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家伟

在中国大陆提起“白毛女”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更由于官方将此故事编成了诸如歌剧、电影、巴蕾舞、连环画……各种艺术形式加以宣传灌输。因而使广大民众在“三人市虎”,“众口铄金”更无人敢揭真相的环境下自然信以为真,以为确有其事。这就是德国的约瑟夫·戈培尔先生早就发现了的奥秘:谎言重复千遍,就可变成真理。其实这还不是戈培尔的原话。他的原话是:“谎言重复千遍,又不许人揭露真相的情况下,谎言就可变成真理”。这既是戈培尔信奉的“真理”,也是中共崇尚的原则。那个所谓的“白毛女”就是按这一模式编造出来的。

善良乡绅无端蒙冤

事情得回溯到七十多年前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河此省平山县有一位黄姓乡绅,从祖辈开始便因勤劳克苦,善于经营而致富,到黄世仁父子两代更是家道殷实。而黄世仁继承祖业后,不仅聪颖好学,更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杨伯劳是黄世仁小时的邻居伙伴,其父是个开豆腐坊的,根本不是什么贫农,也算小富之家。但杨伯劳父亲死后,杨伯劳继承父业,不仅不善经营,更染上吃喝嫖赌各种恶习,不几年便将家业败光。这时黄世仁看在与杨是“发小”的份上,便答应杨的要求借了一千元大洋与杨伯劳,希望他能重振家业。也根本不是什么高利贷而是几乎没要什么利息的微息贷。

可这个杨伯劳仍是本性不改,不久便将钱花费光一事无成。更无力还债。不过这个杨伯劳却没有学到当今社会“老赖”的那套赖账本事。结果羞于见人,东躲西藏,最后在除夕夜自寻了短见。丢下个孤苦伶仃的女儿就是喜儿。善良的黄世仁见喜儿可怜便将其收为义女加以抚养。这本是一件在当地广为人知、备受称赞的良善之举。可是当年一批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配合中共搞“土改”,斗争地主政治上的需要。于是挖空心思,加以恶毒地歪曲篡改事实。最后由中共党员“作家”贺敬之编写了一个歌剧《白毛女》,为了达到对当时中国拥有合法土地资产的人(即所谓“地主”),极尽妖魔化之目的,于是把善良的黄世仁描绘得来凶恶残暴无以复加。剧中还凭空捏造了一个,因受所谓“迫害”,而一头白发的青年女子喜儿。于是在全大陆各地到处上演。一时之间以讹传讹,以假乱真,于是凡合法拥有土地资产者,几乎就成了“贼盗”与“罪人”的同义词。全家受祸,子女遭殃。冤死、受难者不知其数。而由此造成的政治影响与深重的灾难,则更无法估算。

不过“白毛女”毕竟只是个镜花水月式的剧中人。真正的“喜儿” 像个什么样子,那就只能是四川方言歇后语说的“瞎子见鬼——听别人讲的”了。但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现在不妨来看看,在现实生活中,也真有人就”制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白毛女”.不能不令人叹为奇观。

山村贫困农家的小纠纷

此人名叫罗昌秀,四川省柏溪县(今宜宾市柏溪镇)双龙区凤仪乡人。罗昌秀的父母是当地的贫苦农民,育有一子一女,儿子是哥哥,二女儿即罗昌秀。罗昌秀自幼智力发育不佳,除了日常生活中极简单的生活用语外,几乎没有多少语言表达的能力。所以也就几乎不与人交往。她唯一喜欢接近的人就是他的哥哥,真有“兄妹二人相依为命”之情。

罗昌秀家很穷。尤其所在之地是穷山恶水的红砂土,不仅贫瘠,且水土亦无法保持。每年非涝即旱,几乎年年歉收。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之日,罗家只好靠借粮度日。而罗昌秀有一堂伯父,家境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但仍以自耕为主,只在农忙季节雇请一些短工。因此罗昌秀家每遇青黄不接,粮食不够之时,便向其堂伯父家借粮,秋收后再予归还。

