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之所以具备现代元素，是在于它是对保守形态下社会原型的重省，也是对唯社会的人类组织秩序的反对和批判，因为现代社会不会对罪恶进行袒护，也并非仍要对阶级实行政治承诺。因而要探讨大陆转型周期的整体性和现状，以及突破极权的所属策略，就必须要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性予以区分和重整，以避免混淆社会事件的边界和政治元素的内在实质，为转型的当代状态提供必要参数。更重要的是，它要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行动，提供真实的民主价值，触动基于意识形态的掩护而形成的极权式政治。尽管，当代社会正在陷入政治逻辑的失序时期，但毫无疑问，对消极自由的批判在实质上已成为抗击极权政治的首要问题，而无论消极的理由及时代背景。
民间升格为社会行动
保守主义在观念上实际已表现为对非民主形态宣誓拥护，但它以不触发社会动荡为由进行政治编造，以期在漠视社会苦难的层面上充当说客的手段已不再奏效。这是因为，当代社会已为动荡的覆盖场域做好了心理准备，否则也不会对越来越恐怖的中共高压予以社会民意的释放。这种理解的区别在于，沉默并非意味着对抗争的放弃，而是恰恰相反，沉默是为了确认在恰当的时机进行整体抗争，并且更重要的是，大陆社会要对抗争的幅度及深度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因此，当我们将民主视野中的民间抗争视为主体时，在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时期转变性的延续进程已经开始，也就是从民间升格为社会行为及行动的时期，要比一切基于稳定立场的理论更能反映大陆的本质现实。同时，这也明确了一个有关民主运动的新阶段的开始。
中共在政治领域内的表现，其实质是在用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来达到肢解当代的目的。其中，对宗教权力的窃取，呈现的是在政治属性中强化对宗教（权力）的模仿，以暗示共产主义的非人化特征。但是，中共仍然无法避免在形象上的侵略性，尤其是中共热衷于四处插手并干扰社会及学术事务时，这种侵入性的行为使得其成为自我粉碎的牺牲品。因此，无论是保守主义以“代价论”掩饰趋利意图，亦或鼓吹消极自由（大洪水预言的狂热信徒），或是一面大力抨击中共、却又对大陆社会抗争的真实性视而不见，高谈程序正义和理性抗争，却从不对身处抵抗一线者施以援手的虚无民主主义者，都忘记了社会作为当代秩序的容器，不存在被中共打破之后仍能苟活的可能。由此所导致的，则是对必然失败的结果的验证。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基于独裁强化形成的权力惯性将产生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社会本身能够吸纳的幅度。尤其是对于仍在口头上反对极权，但却用个人行为维护特权机制的机会主义者而言，这种灾难就会超出随机的场域，从而变成对消极自由施以暴力的权力方式。
要重省民间升格为社会抗争所形成的主体特质，是一种区别于旧民主意识的行为形态，是在于，民间作为体制外的属性在当代序列中已得到了改变，也就因此具有了超越体制分界的权力机制。民间仅意味着对权力中心的疏离和远距离考察，但却仍成为权力的附属之物，也就等于确认了在当下时代极权中共的权力约束。而当代政治之所以具备现代含义，则是在于它已将自身融合进了整个社会肌体的质量中，不再承认民间与权力体的附属关系，甚至也不再默认压迫和被压迫的单向契约。而当社会主体成为事实时，它首先要体现的是此一改变的行为方式，而并非仍要经权力批准以使之确定。从属关系的改变带来了整体视野的飞跃，唯其如此，讨论当代大陆的民主运动，以及其包含的社会性才具有现代民主的要素。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站在当代秩序和政治逻辑的层面上，对大陆近代史中改良与革命的超越。
中共政治能源的枯竭
