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一统,危机四伏

——我看十九大后的习近平

 

楊建利

 

 

对民间观察者来说,将自己的分析判断建立在有关宫廷政治的内幕传闻上是不可靠的,而且,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即使最高层也难以完全对社会封锁其政治意图和政治动作,公开信息可能比私下的各种猜测更能准确地展现目前习近平的权力运作及其效果。

 

我们知道,习近平不同于江泽民、胡锦涛,他要做比肩毛邓的人物,这其中自然有习近平的个人野心,另一要因是邓小平主义导致的权贵经济走到尽头,不得另寻出路。十八大前,所谓集体领导造成的“九龙治水”局面展现高层分裂的巨大可能性、经济领域内则是乱象丛生、2011年以来的所谓“经济下滑”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腐败发展到可以吞噬社会经济的程度、网络声音的扩大不是减缓而是扩大了社会阶层间的撕裂风险、环保压力开始成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群体事件持续高居不下……这些都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无法回避的课题,即便没有野心不想“折腾”,他也再没有胡锦涛那种可以“不折腾”的好运气了。

 

要想有所作为,习近平就必须结束“老人干政”,结束中央权力分散无人负责的局面,他必须抓权,对习近平来说,这是排在第一位的事情。

 

我认为,五年时间里,习近平在集权方面是成功的。他已经牢固地掌握了权力,而且正在继续巩固这种权力。我们只需要观察习近平在军队、组织、文宣系统的动作就可以看清这一点。2016年三月的“十日文革”,“习核心”概念呼之欲出却胎死腹中,到了年底的六中全会,就没有人能够阻止“核心”登基了;如果说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的落马是十八前后党内共识的结果,那么,2017年,轻松拿下孙政才已经看不到江胡势力插手的迹象,与此同时,习近平的心腹大臣陈敏尔、蔡奇分别卡位重庆、北京市委书记,也显得轻而易举,蔡奇至今尚无中央委员头衔,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也不再需要张德江式的过渡,如果没有对组织系统的充分掌控,不可能做到这些;更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将领走马灯式的调换,大批中将被委以重任,上将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待毙,其干脆程度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军队、组织、意识形态是中共党魁巩固权力的最关键领域,是否掌控这些领域是权力是否巩固的最重要指标,因此,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怀疑习近平对权力的高度掌控。对这一结论的另一个佐证是,中共十九大比外界猜想的时间提前举行,如果没有权力体系掌控程度的自信,程序上讲,中共总书记可以通过延迟一段时间来为自己争取更为主动的时机。

 

那么,原本不被大家看好的习近平为什么在短短五年里,就获取了形式上甚至超越邓小平的权力垄断呢?除了不再有类似邓小平、陈云这样的双星结构,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要从邓小平主义本身去探寻答案。所谓的“邓小平主义”,其最主要本质,恰恰就是没有“主义”,只有权力和利益。邓小平主义之下,中共官员已经少有毛泽东时代那种具有朴素共产主义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不再有充满个性的军人大老粗,几乎所有的官员的共同特点是:贪腐、无政治个性。因此,在权力体系内部,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并找到“政治正确”的话语,最高领导人面对的官僚只是一个个数字,最高领导人只需要会加减法就可以完成权力的调整和布局,几乎不会有什么像样的挑战。

 

那么,当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控越来越牢固,是不是意味着十九大以后的中国政治将波澜不兴呢?

 

五年来,习近平破掉了邓小平执政以来的许多政治规矩或者说政治潜规则,之所以过去人们认为它牢不可破,是因为存在某种思维误区,那就是缺少政治想象力,没有考虑新的政治变量。同理,考察今天的中国政治,另外一些变量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否则,刻板地理解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问题,就会犯下刻舟求剑的错误。

 

如何发现、评估这些新的政治变量?答案在刘晓波先生那里。

 

中共十六大以前,刘晓波对此曾有论述,面对当时高层人事和权力分配,刘晓波认为“社会陷入了无尽的猜迷游戏”,而高层则以“神秘和恐怖”对待民间的好奇与猜测。刘晓波对这样的游戏毫无兴趣,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不在他们(值独裁者——作者注)手里。”后来,刘晓波写出了《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刘晓波是否在故弄玄虚,是否只是在玩弄词藻?

 

开放可以形成变量,刘晓波敏锐地察觉到开放性社会(不是开放性政治)将为政治带来的变化,他意识到以社会变化推动政治变革将是未来的趋势。有人说《零八宪章》是向当权者卑辞乞求的上书,这是大错特错,早在2008年以前,刘晓波先生就抛弃了对中共传统政治的希望和过多解读,致力于社会层面的观察、分析和活动,《零八宪章》是抛开中共向全社会发出的呼吁,我请所有中国政治观察者不要忘记这一点。

 

可是,当刘晓波早就意识到公民社会发育对中国政治变动具有更深刻力量的时候,习近平却只能局限在政治领域尽可能多地掌控权力。如今,他成功了。但他从此可以睡安心觉了吗?

