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中国仍然是个“毛邓（矛盾）社会”

　　40年代在纽约曾举办过一场大辩论，议题是：美国是应该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林语堂博士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代言人，上台发言说：“共产党只关心吃饭问题，他们不会治理国家”。但共产党的好朋友兼新闻记者史沫莱特立即回击道：“你听过中国共产党人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见过有一个共产党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林博士顿时无言以对。如今，倘若史女士和林博士再生，重新讨论同样的话题，不知史沫莱特会面对怎样难堪的场面？

　　史沫莱特的问题如果放在当下的中国进行追问，那么，不论对于政府还是人民来说，可想而知将会产生怎样不堪回首的联想。因为对比上个世纪初来自民间的信任和世界的希望而言，现在的中国当局在政治承诺上已经彻底地背信弃义了。

　　这三十多年来的统治现状，尽管抛弃了毛的治国模式，但其在原有政体上仍然还停留在“毛邓（矛盾）社会”上。对此，凤凰网的一名知名博主颜昌海在揭示中国高官普遍特有的的两面人格时这样描述道：

　　——多少年来，大陆意识形态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民众，它们告诉民众“美帝”是最坏的。但它们的子女却在西方国家，它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它们的退路也都在西方国家……。留在这里的，只有从小以来被洗脑被欺骗得不成人样的草民。1989年后，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的千金到美国使馆申请签证，当使馆官员发现此人是袁木的女儿时，故意大声问道：“你真的是袁木的女儿？”这位女子低声回答：“是的，我是袁木的女儿。”然后，美国官员用更大的声音说：“我不敢相信这么讨厌美国、天天诋毁辱骂我们美国的袁木，会让他的女儿到美国留学。”袁木的女儿怯生生地说:“他是他，我是我。”使馆官员又追问，袁木怎么会准许女儿到这么邪恶的国家念书呢？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中国雇员及等待签证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爆发出笑声。最后，袁木的女儿得到了签证，因为她的成绩不错，还得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美国每年的外来移民三分之二是中国人，其中绝大部份又是大陆官员的亲属。

　　据最近一则新闻披露，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在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的专访时，她是这样回答对美国的印象的：我们小时候所受的这种教育是越南战争再往前是朝鲜战争，觉得美国人很残忍，但在75年我开始接待美国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时，觉得不像我们所宣传那个样子，他们非常善良、有礼貌、有教养。

　　然而现在仍在位的大小官僚们，仍然会刻意在公众面前极力丑化美国、煽动仇美情绪。虽然他们内心里一点也不糊涂：美国先进的政治理念、先进的政治制度已为世界各地人民广泛接受，从而动摇了大陆权贵统治并触动了极端自私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照出了权贵集团的丑陋和真实的谎言。

　　言而无信、两面三刀的欺骗伎俩，其实远非袁木之类的当代官僚所独有，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开始，并沿袭至今。

　　上个世纪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就貌似庄重地向全国各党派、各族群如此承诺：“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

　　毛泽东还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而今天，中共在朝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却代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反其声而说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决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吴大委员长岂有不知，西方的那一套不正是毛泽东当年信誓旦旦的保证吗？——“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

　　哪个地方、哪一种环境，才真正会给自己和亲属带来幸福和安全感，其实贪官们的心里都明亮着呢！请看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曾经公布过的一组数字：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到的很小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当然比这个庞大许多。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

　　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不断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过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从1997开始的外逃资金规模约为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

　　官员外逃现象的集中出现，使中国近几年中，忽然增加了一个高频使用的网络新词——“裸官”。该词义即是指那些把妻子和儿女都迁居到国外，钱也带到国外，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国内捞钱的官员。“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全国各地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另据3月11日《云南信息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谈到广受社会关注的“裸官”问题气愤的说：“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对这些官员，他们应该及时向组织汇报，其配偶和子女到国外去定居留学，费用从何而来，是谁提供资助的？”118万裸官“潜伏”在国内意味着什么？人们可想而知。

　　“裸官”现象的大量涌现，一方面反映出贪官自身对中国社会的未来缺乏信心，另一方面也从反面反映出他们对法制健全、文明进步的民主国家心有所系、内心向往。虽然平常仍然会一以贯之地天天在党报上面慷慨激昂地宣称，决不搞西方的那一套，但私下却坚定不移地要把自己的儿女送往美国或万恶的西方帝国去，为自家的幸福未来留一条后路。

　　据传近年来，由于中国贪官特别钟情于把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作为逃亡目的地的首选宝地，以至于他们的到来甚至影响了当地房地产经济的正常发展。据加州地产经纪称，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国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并且购买的还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常常用现金一次付清。这让该地区高档住宅的价格涨了一倍以上。很多美国人由于一直心中存有“次贷危机”留下的阴影影响，故不少人畏惧买房，而中国外逃贪官们却常常用现金一次付清。

　　凡此种种，足以佐证现实的中国社会，已从上至下，从里到外，从政治家到企业家，几乎无所不在地注满了“虚假”的内涵和外延。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因《七七宪章》而像如今中国的刘晓波一样身陷囹圄时，他就一直在思考着现代人的道德问题。他在1978年发表的《无权者的力量》一文中十分贴切地表述了“后极权”的概念。自此这个词后来就被用于“生活在谎言中”的现代社会与政治秩序。极权制度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造成道德毁灭，为此他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的命题。指出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道义，人们首先应当克服实用主义，战胜恐惧，说出真话，拒绝谎言，恢复做人的尊严。然而，今天的中国现实状况，离哈维尔提出的“活在真实中”仍然相距遥远。道貌岸然的官员们依然继续生活在内心世界和外在表述的矛盾之中，而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则为了明哲保身的古训，宁可以“不谈国事”的犬儒化生存方式，“痛并快乐着”地“生活在谎言中”。

　　于是乎，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正应了民间近年流行的一句很有意思的网络段子——“中国是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几年，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几年，就习以为常了。”

　　虽然当下的中国，仍然是个毛邓社会，但民智渐开的国人，未必总会“习以为常”。只要中国继续如此荒唐地“毛邓（矛盾）”下去，血腥的民变也许就在某一天不期而至，从而迫使倒行逆施的当局被动地步步退却，直至一夜之间轰然坍塌。

2012年5月16日
《公民议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