大约是在1945年,当地又遇歉收。罗昌秀家除了口粮,无法偿还堂伯父的债。她这位堂伯父其实对人还是很厚道的,而且又是本家,所以也未来追讨粮债。但罗昌秀的父亲也是个很老实的人,觉得借债不还,很不光彩,如以后再有困难,如何去向别人求助?因此他主动提出“以工抵债”的办法,对方也就同意了。于是他每天就去人家那里作碾谷子的活。

那时山村里既无电,更没有打米机。要把黄谷加工成米,有水源的地方就利用水力碾谷为米。无水力可利用的,就只有用牛拉动碾辊来把谷子加工成米,罗昌秀的父亲就是去干的这活。不但要驱牛拉辊,还要筛选,晾晒等。有些时候罗昌秀也与其兄一道,来帮帮父亲干活。一日中午,他堂伯父一家都休息去了,罗昌秀的哥哥看着这晒场上黄的谷子白的米,由于贫团便顿生非份之想,于是用个口袋便装了一些谷米拿走了,事后也无人发觉。

古语云:“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再小的恶,总是恶。而且有了第一次,就很难不发生第二次。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罗昌秀的堂伯母陶天贞,是个很细心又锱珠必较的女人。这谷子加工成米,两者间有个大概的比例,一般100斤黄谷根据黄谷质量的优劣,可加工成大米70斤上下。相差远了,自然陶天贞就会产生怀疑。但罗昌秀的父亲每天干完活都是两手空着离开的,于是陶天贞便将疑点转移在罗昌秀兄妹身上。

有一天,陶天贞见罗昌秀兄妹二人又来了,中午她便躲在一间屋里,从窗上的小孔向外张望。结果便看见罗昌秀之兄把一口袋米约十来斤,装好准备拿走。陶天贞一见真是气不打一处来,顺手拿起一块竹棍子跑了出来,指着罗昌秀的哥哥骂道:“你这个娃娃太不学好了,偷东西偷到你伯伯家里来了。我们未必还哪点对不起你们呀?太没良心了……”。她边骂边扬起手中的竹棍子向罗昌秀的哥哥打去。那小伙子一躲就让开了。罗昌秀和他哥哥感情最好,看见她伯娘要打他哥,她便过来一把拖住陶天贞的竹棍子,于是二人便产生了互相抓扯。这时陶天贞的丈夫和罗昌秀的父亲,都一齐过来劝阻制止。罗昌秀兄妹也就撒腿跑了。

第二天,罗昌秀的父亲觉得脸上很难堪,便一连几天都再未去给陶天贞干活。陶的丈夫都觉得大家同宗族,一点小事就算了。但陶天贞气量比较狭小,不服这个气。就叫他一个兄弟陶天富去到罗昌秀家带着训斥的口气说“你们欠人家的账不但未还清,究竟还偷了人家多少米,总该给人家有个说法,不能这样不理不睬就算了呀”。说话态度比较生硬。罗昌秀兄妹是乡下人,又未见过世面,又无知识便被吓着了。

离家投友只为缓解矛盾

就在他们凤仪乡附近有座大山名叫“断头山”。山名听来有点恐怖,其实并非“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的地方,更不会让人断头。而是因为它与云南省接壤,而云南的大山脉到此川滇交界处便突然中断,“断头山”因此得名。山上古木参天,水土肥沃,良田千亩,不啻鱼米之乡。罗昌秀的哥哥有个好朋友就在这山上住。当时山上人少地广,还有不少未开恳之地。因此罗早就有上山的打算。现在出了这事,怕闹得人尽皆知太丢面子,又有些怕,于是罗昌秀兄妹二人便去到断头山上他好友处落户。

由于那里自然条件比山下好得多,又有友人相助,兄妹二人生活得比山下还好。大约在1950年左右,罗昌秀还嫁给了山上一个农民,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但罗昌秀从小就有一种也可说是生理,也可说是病理的现象,就是民间说的“少白头”,即很年轻就出现白头发。现代医学认为是人体内缺少某些微量元素(例如铜),因而导至体内黑色素分泌不足。最严重的可导至“白化病”,即全身毛发皆白,皮肤白得象白种人一样,甚至眼虹膜(黑眼仁)也因缺少黑色素而畏光。轻一些的便是“白癜风”,身上皮肤多处呈现块状或片状形发白。罗昌秀这种头发大量早白,都是这一类型的病变。在当时医学不发达,农村更缺医少药又穷困的情况下,谁会去理这不痒不痛的病?

