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贤斌还在四川省第三监狱（在大竹县城）里服刑，一直在外面为他奔走呼号的朋友欧阳懿就正告我，要我写点关于我和贤斌的文字。我想我实在写不出。我和贤斌的相识很简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传奇。1993年11月，我在遂宁中学教书。贤斌从秦城监狱出来了，帮他二嫂看守过店面。我常常去和他二嫂聊天，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和贤斌说过些什么呢？现在的我已无从回忆。虽然见证过1989年事件的场景，但对他的经历，我仍充满了好奇。遭遇过如此苦难还能乐观积极的男子，还有什么苦不能吃呢？我对他有着十二分的好感。虽然他没有工作，户口又在城郊的农村，但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单位和户口在以后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只要他能养活自己，我就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我和贤斌交往，始于1994年3月。当时贤斌已经离开遂宁，开始穿梭于遂宁与成都之间，推销一种叫芒果茶的饮料。我一向疏于对钱财的关注，但看他吃苦耐劳，也就喜在心里。
大概是5月，贤斌说要到北京去。临行前，我们在遂宁破旧的街上溜达了很久。贤斌怕我孤单，提出给我买一台黑白的电视，我拒绝了；他又提出给我买一串金项链，我不愿意。后来我们想去照张合影来做纪念。可转了好几个相馆，老板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生意，我和贤斌只好花35块钱奢侈一下，照了一套（4张）黑白的婚纱合影。
暑假，二哥全家到北京旅游，捎去了我的信和送给他的衣衫。后来他们带回贤斌的信和一盒《似水年华》的磁带。信中说黄昏时分，他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听着远处传来的钢琴曲，思念着家乡的亲人，是如何地泪流满面。
9月13日，我们登记结婚。因为贤斌又要匆匆离开，来不及照标准相，我们就把一张黑白婚纱合影贴在了结婚证上。贤斌带着一张合影到了北京，我守着三张照片呆在遂宁。也许是不堪相思之苦，贤斌也曾有让我到北京找工作的打算，但后来不了了之。
在贤斌母亲的催促之下，1995年的1月28日，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想是贤斌从人大学生一下变成监狱囚徒的遭遇，让他的母亲背负了太多的压力，而今她才有了扬眉吐气之日。贤斌的母亲说，她在婚礼上一直想唱歌。而我那可怜的母亲却一直在流泪，她是在婚礼前夕才得知贤斌全部的情况。我的母亲无奈地问：“刘贤斌有几分田地？”
二
在遂宁中学继光楼一楼西侧紧邻男生寝室的那间小屋，我成了贤斌的新娘。我们的新家很简单：一张24寸的黑白合影挂上了墙，漏光的塑料绿方格纸贴满了大大的窗户。如果站在窗前眺望，可以看见院里的一棵大榕树、一座青瓦盖的小亭子和一口古钟。古钟早已被人遗弃，几乎就没有发出过声音。婚后的第一天早晨，贤斌孩子似地拿着铁锤去敲钟。假期的校园很宁静，那浑厚古朴的钟声悠远而绵长。
这个生活细节，贤斌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起过。我想那是因为小屋和钟声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安宁生活的象征。
正月初四的晚上，我们和贤斌的同学聚会回来，发现学生寝室的大门没上锁，小屋的门已经被打开。房间里的东西井然有序，但放在书桌里的两台相机中的一台不翼而飞。对于这次被盗的蹊跷之处，贤斌有别样的理解：小偷的目的在于胶片，而不是财物。这样，友人陈兵被迫丢失了他的相机，而我和贤斌被迫丢失了关于婚礼的所有记录。
贤斌已隐约感觉到了些什么，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心情。我虽有些遗憾，但也无从追究。只是一提那些相片，我常一厢情愿地想它们还躺在一个安全的角落，也许某一天会被如数归还。
婚后贤斌和我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总是匆匆而去，突然而回。他一走，我的心就跌入了无底的深渊，没有他的一点音讯，我的担心无处倾诉。也许是相聚的日子太少太少，以至于结婚多年之后，看他突然回来，我还会满怀羞涩，心跳不止。
1995年的夏天，贤斌带着我去保石中学看望他的好友欧阳懿。那时，欧阳懿已经为人父了。孩子甚小，我和罗老师在家看小孩，欧阳懿就带着贤斌到当地农民家里搞调查。调查归来，贤斌很兴奋，挥笔写了好几天。
