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惕洁：土地兼并与食品安全

据《财新网》报道，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民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讲话指出，要警惕地方政府以经营规模之名“圈地” （详细内容，请看博讯2015年11月27日转载）。秦教授的警告敏锐而及时，值得重视。但能否起作用，还要看党国高层如何看待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阶级分化和社会转型。

据我所知，对北方农村不少乡镇来说，秦晖的警告其实已经有点“马后炮”，因为大规模圈地运动，早在暗中进行多时，背后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两方：一是地方政府，想通过兼并敛财，继续维持日益艰难的土地财政；二是农业公司，想通过巧取豪夺扩大生产规模。实力雄厚的公司和地方政府联手，其结果不言而喻：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户，即使拥有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恐怕也抵挡不住土地兼并潮。更何况，从法律上讲，农民并无地权，手上仅有一张苍白无力的承包合同，遇到官府为后盾的强拆，即使祖传老屋，都无法抵挡，更何况人均一亩三分的责任田？

农业现代化的三种模式

众所周知，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欧美模式（美国、加拿大、欧洲），个体农场，耕地多，规模大，机械化，高科技，农场主属于中上阶层；二是拉美模式（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大公司垄断种植园，无地农工给公司打工。贫富分化严重，官僚腐败，社会动荡，政治不稳；三是亚洲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等），个体小农户为主体，通过农会等互助合作方式，组合成大集体，获得规模效益，贫富分化低，均富程度高，政治透明，社会相对稳定。

中国大陆人多地少，显然不适合欧美模式，可能的选择只有拉美模式和亚洲模式二者择一。按理说，中国乡村有邻里相助传统，也有过民国时代与毛时代的两种合作化经历，台湾更是亚洲模式的成功典范，大陆如果走亚洲模式，应该驾轻就熟，事半功倍。但从官方意图看，比如前几年喧闹一时的“公司加农户”，以及最近秦晖发出的“圈地”警告等等，显示中国官员不喜欢亚洲模式，更偏爱拉美模式。其中原因，值得推敲。

倘若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农村改革一步到位，把地权落实到农户，再通过学习台湾农复会经验，在确保私有产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利用农会、四健会，产销班等自由结合形式，把个体农户组织成有规模效益的联合体，加上村民自治，民主选举等，那么如今的大陆农村，应该是另一个成功的亚洲模式，也就是倍数放大的台湾模式。

遗憾的是，由于旧体制的阻挠和意识形态局限，土地放权不彻底，搞了个不伦不类的责任制夹生饭，毛式公社旧体制继续保留，各级以控制农民为主业的官僚架构，开始跟乡村涌现的新贵阶层权钱勾结，甚至合二为一，身份重叠，继续以鱼肉乡民为寻租手段。经历三十多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重组之后，乡村社会已经逐步走上拉美化的不归路。即使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 (杜润生，周其仁等) 能看到这一点，但扭转此一趋势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有组织社会力量，已难形成。这恐怕是中国不得不走拉美道理的主要原因。

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有三个借口：一是“城镇化建设需要撤乡并镇，让农民集中居住”；二是现代化大农业需要规模化经营；三是大公司统一经营能保障食品安全。第一个借口主要目的是抢夺农民的宅基地，往往不顾农民意愿，也不管农民有无新的谋生手段，强迫他们“上楼”。第二个借口是为大公司跑马圈地提供方便；第三个借口是以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为名，强制加速农村阶级分化。本文着重分析土地兼并和食品健康的关系，看看官方的借口是否有道理。

食品安全，谁来把关？

“大公司统一经营能保障食品安全”这个说法，表面上似乎道理，因为在许多消费者心目中，大公司有质量监控，统一包装，注册商标，产地和质量认证，生产日期等等，如有安全问题，容易追责。而个体农户和小商贩在农贸市场经营的农畜产品，不但容易掺杂伪劣，也难以监控。对这一说法的反驳，可以从监管、生产与流通三个层面着眼。

任何消费品的质量保证都离不开监管，更何况人命关天的食品？在美国，统归FDA（联邦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 除了官方监管机构，还有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协会等非官方、非盈利组织，随时对某个行业或者某类产品做抽查评比，定期发布质量和信用报告，以避免官商勾结的弊病。