“土改”侥幸过关

在五十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陶天贞一家被划为富农。又有人说是划成“小土地出租”,两者性质基本一样。按当时的土改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含小土地出租),打倒地主”。所以对富农或小土地出租,只是“孤立”而非“打倒”。只是把这些人多余的田地没收,一般不没收其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等),也不进行斗争,不追收家中的钱财。这是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后来到了“社会主义”阶段,特别反右以后,那阶级斗争越搞越凶,“地富反坏右”就成黑五类“一家人”了。

因此土改中,罗昌秀与陶天贞过去的事根本也未去理。本来就是家族中人与人之间一场小小的纠纷。不管怎么讲,总不能说偷人家的谷米是“革命”行动吧。而改革开放初,某大宾馆一位女服务生,其业务是代外国客人将外币换成人民币,由于当时的汇率混乱有官方,又有非官方的,该女服务生从中渔利,弄了老外不少的钱。后来东窗事发,把她送上法庭,指控其犯贪污罪,该女辩曰“我又没有贪污党和政府的钱。那些老外是帝国主义份子,资本家,弄他们的钱,是给劳动人民报仇,难道也犯罪呀”?一时传为笑谈。而当时柏溪县凤仪乡的农民根本没有该女服务生那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罗昌秀兄妹与陶天贞的纠纷,都未纳入“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或“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范畴内。

疯狂年代厄运难逃

可是到了1957年在“毛伟人”伟大“阳谋”的指引下,在“反右”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国内阶级斗争骤然生温,全国各地大抓阶级斗争的典型事例,以教育群众,启发他们对阶级敌人无比的仇恨。罗昌秀一头白发,正暗合了贺敬之先生笔下喜儿“苦大仇深”的形象。于是给热衷于搞阶级斗争教育,专门吃“政治饭”的人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觉得这是一篇十分生动的、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好教材。持别是她居住的那个“断头山”,更可令人“浮想联翩”,应予以大力开发,充分利用。

于是专门组成了采访组,去到断头山上,对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白毛女”——罗昌秀进行“访贫问苦”。但这位智力发育不佳的农村妇女,别说讲不出政治话语,哪怕一般日常生活语言也无法正常表达。但这一切困难,绝对难不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从事阶级斗争的专业人员。俗话说“戏不够,歌来凑”,这阶级斗争的事实不够,可以编故事来“凑”。他们四处打听收集,终于知道了当年罗昌秀兄妹与其堂伯父母为谷米发生争吵抓扯,以及后来因此而上断头山的大概情节。经过用阶级斗争理论作指导的精心处理,于是来了一番“去实存虚,去真存伪”的“艺术”加工。罗昌秀之兄偷谷米的事,肯定被“去”除了,“存”下来的是其堂伯父母(成份由富农改为地主),尤其是陶天贞更是个“凶恶狠毒的女地主姿”,一个“女黄世仁”,如何残酷压迫、剥削罗昌秀一家。最后迫使罗昌秀象喜儿一样逃上断头山。特别是这个山名,用我们现在媒体的话来说,就更能使“不明真象的群众”不知那山上是什么样的人间地狱,所以最后罗昌秀一头白发,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白毛女喜儿了。

多么“真实”而震憾人心的阶级剥削、压迫,阶级斗争的好教材啊!为了向“阶级敌人”讨还“血债”,陶天贞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行刑前还弄去“游街示众”,极尽侮辱之能事。陶的弟弟被判无期徒刑劳改。囚禁于四川省第四监狱,文革中他因工伤来监狱医院就医。笔者当时作为政治犯也囚禁于此狱,在医院从事所谓“医务劳动”。因而曾与他有过简短交谈。由于当时政治高压的恐怖气氛,许多话只能是心照不宣而已。真是古人说的“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陶天贞若当年能忍下那口“气”,甚至再送几袋米给罗昌秀的哥哥,这出《白毛女》的好戏不就上演不成了吗?她自己也可苟存性命于乱世。可是陶天贞毕竟不是“女诸葛”,哪可能“掐指一算,未来先知”呢?所以她就只有当“女黄世仁”的命了!