等到公安第一次抄家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继光楼的三楼东侧。那是木制的三间屋的房子，还有一个阳台和简易的厨房厕所。家布置得简单而温馨，贤斌在这里学会了做饭炒菜。
1996年的3、4月，贤斌的出行就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了，他回家的消息很快就会被公安知道，然后被带去问话。那个时候的问话多少有些剑拔弩张的味道，贤斌不想与他们纠缠，后来干脆就不回家。
我们夫妻的相见变得越来越艰难。5月的一天上午，贤斌的母亲过来说贤斌回来了，在她小东街的出租屋里。我慌慌张张地赶过去，躲躲闪闪地进了母亲的房屋，看见贤斌坐在破旧的长凳上，削着香桃在等我。
下午，贤斌带我到遂宁一中隔壁的公园漫步。相对于家来说，偏僻的公园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依偎在公园的长凳上，一直坐到黄昏。晚饭吃过“冯水饺”，贤斌带我到涪江边上。那时的江边垃圾满地，乱石成堆，很少有人行走。我们手拉手在暗淡的灯光下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深夜。后来走累了，贤斌才决定进城。我们穿街走巷，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不需要登记的小旅馆住下。
公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贤斌了，他们一定很着急。6月初，我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急急忙忙赶回了仁寿老家。一路上，我发现有个穿戴体面的男子一直跟着我。他跟着我一次次地换车，还会拿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大哥大）躲到一边去和谁联系。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在找贤斌呢！关于这个人身份的判断，我后来在嫂子那儿得到了印证。因为不久她就问我：“妹夫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公安到这儿来打听他？”
1996年的美洲杯开赛了，贤斌像一只倦飞的鸟儿回到了家里。国保闻风而至，贤斌中学时的班主任（学校的副校长）带着一群人敲开了我家的门。师生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多少有些尴尬。很快，贤斌就被气势汹汹的公安政保处长王延文带走，另一些人则留在我家翻箱倒柜。
警察移动了我的床褥！
警察翻乱了我的衣物！
警察打开了我的日记！
警察在阅读我的文字！
……
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犯了我的隐私，我就像第一次被人剥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我紧张，愤怒，全身都在发抖。我怀揣着贤斌塞给我的通讯录，故作镇静地在阳台上走动。
第二天，贤斌安全地回来了，而那些记录了一个女孩十四年的青春与梦想的六大本日记却被我烧个精光。
三
1997年5月底，在孩子出生前夕，贤斌暂时结束了他的行程，决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看我已经“大腹便便”，步履艰难，他常暗自担心。一天，我上街闲走，到了二嫂的店面，一时聊得开心，忘了归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6月13日上午，孩子剖腹降生，贤斌喜不自禁。每天，他洗衣做饭，照顾孩子，忙得不亦乐乎。孩子还没满月，他说：“我最近要出去一趟，我让妈过来帮你！”
给我留下一些生活费，贤斌好似无所牵挂地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似乎也不用知道。可是那个秋天，等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贤斌已经不是我们的贤斌，而是一个肺结核复发的病人。他嗑血不止，只好住进了医院。我推着小孩，穿梭于家、菜市场和医院之间，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贤斌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复发的病情让他脆弱得像一个需要宠爱的孩子。为了支付他的医药费和营养费，我绞尽脑汁，四处筹借。后来实在是没有颜面借钱了，就贱卖了贤斌的母亲给我的金戒指——我永远记得那天自己小心翼翼地走进天上街私人小金铺时的心酸：“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
