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垃圾可以不分类
——从德国特里尔城市垃圾不分类实验成功说起
德国特里尔城市曾做过垃圾不分类的实验，而且取得成功，用机械与人工智能对垃圾进行分类，其效果比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要高百分之五十，特别是在分拣塑料方面，它能分拣出百分之九十九的塑料，而这在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时是不可能达到的。可惜这个成功的实验目前在德国不能推广，因为垃圾分类已经写入德国法律。在民主法治国家中，要干一件事，哪怕是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事，也需要时间，也需要走程序。这也许就是一些人说的民主制度的缺陷。但是中国不同，中国曾经在世界上是垃圾处理做得最好的国家。目前中国的垃圾分类才刚刚起步，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机会。加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人工智能技术在世界上处于最领先的地步，机械制造世界领先，所以利用用机械与人工智能去对垃圾进行自动分类，是有许多优势，没有技术和经济上的困难，不必走“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老路”。垃圾分类不应该成为比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还难的题目。简单的事情简单干，即使是复杂的事情也可以简单化后干。
一、简单的事情复杂干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执行最严垃圾分类，居民个人扔错最高罚200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全国多地也陆续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好像中国的许多法律和法规都是从党的生日这一天开始执行的，比如由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2006年登记，2007年6月29日举行发布会，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实施项目和日期，但是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必须实施。新标准中规定的106项指标均要求强制执行，在对饮用水水质进行评价时，常规指标和非常规指标具有同等地位。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必须实施，这一天又是党的生日。可以告诉大家，到2019年7月1日为止，没有一个城市的自来水质量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的106项指标。网路上有文章说：“垃圾分类逼疯了上海人”，特别是让老年人无所适从。还有网友评论说：“垃圾分类比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还难”。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本来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非要复杂化。比如三峡大坝的变形问题，让民众有机会到三峡大坝上空利用无人机拍摄几张照片，民众自然会找到答案，用不着先用腾讯地图的卫星图，再用高分六号卫星图来说明，三峡大坝没有变形；接着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出面承认三峡大坝存在水平位移与垂直位移，但强调指出，坝体变形处于弹性状态，各项指标均在设计允许范围内。又比如雄安新区建筑高程的确定，讨论了两年多了，还没有决策，但是雄安新区五花八门的下水道井盖的图案，却早已通过规划定了下来。垃圾分类也是同样，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非要把它搞得比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还难。
二、从下而上的决策与顶层设计的区别
垃圾分类是世界环保运动中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这项措施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来自草根，来自民众，特别是来自中小学生。垃圾如何分类也来自民众，一些最最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对垃圾分类的认识，他们决定了对垃圾的分类。所以，垃圾分类对于参与了决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不是高考数学的大题，而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题目。随着人们对能源、物质重新利用认识的不断深入，垃圾分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人们能很容易地接受它。用中国人的话说：“与时俱进”。
德国是世界上引进垃圾分类最早的国家之一，这也是德国人为之骄傲的一件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世界环保意识觉醒的阶段。1962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撰写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了。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非常准确地给卡森女士的历史功绩做出定位：《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开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制定了专门的垃圾处置法。1991年，德国政府通过了《包装法》。
德国最初的垃圾分类很简单，就是把纸、玻璃和电池等从普通垃圾中分出来，而且玻璃再细分白玻璃、绿玻璃和棕色玻璃。就是这么简单。之后增加了有机垃圾。废旧电器必须送到城市专门的收场地去抛弃。不用的家具必须事先通知城市的垃圾处置公司来拉走。所以，一般德国家庭有两个到五个垃圾桶，分别存放分类后的垃圾，用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予以区别。比如，笔者家中是两个垃圾桶，一个是普通垃圾，一个是可以重新利用的垃圾。生物垃圾则送到菜地里自己制造有机肥料。纸和玻璃送到离家100多米的盛放纸和玻璃的公共垃圾桶内。用过的电池送到超市回收。垃圾桶就在家门口，离家门不到10米的地方。城市的垃圾处置公司每两个星期来倒一次垃圾（也可以一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一次，视自己家垃圾多少而定）。如果把垃圾分类搞错了，一件十分容易发生的事情，比如把普通垃圾扔在可以重新利用的垃圾中，或者把可以重新利用的垃圾扔在普通垃圾中，是不会被罚款的。因为垃圾分类是来自草根，来自民众。但是如果把不用的家具随意乱扔，把废旧的轮胎随意乱扔，那是要被罚款的。
大家也许不知道，西方国家的垃圾分类源自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的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垃圾分类、中国的垃圾处理是世界的模范。
三、中国的垃圾分类、中国的垃圾处理曾是世界的模范