冤魂成就的摆设玩偶

为了区别于贺敬之笔下的艺术形象喜儿小姐,我们的罗昌秀女士被命名为“宜宾白毛女”。并在四川得到了来川视察工作的、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武有“元帅”头衔,文有“诗人”桂冠的陈毅先生的亲自接见。罗昌秀被“接见”的照片上了党报,并贯以通栏大标题。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四海扬名了。

按照“我党”的优良传统与惯例,如此苦大仇深的、政治明星级的英雄人物,自然应“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不是“当选”人民代表,就是被提名为政协委员,几乎是雷都打不动的。虽然这“代表”,“委员”所谓“参政议政”不过是件正正经经走过场的事,但“过场”总得走,“台词”总得要会念。像被党的媒体亲切地称为“泠妈妈”的四川大邑县泠月英女士,人家就能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虚拟出一个刘文彩地主庄园内的“水牢”空间,并能声泪俱下、绘声绘色地讲述她在那个“空间”里被关了多久,受到如何非人的待遇,使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罗昌秀女士,别说这样高级的功夫她不具备,甚至无法说上三句完整的话,也根本不知道外面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既不知谁“压迫剥削”了她,她也无意伤害任何人,更不知道自己已成了一个“政治明星”级的人物了。于是在我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只好专门由一名中年党员女干部,陪伴她出席一切公共场合,特别是她当时担任的宜宾县政协委员开会时,这位女干部更与他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其左右,成了罗昌秀名副其实的“代言人”。

汉语中的“代言人”一般是个贬义词,极言此人说话根本不能自主,只是别人的传声筒而已。但罗昌秀身边的这位女“代言人”却恰恰相反,她完全拥有党授与的“自主权”,可以全权代表、并代理罗昌秀的“思想”。于是在当年的党报、党刊上不时看到的诸如:宜宾白毛女罗昌秀同志衷心称颂什么什么;坚决拥护什么什么;愤怒声讨什么什么;热烈欢呼什么什么……无一例外都是这位女“代言人”的杰作。我们的罗昌秀同志只能是静静的坐在会场上发呆,不时打点瞌睡,像个优雅的摆设或玩具被放在那里一样。会一完,宴会便开始了,还得由这位女干部把罗昌秀带到她该入座的地方,叫她坐下,而这位女干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也只好任劳任怨地陪着进餐,以防出现什么意外。甚至会议结束后发“纪念品”也得由这位女干部去代劳领取。

党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罗昌秀同志如果不是个弱智人,真该套改一句当代流行歌词放声唱道:拿什么感谢你啊,我们伟大的党!现在罗昌秀也已经去了天国,她作为木偶明星的表演终于结束了。而那些为了成全“宜宾白毛女”这个动人的故事,而被迫害、被株连甚至被杀害的人,也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谁还会记得他们?

由此可见,不管是御用文人贺敬之笔下凭空胡编乱造的喜儿、黄世仁;还是现实生活中因政治的需要,任意扭曲而“走运” 或遭殃的宜宾白毛女罗昌秀与陶天贞等人,都是阶级斗争“理论”制造的”奇迹”。文革结束之后,这样的垃圾理论,虽曾被人弃若敝屣。然而现在这些沉渣、垃圾又开始泛起。再加上精美的包裝,贴上“名牌” 的标记,进行推銷。其司马昭之心,应是路人皆知。说穿了,就是为“阶级斗争为纲” 扬幡招魂。为再制造“反右”、“ 文革”一类的大灾难制造和动员舆论。这样搞,只能给中国再次带来巨大灾难!

殷鉴不远,国人决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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