那是贤斌第二次患结核病。贤斌的母亲心急如焚，她想尽了各种办法，试用了各种偏方，企图将病魔赶走。听说用一种草药泡洗可以减轻病情，贤斌的母亲从几公里外的仁里场背了一口大铁锅到我家熬草药水。她节约家里的生活费，不停地周济我们，我们才得以勉强度日。
警察也曾到医院看望贤斌，当然他们的看望是否还有别的意味，就不得而知了。98年的春天，贤斌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以在家静养了。4月，我们搬到学校大门口的一所房子里。房子陈旧，但空格很多，可以安排成三居室。这样，贤斌的父亲就能住到我家来，照顾我们达12年之久。
那时，贤斌的父亲70岁，身体还算利索，他常用竹车推着孩子四处走走，贤斌也就跟了去。他们常把孩子推到隔壁的川北教育学院。学院有个大花园，花园里面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我一上完课，常常跑到一棵婆娑的桂花树下去找他们，一家人便在那里团聚。去的次数多了，那些美好的金桂、柽柳、紫藤便长在了我们的心里。贤斌出狱后不止一次地告诉孩子他曾带她去看花开听鸟叫，可在13岁的少女那里，怎会有父女相依的温馨记忆？
贤斌的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但他还是有些等不及了。夏天一过，贤斌就到了成都。不久，他从家里带走了床单、棉被等日常用品，似乎是要长住下去。孩子幼小，需要人疼爱，我加倍努力试图弥补缺失的父爱，并在她的成长中感受到了快乐。
12月，贤斌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并带回一台传真机。传真机要和电话连通，才可以用来向通话的对方传输文件。为此，家里才装上了电话：0825—2248222。
贤斌难以抑制自己对传真机的热情，他足不出户，终日忙忙碌碌。而周围的气氛似乎异常紧张：王警官的脾气越来越大，警察抄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被传唤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往往一去就是48小时。
后来，警察的车没日没夜地停在楼下，我们在三楼也能听到它的轰鸣声。贤斌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他呆在家里，没办法把写好的文章打印出来传真。
一天，我去买菜。贤斌把他的文稿给了我。我找了家偏僻的小店，把它们打印出来，装在买菜的布袋里提回了家。贤斌的文字继续不断地传真出去，国保感到奇怪，就跟踪了我，并扣押了小店老板的打印机和复印机。我被带到公安局，第一次受到警察的盘问。
对于警察无休止的骚扰，贤斌十分气愤，他带着孩子到遂宁市公安局抗议。12月19日，在公安局大门口，因贤斌拒绝接受传讯，气急败坏的王延文就指使手下的几名警察暴力拉扯，以致撕破了他的衣袖。1999年的1月，气氛似乎有些缓和，贤斌又离开了遂宁。
寒假一到，贤斌的父亲就回到仁里老家，忙着准备年货。我和孩子相依为伴，盼着贤斌早日归来。虽然家里已经安装了电话，但贤斌很谨慎，他的电话从不曾为我们母女响起。直到春节前两天，欧阳懿说贤斌出事了，他被关进了北京的收容所，我忐忑不安的心才落了地。
1999年，我和孩子过了一个残缺的春节，但我没想到这种残缺只是一个开始，它将一直延续到2008年。
四
1999年的6月13日，孩子满两岁了，我们照了张全家福，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满载幸福和快乐的照片。20日，在干女儿的生日宴后，贤斌抱着孩子合影，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今生的怀抱温暖过孩子的唯一证明。
7月7日，警察闯进家门，简陋的家顿时狼藉满地。孩子幼小，无甚惊恐。贤斌被带走时，紧紧地拥抱了一下孩子，就像以前每次离家和我的永别（他总是在告别，但对我而言，他每一次的告别都是永别）。8月6日，贤斌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9月3日，他被送到了四川省第三监狱（在大竹县城）。
大竹原本是川东的一座小城，是我不曾到过的地方。但在漫长的十年中，我和我的孩子一次次挤火车乘大巴在崎岖的山路上狂奔。因为山高路险，大巴车开得险象环生，每次我都是紧紧地抱着孩子犹如去奔赴死亡的约会。
为了转移紧张的心情，我和孩子看山，看树，看冒着白烟的山坡。只有大巴车驶过长满麻杆的九龙山脚，我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在那个偏僻的山中小县城，我们住过8元的旅馆，吃过最简单的饭菜，我和贤斌的母亲及孩子相依为命。
我对监狱的印象来自1995年的那个夏天，好友陈卫从北京被转送到四川省第一监狱（在南充市高坪区），我和贤斌去看他。在一个类似大食堂的屋子里，隔着一个铺满白瓷砖的长台，贤斌和陈卫抽着香烟握手言谈。从此，我以为在中国的监狱里犯人和他的亲人都是可以握手言谈的。
