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到深圳某大学演讲,谈到中国人大举移民外国,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在美国见到一个转去读书的中国小孩,他问这个小孩,在两个地方上学有什么不一样。小孩说,他喜欢美国的小学,因爲同学看到他,会帮他推车、搀扶他,但在国内,同学见到他就喊:“瘸子来了,瘸子来了。”

  这是两个社会的对照,一个有德的社会和一个无德的社会。讲这个故事,李肇星把中国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国人素质”,说:“国家的进步和振兴,还得靠国人素质的提升。”

  所谓国人素质,来自于社会风气;而社会风气的形成,除了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在当代中国,更多地,源自社会制度,尤其政治制度。根本的一条,就是:一党独霸国政,剥夺民衆权利,拒绝参与,不准监督。这种霸王心态和官本位意识,上行下效,反映到社会上,便是:唯我独尊,恃强凌弱,肆无忌惮的专横与歧视。

  李肇星所述的小故事,再次证明,在美国制度下,善的种子,一早就播进了幼小的心田,博爱,与人爲善,尊重他人,成爲美国社会的文化和风气;而在中国制度下,恶的种子,一早就灌进了幼小的心田,自私,与人爲祸,贬损他人,成爲中国社会的文化和风气。

  中国政府动辄指责美国“爱管闲事”,殊不知,爱管闲事,恰恰就是博爱的代名词;中国人的不管闲事,恰恰就是冷漠、冷血、冷酷的代名词。道德,成爲当今中国遍布的洼地。连李肇星这样的原中共强硬派高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可悲的现实。

  道德滑坡,道德沦丧,道德崩盘,其成因,除了政治制度层面,重要的,还有宗教信仰层面。美国社会,拥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美国制度,保障信仰自由。但中国制度,扼杀信仰自由,毁灭宗教传统,甚至迫害秉持真善忍的法轮功信衆。

  今日中国,那些浮在表面上的庙堂、法事、和尚、尼姑等,早已变质,有其名而无其实,徒披宗教外衣。和尚不像和尚,贪财好色;寺庙不像寺庙,敛财蓄奸;而大批贪官涌进寺庙,烧香拜佛,祈求保佑,更是对神圣佛地的公然亵渎。

  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的传统,却自有佛教的传统。而根植于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随着达赖喇嘛的流亡,不仅没有式微,反而在世界洪传,无远弗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无数信徒。今日藏传佛教,在世界上拥有极高地位,源远流长,蔚爲大观。

  尊者达赖喇嘛,不仅受到海内外藏人的热爱,也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崇拜。不久前,尊者访问曾遭受苏联统治的波罗的海国家,所到之处,受到最热情欢迎,盛况空前。再次显示:世界对达赖喇嘛的高度推崇,达赖喇嘛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行程中,达赖喇嘛重申他的“中间道路”,即,并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藏区“富有实质意义的自治。”谈到北京的西藏政策时,达赖喇嘛说,中国过去几十年实施的强硬西藏政策已经失败,正在变得更加实际。

  这显然是鼓励性的说法,尊者鼓励中国政府面对现实,使中藏关系朝正面方向发展。如果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语),那么,更应该说,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就是中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这本身,就是中国政府需要面对的现实之一。

  当中国社会世风日下、人心颓废、道德沦丧之时,中国,无须舍近求远,只须亲近藏传佛教,无须另请高明,只须迎回达赖喇嘛,在中国社会的精神层面,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化腐朽爲神奇,事倍功半。

  作爲藏传佛教的正宗传人、西藏最高宗教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有的是德行、资格和声望,教化世界人民;也有的是德行、资格和声望,教化中国人民;他可以对世界産生影响,更可以对中国産生影响。

  可以想见,一旦中国政府解除对达赖喇嘛的禁足,欢迎尊者回到西藏,让尊者行走于中国各地,达赖喇嘛尊者,不仅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盛大欢迎,也肯定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盛大欢迎;不仅会受到藏人的膜拜,也肯定会受到汉人的推崇。这种欢迎和推崇,于中国社会的道德拯救,将是一场及时雨。

  换言之,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不仅有助于藏区社会的稳定,也有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习近平政权念兹在兹的“社会稳定”,何不由此做起?或者,何不就教于达赖喇嘛?

2013年9月18日
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