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家栋先生逝世五周年暨何家栋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
何家栋先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思想界一棵参天的大树。我作为一个后辈人，从他的根、从他的叶吸收了非常多的营养。没有何家栋，今天的高瑜可能还是在体制内，还在写一些擦边球的文章。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了，但我现在退不了休，因为我没有社保、医保，必须用我自己的笔来养活我自己，所以我每天还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从何老这棵颗思想大树上汲取营养。
我就讲一下我和老何怎么认识的吧。
1985年我跟着邓朴方坐飞机去采访第一届残运会。我在飞机上碰到刘宾雁，他送给我他一本最新著作，是在一本新杂志《开拓》上发表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我采访完残运会，刚回到北京就听说《第二种忠诚》出事了，那本杂志也让封了。我就顺藤摸瓜找到工人出版社，采访被封的杂志编辑部，找到责任编辑白雪。约定采访那天，我来到工人出版社，白雪告诉我，我们总编、副总编要见你。在北京采访大出版社的总编副总编都得打通关节的，像这样主动让你采访，还是第一次遇到。结果出来的就是何家栋，还有雷抒雁，整个采访过程，令我耳目一新，我这个一天见识香港和美国报刊的记者头一次感到分外吃惊，中国的编辑部竟然也有这样的思想睿智，谈吐令人入耳不忘，又平易近人的总编辑，我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领导干部。后来我向海外写过多篇对何家栋的印象——初次见面那真是有“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感觉。我觉得呀，我这个采访太值了，我回去就写了一篇文章《刘宾雁宣布退出文坛》。内容全是何家栋先生给我提供的材料。刘宾雁就是因为写了《第二种忠诚》，反响太大了，“左王”们攻击，胡耀邦批示：“刘宾雁不要当记者了，去当作家吧。”胡耀邦还是我们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那年刘宾雁刚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就要把他从人民日报调到作协，而且不允许出国。我的这篇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的，影响也很大，海外的中文媒体都转载了，都是通栏大标题。《镜报》总编林文随即给中新社来信表示感谢。我就和何家栋一块儿拿着那期的《镜报》去看刘宾雁。刘宾雁看后问：“这是中新社发的文章？”“中新社能发这种文章吗？”我说发了，他说：“幸亏有个台湾、香港，有言论自由能支持大陆。”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对于刘宾雁还算好吧。刘宾雁又能够出国了，而且让他留在《人民日报》了。但是起伏和周折不断，中新社重新派新闻部的记者去采访刘宾雁，企图将我这篇专访打成假新闻。看来是自上而下的压力，是何家栋支持了我，何老说，如果有必要他会发表公开声明。随后我就成为中新社的自由化分子了，文章都要经过社级审查。何老不但杂志被封，自己也从出版社领导岗位离休，就算告老还乡了吧。两年之后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中新社还在议论我那篇报道，有人竟然说“高瑜一篇报道保了刘宾雁两年”。
我和何家栋先生啊，到他人生的最后，我们俩还在谈刘宾雁，我为什么最后还去谈刘宾雁呢？因为刘宾雁先生去世之后，我看到刘宾雁90年代在台湾出的一本自传，里边详细谈到《第二种忠诚》之所以惹出大乱子，是因为《开拓》编辑部出版之前到处做广告，进行推销。我那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在那本自传里说成是香港媒体造谣。我去找何家栋，我说你必须要写一篇刘宾雁，你们是同辈人，一些问题遗留下来，让我们晚辈很难说清楚。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正在监狱里，出来之后，看到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宾雁先生健在，我会直接给他写信。何老好像看过这部自传的原稿。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是他在国内写的。”何老真是很大度。一句话，“他在国内写的。”就什么都有了，言外之意刘宾雁在国内承受着政治压力。刘宾雁的这部自传里，包括工人出版社给他出版《本报内部消息》，何家栋因此也被打成右派，何老都是有很多话要讲的。
何老和我谈过很多刘宾雁，包括刘宾雁文学的历史价值。何老的评价，我觉得和现在文坛各派的评价都不尽相同。他的很多真知灼见，他不能写文章表达，因为他要兼顾各种关系，很多是高瑜替他表达的。我写完文章，再拿给他看。我们两个人在谈论刘宾雁的文学时，何老的评价是什么？他说刘宾雁的作品是党文学的最高峰，刘宾雁的作品单纯对于文学的发展，影响并不全是有益的。从刘宾雁以后，再也没有一呼百应的那种党文学发出的政治效应了。当时只要听说刘宾雁有大作发表，全北京、全中国的报刊编辑部都等着阅读和评论。现在想想，当年有官司都要找刘宾雁打，刘宾雁坐在宾馆里边，找他申冤的人排着大队，他走到哪里，都是省委、市委领导陪同，好像接待中央的大领导一样，他的一篇作品就能定一个贪污犯，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刘宾雁之后，党文学开始走下坡路了。中国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刘宾雁那样的大作家了，现在的党文学更是日薄西山了，什么茅盾奖，这奖那奖的，哪有刘宾雁那种效应！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我和何老从刘宾雁始，到刘宾雁结束。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俩一块儿打成右派，一块因为《第二种忠诚》再挨整。何老的遗作《刘宾雁》，确实是应我的要求写的，他没有写完，对刘宾雁的评价对他的文学的评价，都属于何老生命的一部分。文学界多少老作家，包括王勉思老师的先生康濯，第一代中共政权的作家，他都是朋友。而且一代又一代。我觉得何家栋的独树一帜就于在他的思想，他是共产党的一分子，但是他对共产党认识得最清楚。而且他对后代青年人的提携主要是用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他也通过他各方面的人脉关系进行实际的帮助。像张剑荆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认识了何老。一代又一代都得到他帮助。
我们俩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刘亚洲。刚才那句话小毕不好意思说，“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就缺何家栋”，是刘亚洲作为一个作家，不是作为政治家来提的，讲得很好。新世纪头一个十年中期，网上流传刘亚洲很多讲话，当时舆论评价刘亚洲是党内自由民主思想的代表，我看了一些他的著作，特别是他说中国将来的发展目标是“一球两制”，一边中国一边美国，我并不认同，我写文章批判了刘亚洲，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只是“怒其不争”，他同样是中共党内民族主义者的代表，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后来还逼着何老写，我说你也得写，结果何老写了一篇，我给他往香港推荐，竟然我推荐了三个月，《开放》杂志都表示不好用，我说你们就发个节录吧。结果呢，金钟大概读进去了，哎哟，这篇文章不得了，一个字都没删。发表后的结果就是得到刘亚洲的这个评价。
我也给何家栋带来过不少麻烦，包括他和王光美，吓得我一个月都没敢去见何老。王光美我采访过她，我问她：您担任社科院外事司司长，怎么能不让您接触外宾？我采访完还没有回到家，她就给总编室打电话，告我的状。结果何家栋先生为我也沾包，有一段时间王光美好像跟他翻脸了吧，吓得我也一个月没敢去何老家。一个月之后我去看何老，我们俩也没讲话，拥抱一下就全解决了。
如果我没有结识何老，可能中国就少我这么一个自由化分子。“六四”时，我也可能不会第一个，六月三号早晨就被抓起来。这点功劳应该也算何老的吧。
（明镜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