，开放是增长的关键；也正如莫基尔所说，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始于思想革命。
因此，2025年诺贝尔奖既值得庆贺，也值得警惕。它提醒我们，经济进步并非必然，而取决于勇气、好奇心和改变路径的自由。人工智能如同之前的蒸汽机，既可以将人类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可以使其陷入竞争和控制。最终结果将取决于社会是否选择开放而非恐惧，选择创造而非保护，选择知识而非墨守成规。
关于作者：杨建利和杰米·戴夫斯
杨建利博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他是公民力量的创始人兼主席，著有《为了我们、活着：照亮真理的旅程》和《是时候建立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北约”了》。
杰米·戴夫斯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管理委员会的董事总经理。他还是生命力资本的风险投资合伙人，并担任智能健康网络的高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