见贤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穿过两道大门，经过繁琐的程序，才能在一间满是监视的眼睛的房间里见到他。当欧美电影中探监的场景真实地出现在面前，我才明白让孩子和贤斌在狱中共度春节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天真。
在三楼一个不太大的房间里，有一个用防弹玻璃隔出的长方形空间。每次，贤斌满脸微笑从玻璃罩的那头走过来，坐在我们的对面。虽然是面对面，我们却感受不到对方的气息，只能在电话里闲聊半个小时。
有一年的春节，我带着几个侄子去看贤斌。那年运气特好，居然被允许和他吃一顿火锅。我和贤斌挨着坐了一个多小时，居然不敢去拉一下对方的手。孩子7岁那年，她欢天喜地地跑进玻璃罩拥抱了贤斌，然后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妈妈，你们俩也拥抱一下吧！”我和贤斌迟疑地站在两边的门口，不约而同地望了一眼管教干部，好不容易迈出一步，完成了夫妻间的十年一抱。
贤斌是一个内敛的人，在信中却柔情万种。他不停地教育孩子，给孩子画画、讲故事。而我自从知道第一读信人不是他，信就变成了公式化的文字。我总是向他汇报家人的情况，极少流露出我的悲伤——我不想让公安和狱政科的人在我的悲伤中狂欢。但我的有些文字是伤感的，而贤斌居然看不出，以至于后来我说写信时总要泪流满面，他甚为惊讶。
大概是2001年，贤斌来信说长胖了。我有些担心他的病身（肺结核并未痊愈），就提醒他注意是不是浮肿，顺带提及5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结果在下一次的探望中，狱政科的一个像模像样的人拿着我的信指责说：“你还是老师，怎么能这样说呢？什么叫全国一片肿啊？”我毫不退让，和他大声争吵起来。
2005年以后，我的信更多地变成了对照片的解说。我开始习惯用照片和贤斌交流，比如郊外一只翻飞的红蜻蜓、孩子的长笛演出和家人春节的聚会，我希望贤斌能在我的照片中直观地感受自然和生活，从而用灵魂走近我们。
五
贤斌在狱中了，我以为生活会从此平静：他将不再漂泊无期衣食无着，而我和孩子也将免受惊吓与伤害，不在惆怅与无助中度日。
谢军大姐（黄晓敏的前妻）和罗碧珍老师（欧阳懿的妻子）曾说过她们的孩子如何在惊恐中看着公安翻箱倒柜然后把父亲带走，我庆幸我的孩子还幼小，不曾懂得恐惧和伤害。我安享暴风雨之后的这种宁静，并在宁静中生出些幸福的感觉来。
贤斌的朋友偶尔会来看望，走时会留下一些关于贤斌的文稿。我忙着照顾两岁的孩子和那养家的工作，也无心细细欣赏。
但“六四”前后，我还会被怒目圆睁的公安人员郑大双带到学校的保卫科去询问。有时是咄咄逼人，有时是好言相劝。也许是我对贤斌的不离不弃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曾威胁说要弄我到乡村小学去教书。其实，我都做好了回家种田的准备，这些威胁对我没有一点杀伤力。
2001年5月28日的晚上（贤斌已入狱快两年了），郑大双带着大队人马突然敲开了我家的门。说是贤斌在狱中有违法行为，需要抄家协助调查。警察再次翻阅了我家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只找到欧阳懿和火戈的几篇文学味特浓的文章，还有张先生（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写的一封信。他们如获至宝，就把我带到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询问至深夜。
张先生是荷兰人，年轻的时候被划成右派。出于同情，2000年的春节他在信中夹寄了100美元和40荷兰币作为孩子的压岁钱。信是用繁体字写的，内容一清二楚。但警察在这封信上纠缠了很久，似乎想从里面挖出什么东西来。看他们小题大做的样子，实在是很滑稽。但我不想陪他们玩这种把戏，就说孩子需要我照顾，我要回家。他们就利用我的弱点，威胁说：“你说不清楚就别想回家！”在他们面前我永远都说不清楚！我把心一横拒绝说话了。他们没办法，就开车带我到北门一个较远的地方，把我关进了一间屋子。
那屋是在二楼，里面有几架双层的铁床，很像学生寝室。只是空荡荡的，似乎无人住过。我借着灯光打量，才发现中间那架床的上铺有一棕垫。我爬上床，和衣而睡。
第二天早晨，“吃饭了！”的吆喝声把我叫醒，我看到一个老头从房间的小窗口推进来一碗稀饭。吃过早饭，我朝窗外看过去，能看到一棵大树绿幽幽的树梢。老头在长廊上来回两次，也许是看我太像正派人，就找了本杂志给我打发时间。
到了下午5点，一个胖胖的女人把门打开了。在她的办公室，我补填了一些登记手续。她敷衍地问我对昨天的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补充之后，就让我回了家。
在这个世界上被蒸发了24个小时，除了贤斌的父亲和孩子，其他的人一无所知。等我和陈卫联系上的时候，他说：“我也刚从戒毒所被放出来！”原来我们是关在同一个地方，只是他在一楼而已。我问：“你中午吃的什么菜？“土豆！”说完，我们俩放声大笑。