从另一层面而言，中共作为极权现实的本质受到了社会形态而非政治冲突的分化，它的主要表现在于，中共无法对现有极权产生任何性质的推动，因此，期望通过修改党式宪法产生效果如对社会形成政治压力，但仍解决不了因政治能源枯竭而导致的崩溃。所谓找不到“接班人”，并非仅暗示习近平的权力纵欲，而是明确了中共在政治领域内的更新难以应对超大体量的消耗。由此，修改任期即已作为中共自身的负资产，从而形成压垮中共的政治性结构力。然而，这只是稍作分析就能推导出的对混合型专制的判断，它在更高一级的体系中，仍要面对的是，在整体政治的边界内因未形成的文明政治所产生的歧义，就像“崛起”之于中共所带来的欺骗性假象一样，它构成了民主进程的抗争陷阱，并使得民主运动在社会中的分裂形成了退踞状态。
民主话语失控与现实抗争的开掘
不能从民间抗争上升为社会主体的实际意识，就必然意味着狭义上的民主运动出现了本质性分化。它主要表现为政治话语的失控，也就是永远只能停留在几个其实不那么重要、并且是翻来覆去的若干话题中，缺乏开拓政治领域的可能性，是导致思维固化的一个事实阴影。其二，从行为及行动的视野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对抗争形态的弱化，难以在较为明确的时期触动社会神经，并产生民意共振以导向抵抗的转折深入，无法凝聚抵抗资源，所拥有的社会比重呈减弱状态……这所有的一切，从社会学的内在而言，则以互相消弭的形态，为消极自由回避极权压制找到了诡辩式的借口，同时，也使得中共的崩溃僵持在一个看上去依然稳固的幻觉中。
现代民主对国家体制作为界限的改写，以及社会化的个人主体思潮的形成，使得共产主义陷入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中，同时，这也构成了摧毁极权基石的先决条件，并且在非平面静止的状况中，为当代民主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信息关联。这就是说，民主运动在依靠社会抵抗塑造可能性的同时，也通过对现实抗争手段和题材的多样开掘，使得仅处于反对立场的民运变更为社会领域内的主要话题。它与大陆历史中有关政治发展的断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因为当代民主的抗争并非是对权力体系的一般斗争，它在政治化的图景中更注重对社会功能的整合，从而形成抵御极权控制的向心力，具有着可以持续卷入的群体意愿。而这一点，也会从策略性的运动层面，为大陆民主导向转型并进入社会肌体提供足够坚韧的动力来源。
协同世界民主浪潮
基于社会推动而并非递进的转型途径，在一方面是建立并依托于当代社会的纵深逻辑之上，它的最大作用即是对缺乏深度的极权予以批判性瓦解。因为极权是政治阴影的一种体现，不具备自我生殖的能力。其二，对中共而言，北京非法政权的崩溃是迟早的事，不仅是因为中共背叛民意，也因中共已陷入自身作为政治乱伦的生产者和分裂者的陷阱。换而言之，薄熙来和习近平是互为一体的，其个体差异仅是其中不重要的一面。中共的一切都是依附暴力而非人心的结果，但是，这和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更不会涉及到维护大陆族群的利益和生存价值。因此，所谓通向奴役之路，恰恰是中共作为黑暗政治的归宿而非中共所统治下的大陆民众。
改变对民主运动促进转型的现实层面的理解，意味着要遵循的就不是反对身份的坚守，而是对大陆民主进行创建和再造，以在最大程度上，缔造民间对社会运动的呈现，以及作为推动时代进入文明视野的源泉。又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消极自由的辩护已然缺乏充分理由，是因为消极自由的本质并非回避侵入和逃离压迫，而是在政治层面上对压迫的选择和默认，正如在此维权的后时期进程中对维权的理解一样，改变对社会和政治属性的识别，启用现代思维中多向角度的抵抗手段，才是在极权进入个人独裁的当下恢复抵抗意识的整体性策略。由此，从消极自由迈入积极抗争，从单向民运转至社会行动，不仅是对碎裂社会的现代性修复及重建，同时也在政治机制的领域内，对一切掠夺性权力予以了当代视野的重新考察。无论中共是个人独裁，或依然急于体现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残存的暴力代表，都将面临文明社会的检视和最终制裁。这也一样，在体现到大陆民主转型所要针对的一个非地区性现实时，协同世界民主浪潮，为民主的当代实质纳入全新的思想，以不仅要彰显政治肌体的制度程序，还要就人本身的政治属性及大陆未来的发展，给予现代性的书写和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