1971年7月9 日瑞典《快报》刊登该报记者博·贡纳尔森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是世界各国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博·贡纳尔森写道：“西方世界对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怎样进行环境保护了解极少。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废物利用方面是“世界冠军”。如果中国是像美国一样的消费社会，那么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就要被垃圾、工厂的烟和废气窒息而死。”两天之后，这篇报道就被收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中，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手中。
那时，中国依靠诸多的低端人口，来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垃圾中的诸多物质，也经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那时的中国鲜有垃圾问题。老子说，故圣人处事只会因材而用，而不会视人为废人，视物为废物（原文：是以圣人恒善逑人，而无弃人，物无弃材，是谓曳明）。在外国记者的眼里，中国在废物利用方面就是一个奇迹。
1985年到德国留学，生态环境保护是主课。没有想到德国教授在课堂上大讲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GDP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一些好的东西也消失了，比如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废物利用等等，就和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倒掉了。垃圾问题，主要是城镇生活垃圾问题，变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最大问题之一。这就有了一个来自顶层设计的垃圾分类。
那么顶层设计和从下而上的决策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顶层设计是复杂的，需要用强力（比如罚款）来推行；而从下而上的决策是简单易懂的，是民众自愿执行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因为做顶层设计的决策者，他们本人绝不需要身体力行，不需要去做比这道比高考数学最后一道题还难的难题。
四、垃圾可以不分类
德国的一个小城，城市名字叫特里尔。那里有马克思的故居，也是中国游客最多的地方，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一半以上的参观者来自中国，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级别最高的参观者，一位是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一位是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中国游客常常停留在燕妮的陪嫁丫头的照片前面凝视，仿佛要知道，这位十分普通的姑娘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特里尔从2010年开始尝试，垃圾就不用分类了，所有的垃圾扔在一个垃圾桶内，对于居民来说，十分方便。
难道垃圾真的不用分类了？难道垃圾中的有用物质不再回收了？难道人们又回到浪费、奢侈的时代？
回答是否定的。垃圾还是要分类的，只是不用居民去分类，而是用机械与人工智能去对垃圾进行分类，而且垃圾分类的效果比先前的垃圾分类还要好。
根据德国亚琛大学托马斯.普兰茨教授（Prof. Thomas Pretz）和德国最有权威的技术监测机构总经理马克斯.蒙策尔博士（Dr. Max Monzel）对特里尔的实验结果做出如下评价：用机械与人工智能对垃圾进行分类，其效果比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要高百分之五十，特别是在分拣塑料方面，它能分拣出百分之九十九的塑料，而这在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时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个结果也显示了，德国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并没有象中国执行得那么严厉，居民有时会把垃圾分错类。在德国，也许垃圾分类是生活中的一道题，必须做，做对不加分，做错也不减分，只是一个态度问题。
特里尔的垃圾可以不分类的尝试结束了，结果也很好，但是这个模型并没有在德国得到推广，也没有在特里尔实施。因为这是法律问题。前面已经谈到了，德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管理垃圾处置，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颇有成效，德国人也为之骄傲。要取消垃圾分类，用机械与人工智能去对垃圾进行自动分类，就需要更改法律，重新制法。在民主国家中，要更改法律或者重新制法，是要经过漫长的道路，需要时间。在民主法治国家中，要干一件事，哪怕是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事，也需要时间，也需要走程序。这也就是一些人说的民主制度的缺陷。
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在世界上处于最领先的地步，机械制造世界领先，人工脸面识别、人体行走形态识别，推广使用面积之广，也是世界第一。所以在用机械与人工智能去对垃圾进行自动分类方面，有许多优势，没有技术和经济上的困难。
最重要的是，在垃圾分类方面，中国起步晚，比如上海在2019年7月1日才开始执行。应该考虑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提供的新的、更加有效、更加简单的措施，而不是走“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老路”。
五、德国垃圾的自动分类
在德国，经过居民分类的垃圾，往往也是要经过机械与人工智能的再分类，特别是在进入垃圾焚烧炉之前。比如说，放入黄色垃圾桶的可以重新利用的垃圾，其成分主要是塑料。塑料又可以细分好多种类，有可以重新利用，制造再生塑料的，有不可以重新利用，需要进入垃圾焚烧炉的。要区分塑料的种类，这肯定比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还难。所以在居民垃圾分类时，只需要把各种各样的塑料全部扔进黄色的垃圾桶就可以了。城市垃圾处理公司会把从黄桶中收集起来的垃圾送到垃圾自动分类场进行分拣，把不同种类的塑料区分开来。
德国垃圾焚烧场也建有垃圾自动分类车间，对送到垃圾焚烧场的垃圾进行最后一次分类，主要的目的是减少进入垃圾焚烧炉的垃圾量，然后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得可以回收利用的物质和能源。其实这些垃圾焚烧场的垃圾自动分类设备，可以直接用于垃圾自动分类。只是民主、法治的国家，要实现垃圾自动分类，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法律程序问题。
最后多聊几句，关于德国垃圾焚烧场的事。
早在125年前，也就是1893年德国在汉堡的布雷戴西建造了第一座垃圾焚烧厂（而中国在1998年才有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之后，一些德国大城市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垃圾焚烧厂：慕尼黑于1900年有了垃圾焚烧厂，柏林1921年有了垃圾焚烧厂，但只是到了二战结束后才正常运行。根据德国环境保护部的资料，目前德国一共只有68座垃圾焚烧厂处理城镇生活垃圾，垃圾焚烧厂的规模一般不如中国的大。目前德国垃圾焚烧厂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的状态，平均每年处理二百万吨进口的生活垃圾。
根据德国《循环经济法》（简称KrWG），垃圾焚烧不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处理垃圾方法，而是处理垃圾的最后一种方法，只是无法使用其他环境友好型的方法来重新利用和处置的垃圾，才能采用垃圾焚烧方法。