六
1999年的年底，在川北教育学院外面的广场上，公安机关搞了一个大型的图片成就展。听说贤斌被审判的照片就挂在里面，我没去看。
我的丈夫被判刑的消息慢慢在社会上流传。我和孩子成了可怜的人，我也成了有些人躲闪的对象。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你还想升官发财，和我这样背景的人交往是危险的。
为了让仁寿老家的亲朋好友过上安宁的生活，我几乎和他们断了联系。我的母亲是在2005年底才知道贤斌被捕入狱的事，那时贤斌已经在狱中熬过了6个春秋。
因害怕陈卫的母亲一夜白头的悲剧重演，我把母亲带到川北教育学院的花园里，先告诉她贤斌获奖的消息以及获得的奖金，然后告诉她贤斌判刑的具体情况以及我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之好。一字不识的老母亲如释重负，似乎能理解发生的一切。她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恬静那么智慧，让我觉得多年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可一连好几天，母亲总躲在厨房里落泪。孩子不满8岁，但已经懂得安慰别人：“外婆，你不要哭。我爸爸在里面教书，他好得很！”
虽然极少得到来自我老家亲人的关怀与照顾，但我和孩子还是幸运的。2000年的“六一”儿童节，一位退休的右派教师悄悄来到我家门口，送给三岁的孩子一袋李子和娃哈哈。我的一对朋友，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常来我家走动，多年来对我的孩子呵护有加，形同己出。盐市街诊所的一个女医生，有着悲悯的情怀，每次给我的孩子看病，她总是细心安抚，不收或少收药费。陈卫的母亲，毅然取出放在股市里的养老金，借给我买下百盛家园的房子。而远在重庆的邓焕武老先生，多次登门看望我和孩子，并借给我房屋的简装费，让我能在2002年的9月安顿好一个新家。虽然贤斌不能回家，但在百盛家园的生活是简单而幸福的。
2002年的6月25日国保再次传唤了我，但在以后的6年里，公安好象忘记（其实他们一直蠢蠢欲动）了我的存在，不曾到家打扰我。只有两次（一次是重庆警方来调查肖雪慧是否为我送过美元；另一次是遂宁警方要求我在奥运期间不能离开遂宁）把我叫到学校的行政办公室，要么询问，要么警告。我安心工作，攒钱养家；孩子健康成长，学业优秀。
2002年12月5日，欧阳懿被成都警方带走，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年。罗碧珍老师很悲伤，而我却无从安慰她。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每一个异见人士的妻子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命运，我不知道我们的哭泣能改变多少现实。
与贤斌的漫漫刑期相比，欧阳的这2年似弹指一挥间。2004年的12月4日上午，欧阳被狱警送回遂宁老家，与去成都迎接的罗老师错过，保石派出所的人只好把他送进城里。在和平路的桥头，我和孔杰（欧阳懿的同学）终于见到了他。
两年的牢狱，让欧阳懿还是有了好些变化。当他单薄的身躯从对面穿过来，我竟看到了多年以后贤斌的无助与苍凉。
在梦里，我见过贤斌回家的无数种方式。最初，总是我去探监劫狱，助他虎口脱险；后来，变成了贤斌笑眯眯地回来，挎着包，风尘仆仆的样子；再后来，只能听到他提前回家的消息，但总是见不到身影：我想我的梦由希望到绝望而最终陷入了渺茫之中。
2008年9月，贤斌在信中告诉我刑满的具体日期，但我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喜悦。对于我和他来说，自由显得是多么奢侈！贤斌用了10年的时间离开我，那我们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走近对方呢？我不忍见到他的无助与苍凉，难道他就忍心看我似盐碱地般的坚硬？
记得一段描写俄罗斯异见人士妻子的文字，说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出快乐和悲伤。我想我也终将变成那个麻木的老妇人，因为从2008年11月6日到2010年6月28日，只有1年零7个月又22天的时间，我和贤斌还在走向对方的路上。
后记：鉴于篇幅的原因，有些关怀与帮助难以细说，故在文中隐去。十五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中国那些异见人士的妻子已经、正在或将要经历的，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经是、正是或将是异见人士妻子的女人们！
2010年7月14日——8月10日写于百盛家园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