在生产和流通领域，有无健全而严密的质量检验制度，能否在每个环节保留完整记录，追踪可能出现的质量漏洞，最终向有关人员问责。如果出现重大质量安全事故，还要找到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在规范化的商品市场上，激烈竞争会迫使生产、运输、仓储、批发、零售各个环节，都尽量完善自我监管。因为说到底，产品和服务的名声好坏，都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即使个体小生意，凡想把生意做好做大的人，也不愿意败坏自己的名声，者就是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童叟无欺”的说法。另外，在美国各地蓬勃发展的农夫市场，销售者大多都是个体农户，蔬菜水果往往比大公司在超市售卖的产品更新鲜，当然价格也略高。标售的“有机产品”，也货真价实，没听说有假冒伪劣。现在中国市场假冒伪劣横行，不但个体户造假，大公司照样造假。但那并非市场竞争的过错，而是市场竞争不规范的过错，是政府和民间监管力度都不够的问题。

据报道，中国官方刚刚发布的《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5年）》公开承认，近十年发生的25万起食品安全事故中，有七成以上是由人为因素导致，包括非法使用添加剂和过期原料等等，丝毫没提跟农业生产者的规模大小有任何关联。

反过来看，假如市场机制不健全，竞争不公平，垄断公司和官府狼狈为奸的话，说什么“大公司能保障食品安全”，更无异于天方夜谭，自欺欺人。大公司勾结官府，一手遮天，玩弄司法，打压投诉，抵制维权，甚至暴力圈地的情况，屡见不鲜。毒酒、假药、奶粉、陈化粮等重大食品安全案例，许多都跟大公司有牵连。

跑马圈地，意欲何为？

相反，看看日本、韩国、台湾等地，虽然基本没有大型农业公司垄断控制，反而是个体农户的联合体占优势，但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中的监管力度，比欧美大农场毫不逊色。特别日本跟台湾，常常以美加等国的农产品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进口。当然，这里不排除政府有保护小农业的政治意图在内，但同时也说明，家庭农业为主体的组织方式，并不必然导致农产品质量低下。

因此说到底，食品安全跟其它商品的质量问题大同小异，都要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好坏优劣，主要跟市场规范和法治完善有关，是个宏观社会治理问题，跟农业生产的规模大小，是公司还是农户的组织方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以食品安全说事，是官方逼迫小农加速破产，快速无产阶级化的一个借口。其实质，是支持、纵容，甚至鼓励大公司跑马圈地，最终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中国三农（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拉美化趋势。

我曾在巴西考察过那里的大农场，从规模和效益看，的确比美国大农场毫不逊色，不过明显弊病是阶级分化太严重。少数农场（种植园）主不但雇人打工，甚至雇人经营，自己住在城市豪宅里，过着纸醉金迷的寄生生活，完全不像美、加等国的农场主们那样，早出晚归，辛苦劳作。在巴西种植园打工的农业工人，薪水很低，只有美国农业工人薪水标准的百分之十左右。许多人买不起商品楼，只好蜗居在城市周边的贫民窟（棚户区）内。

据说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专门组织人去拉美考察过贫民窟，不知道他们的考察结果如何？是否有具体计划，拉美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出路。中国和巴西的重要区别在于，巴西是民选政府，政府要顾及贫民手中的选票，所以地方治安当局，对贫民在政府公地上自发修建贫民窟，并不强制拆迁，反而睁眼闭眼，听之任之。甚至迫于舆论压力，还逐步给贫民窟通电，修路，配备邮政、医疗等社会服务，等于变相承认了他们对贫民窟住房的所有权，允许他们有条件买卖。这等好事（怀柔政策），在缺乏配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前提下，有可能降临到中国亿万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头上吗？

最近有消息说，当局想制定优惠政策，动员并帮助农民工购买城市住宅楼，以避免房地和金融业的雪崩。主观愿望也许不错，但在普通城市白领都买不起房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动员人数更多、收入更低的农民工买得起，并且养得住房，倒是一项值得观察和研究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