 

不能,因为这个政权的封闭性使习近平不敢拥抱社会,习近平在形成权力一统的时候,政治与社会的分裂不是减轻而是继续加深,习近平面对社会问题基本上束手无策。

 

首先,不管是否可以将经济持续下滑的责任归咎于“无能”(也无权)的李克强,,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显然都无法有效“掌控”经济,这不是说他们无法掌控经济官员的任命,而是说无论习近平还是李克强,显然都对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滑缺少应对的能力,不仅如此,就业压力正在呈现从中小城市向大型城市蔓延的趋势。2017年,以郭文贵事件、王健林事件等作为标志,中国民营企业家与政府的整体关系裂痕也开始清晰显现,这是江泽民时代以来不曾有过的新问题。泛亚、易租宝等大量的经济毒瘤扩散,不仅危害经济发展,且直接影响维稳。房市泡沫、地方债等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成为水位越来越高的“堰塞湖”……习近平是中共经济领导小组组长,是经济决策的最高领导人,无论眼下的经济困境是否与他有关,最终的责任当然要由他承担。

 

其次,习近平以铁腕手段进行的各种打压,已经宣告无效。709案以罕见的高压对待维权律师,但在短暂的恐怖效果后,民间社会并未被消音,709案件的受害律师反而被人们视为英雄。至于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因其罔顾法治,“以黑反贪”,在郭文贵先生对王岐山、孟建柱屡屡爆料之后,其正当性也开始遭受广泛质疑。

 

更重要的是,在习近平试图调和毛邓走一条中间路线的时候,他忘记了邓小平主义是在毛式乌托邦走向死胡同的时候做出的被迫选择,邓小平主义固然无法继续下去,但毛式乌托邦更难起死回生。走在毛邓夹缝里的习近平可能自以为找到了一条中庸之路,实际上却可能是陷入双重错乱的矛盾境地:不反腐不行,反腐却必然破坏法治;不治理污染不行,治理污染却必须一刀切;不集权,高层将会分裂,集权的结果,是各级官员消极怠工;不控制权贵经济的粗放式跑马圈地,贫富分化愈演愈烈,对“土豪”的限制,却造成商业精英离心离德资金出逃;不管制言论,民间言论随时挑战中共体制,授权管制言论,则地方官趁机打压类似“医院饭菜不好吃”的所谓造谣者,制造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乱式的矛盾?因为毛邓江胡给习近平留下的是一个没有法治、没有正常规则的烂摊子,习近平只能在权力体系内部抓权,却对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无处下手,甚至可以说,在过去五年中,当习近平顺风顺水地将自己变成为一个“皇帝”的时候,每解决一个问题,就制造出更多的问题,社会矛盾在继续扩大,社会对政治的脱轨趋势并未遭到遏制,习近平能做的只是通过文宣系统掩耳盗铃,不许人们谈论这些越来越紧迫的危机罢了。

 

政治上的胜利,也给习近平带来一些可能的反作用力,比如说,李克强、薄熙来、孙政才、胡春华、令计划、李源潮等一个个“废太子”的存在,虽已难以撼动习近平的宝座,但过去五年习近平的胜利靠的是纪委高压,是“不许妄议中央”的蛮横禁令,官员表面的恭谨无为,不代表潜在反弹力不存在,这是习近平无法消除的隐忧。大量贪腐官员被抓捕,早期曾引起底层民众喝彩,但反腐并不能实质性惠及底层民众,民众面对的住房、医疗、教育压力毫无改善迹象,就业形势越来越紧张,恶性法律、道德事件层出不穷,而且,对贪腐官员大量的非法虐待,对其亲属的大量株连,也为习近平制造了一个如影随形的永远的潜在反对群体,其能量之大,其对习近平的痛恨程度之深,将会是习近平越来越难以回避的梦魇。

 

环顾天下,已无一人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最高权力,环顾天下,却也没有一个阶层具有支持习近平的动力,他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官员、律师、知识分子、股民、企业家、失业者……

 

这种越来越“稳固”的权力,有意义吗?与毛泽东相比,有三样事情是习近平难以做到的:1,他不可能彻底封锁言论,统一意识形态,没几个人把他的政治说辞当真,大家都是看戏党;2,不可能消除公开的异议者;3,不可能让国有、集体企业把所有人半死不活地重新养起来,私营企业仍然支持最大的就业比例。也就是说,无论你拥有多大的权力,甚至你对官员、官场的掌控程度超过毛泽东,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已经无法同样掌控社会、掌控思想。与此同时,毛邓两朝政治的反社会属性都在释放其负面作用,无论毛邓,都不能为习近平提供思想资源,毛邓对法治共同的破坏,使习近平缺少必要的制度基础,而只能依靠个人灵感和野蛮高压来试图拯救政权的危机。放在大历史上看,这是不会成功的,除非习近平在十九大后借助自己对权力的稳固掌控,技巧地与社会展开寻求彼此信任的互动,但是,为了巩固权力,习近平已经迫害了太多的自由人士,已经得罪了太多的社会阶层,基本上堵死了这条路,即使他想这么做,成功的希望也微乎其微,何况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他有走向常识政治的迹象。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是利益驱动的社会,靠毛式政治许诺重塑社会价值的可能是零,民众的觉醒是基于利益和信息传播加速的觉醒,民众维权事件的数量增加将会使单一维权事件和维权个人的抗争成本降低,最终形成示范效应和连锁效应。那么,习近平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拿什么来应对社会的要求和反抗?延续此前的做法,只有两条:印钞加军警。仍然不过是击鼓传花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中国经济的基础将被一点点毁掉,军警将会继续与民众“打成一团”,最终这种维稳体系将因金属疲劳式的压力,或因某种意外事件而走向解体。那时候,另一种政治,一种与社会结合的政治,就要开始了。那时候,习近平还会有多大的掌控力,还有什么发言权?

 

如今固然难有政治人物挑战他的权力,但当社会层面出现习近平难以掌控的问题,那些不得不假睡、不得不旁观做看戏党的政治人物会不会咸鱼翻身呢?毕竟这一代社会精英的价值观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形成,不可能真心认同朝向毛氏的左倾。所以,无论习近平的权力表面上看去如何稳固,都无法克服其本质上的脆弱性。溃败和自救中的社会难以掌控、官场廉价吹捧背后强烈的不满、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将使习近平的处境在十九大之后,变得更为艰难,习近平是否有智慧面对越来越艰难和复杂的局面?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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