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促使人们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威胁给予更多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更深思考。自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上升为西方社会高度重视的议题之一，但基地组织的衰落却没有为世界带来足够的安全感，这一恐怖组织尚未被彻底消除，而博科圣地等新兴恐怖主义组织则不断出现，直至出现了控制大量土地和人口的极端残忍的伊斯兰国。
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在对付恐怖主义这一迫切的议题上面，民主国家的策略远远谈不上成功和胜利，未来的反恐道路任重道远。要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需要人们以更开阔和更敏锐的目光来审视恐怖主义存在的土壤，不能仅由各国孤立地或者联合地以对付治安事件的警察手段从事反恐－－似乎破了案抓住了凶手控制或者消灭了犯罪团伙就万事大吉了。
很多人将恐怖主义的威胁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没有错，伊斯兰国的成员的确是伊斯兰教徒，然而，虽然我对伊斯兰教缺少研究，但是从常识来判断，一个存在了近一千四百年之久、遍布世界（包括民主国家）拥有十几亿信徒的宗教伊斯的教义应该是教导人们向善而不是向恶，以恐怖主义的手段残杀无辜平民，无论如何都不能符合存续了近一千四百年的宗教精神。从世俗的学术眼光来看，宗教的产生是一个民族长期记忆的心理产物，承载着一个人群的心灵寄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现实世界发生了变化，对经文的刻板理解和遵从会产生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冲突，如果没有必要的宗教改革，这种冲突存在于所有的古老宗教与当代现实之间。人类的行为除了遵从宗教教义，也会遵守显而易见的常识，不能因为恐怖主义实施者较多信仰伊斯兰教而得出恐怖主义与某种宗教有着必然关联的结论，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后，意大利等地发生了穆斯林民众对恐怖分子的抗议游行，这说明恐怖分子只是穆斯林中的极少数，而且，恐怖主义者的成分复杂，也未必就一定是虔诚的教徒，正如最近被捕获的博科圣地领导人Bulama Modu在被审问时所说自己“看不懂古兰经”和“不懂得（伊斯兰）礼拜”。
来自伊斯兰世界的著名女性Wafa Sultan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恐怖组织成员中有人来自西方社会，但其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东地区，生活在封闭的专制社会之下，而那些西方社会“自产”的恐怖分子，也存在着与主流社会文化隔绝而自我封闭的问题，而且恐怖分子的基地和大规模恐怖行动的策划地一般不可能在开放的民主社会。专制社会的特点是信息封锁，文化和心灵的自由无法充分发育，这是仇恨得以传播的基础。即使宗教生活并不活跃的族群，只要有专制社会的控制和影响，仇恨也是很容易被传播的，比如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反美、反日宣传，并不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
伊斯兰国是有成套信仰系统的恐怖组织。只有在封闭的社会，极端邪恶的观点（尤其是不远离当局政治正确的观点）掩盖在成套的信仰系统下而不受到言论自由的挑战和破解，在封闭的社会生成更加封闭的组织，成员完全没有怀疑的空间，只有聚在一起互相激励，极端残忍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因此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暴。对付伊斯兰国不能像对付恐怖治安案件，必须有另一套信仰体系作为反恐的思想根本。
我绝不相信一个信仰自由和民主的人会从事恐怖主义的活动。
所以，我坚定地支持Wafa Sultan女士的观点，究其根本，文明社会与恐怖主义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在全球范围内广植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推动专制国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的民主转型建立开放的民主社会。
但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条件，那就是一个自由话语场的存在，在专制者将自由理念视为洪水猛兽进行防范的地方，你很难期望没有外力的参与这些价值观就能够很快地在一个地区形成。但由于恐怖主义是具有侵略性的，无论911还是巴黎的恐怖事件，都是有外部势力策划和支持，民主世界完全有理由对这些势力进行打击，而在进行这种打击的同时，民主世界有条件，而且必须十分明确地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推广到那些地区建立民主社会，以此作为全球反恐的最终目标。奥巴马上台后放弃美国在伊拉克的建立并稳定民主制度的原定目标，仓促撤军，伊拉克民主制度建设进程裸露在极端宗教实力的破坏之下，西北部逐渐形成政府力量亏空，成为伊斯兰国的基地。
而在叙利亚，当巴沙尔大量屠杀抗议民众的时候，美国表明了要巴沙尔下台的立场，但由于俄国和中国的阻挠，美国未能在联合国获得打击巴沙尔的足够法理基础，因此，叙利亚的政局陷入长期的胶着状态，巴沙尔和反对派谁也无法在短期内获胜，这就形成了很大的权力真空，宗教极端势力趁势而起，并裹挟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力量。
生活在封闭的专制社会中的人，即使暂时脱离了统治者的权力约束，相当一部分也不会自发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我认为，在这样的地区，只有必要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外交努力，促使社会言论自由机制的形成，才能将这一地区的局势逐渐引向对民主世界的安全有利的方向。那种幻想通过不干预而置身事外的想法是幼稚的。
这就像一场战争，最好的防守往往是进攻。我们看到，在法国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尽管巴萨尔所掌握的政权仍然是联合国成员之一，却没有哪个国家死抠教条地认为法国侵犯了叙利亚主权。那么，当巴萨尔屠杀平民的时候，如果民主国家能够团结一致对其政权进行打击，迅速果断地消除这一专制集权政府，在叙利亚推动自由选举和民主变革，哪里可能会给伊斯兰国这么大的发展空间，给欧洲带来如此严重的创伤把世界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而且，及时的干预也会避免目前让全世界头疼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民主国家对冲突地区的干预应该是果断和主动的，不应过分受制于效率低下的联合国机制。如果不在极端分子最密集得地方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亦即封闭专制问题，恐怖主义就必然会找到温床成长进而进入自由社会进行破坏，使自由社会承受难以想象的代价和伤痛。
目前，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也在考验着民主国家，那就是俄罗斯的“反恐”。事实上，正是俄罗斯在巴沙尔去留问题上与民主国家的对立，才导致伊斯兰国坐大，俄罗斯对伊斯兰国的打击由恐怖炸机事件而起，有其合理合法的一面，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并不是世界民主力量的组成部分，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扯后腿者和搅局者，是巴萨尔的支持者，西方社会应该意识到普京不可能是西方推广自由民主理念的同盟军，因此，与俄罗斯的法国式结盟必须是局部和有限度的，这就象二战时西方与苏联结盟，而当战争结束，冷战迅速开始一样，东西世界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极权者同样是人类安全的威胁。
很多事例表明，恐怖分子及其组织与被袭击的国家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也不存在西方对其宗教信仰的歧视，冲突的根源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压迫，友爱与仇恨这些观念上的根本分歧，是世界观的巨大差异，如果无法认同专制、压迫与仇恨这些落后的思想，那么，生活在自由中的人们就需要有面对的勇气，以坚定、果敢的态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敢于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广自由民主的理念，这不仅是对被奴役和被欺骗的人们的一种救助，也是民主自由国家自身安全的需要。
2015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