目前，德国生活垃圾中用于焚烧发电的仅占37％，回收利用的占45％，剩余的通过堆放转化为堆肥。这些堆肥经过烘干，然后再卖给居民，用于家庭的养花养草，或者种植蔬菜，当作有机肥料。
到2016年，中国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已经达到37.5%，已经超过了德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比例。如果说人多地少，垃圾焚烧是必然的选择，是最好的办法，那么德国的人口密度不亚于中国，德国应该大幅度提高垃圾焚烧比例才对。应该认识到，垃圾焚烧发电，是垃圾处理中的最后手段，而不是首选手段。
下面一张表展示了中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发展和未来规划，2000年、2010年与2015年为实际的能力，2020年、2025年与2035年为规划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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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生活垃圾清运量 |
一年生活垃圾焚烧量 |
焚烧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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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
0.0034亿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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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
1.7亿吨 |
0.325亿吨 |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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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
2.8亿吨 |
0.858亿吨 |
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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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
4.0亿吨 |
2.157亿吨 |
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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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
4.4亿吨 |
2.628亿吨 |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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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 |
5.5亿吨 |
4.088亿吨 |
75.0% |
德国37%的生活垃圾用于焚烧发热发电，用于回收重新利用的占63%，而且德国的人口密度不低于中国，德国鲁尔区、莱茵河区、法兰克福区的的人口密度不低于中国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和珠江三角洲，人多地少不是将生活垃圾焚烧量的比例提高到75.0%的理由。
中国垃圾规划中的另外一个不合理之处就在于垃圾总量的增长，到2035年城镇生活垃圾总量达到每年5.5亿吨。如果按2035年城镇人口11亿人计算，每人每年的垃圾产出量为500公斤。而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的日本，2018年日本每年每人的垃圾生产量只有410公斤。相信中国人均垃圾生产量到2035年一定能够达到日本2018年的水平。加之中国总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到2035年城镇生活垃圾总量达到每年5.5亿吨是一个过分夸张的数量。届时中国的许多垃圾焚烧设备又成为剩余能力，象德国目前的垃圾焚烧设备一样，需要从国外进口垃圾才能保证垃圾焚烧设备的正常运行。
目前中国制定的垃圾焚烧中二噁英（致癌物质）排放标准与欧盟规定一致。其实，欧盟规定的二噁英排放标准的上限为0.1纳克，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原因是欧盟的规定适用于欧盟所有的国家。欧盟中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是东欧、中欧的一些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所以在制定标准时要考虑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象德国、荷兰等发达的国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噁英实际排放就大大低于欧盟的规定，这是对民众健康的负责。如德国纽伦堡与海姆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噁英排实际放量为欧盟标准排放上限的三十三分之一，维尔茨堡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噁英排实际放量为欧盟标准排放上限的八十分之一。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中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却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噁英排放标准向欧盟中的欠发达的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看齐，这就是对中国民众健康身心的忽视。这样的世界第一或者第二，于民众没有任何实际好处。
对于德国民众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民众有权获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数据和排放数据，参与监督。这也是德国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没有遇到象中国这样大阻力的最根本原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数据（比如焚烧炉温度的燃烧温度），烟囱的出口处装有测量仪器，记录各种物质的排放量。垃圾焚烧发电厂按时向政府监管部门上报上述的数据，民众有权获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数据。垃圾焚烧发电厂也对民众开放，让民众可以随时监管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否对他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这一点是在中国最为缺乏的。
简单的事情简单干，即使是复杂的事情也可以简单化后干，垃圾分类不应该比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还难！有了人工智能，有了中国天网的技术，高考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还能是一道难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