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香港“反送中”揭示“一国两制”的不相容性——社会主义统一不了两岸三地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一个多月，震惊世界。正当其越演越烈之际，中共国务院港澳办7月29日首次召开记者会，发言人杨光称，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施政和港警“严正执法”，这种违逆香港多数民意的做法，等于对当前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香港“一国两制”纷争再次成为国际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香港“反送中”运动不断升级
在港澳办发布声明之前，103万港人首次大游行后，港府仍执意修例；6月12日，上万香港人包围立法会阻止修例，遭警方开枪镇压，引发更大的民愤；6月16日，再有200万人的大游行；6月26日晚，又有万人聚集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将参加G20峰会的各国领导及国际社会关注港人的诉求。进入7月，抗暴运动遍地开花，民间力量更显壮大。7月1日，55万人上街表达诉求；7日，23万人持续九龙大游行；14日，沙田区11.5万人上街抗议；7月21日43万人港岛区举行大游行后，警方以催泪弹、布袋弹在上环进行暴力清场。同日，港人“反送中”游行结束后，一度包围中联办，并以黑漆涂污中联办招牌，当晚数百白衣黑帮血洗元朗，至少有45人受伤送医。港人形容这是“警匪勾结，香港最黑暗的一天”。 2019年7月28日，香港市民游行到西环，逼近中联办附近与警察对恃，其后警察频繁发射橡胶子弹及催泪弹清场。由此可见，香港民众的怒火，正在从香港领导层转向中联办。
近日，香港各界纷纷发声谴责林郑对此事件处理不当，斥责警黑勾结对民众实施暴力。自7月24日起，共44个政府部门，超过500多名香港行政主任匿名联署，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毫无承担，以及警察有勾结暴徒之嫌，强烈谴责警队。28日港府“新闻主任”发公开信，批政府行为可耻；接着又有医护人员联署，谴责警方危害市民生命安全。林郑政府现已基本瘫痪，香港限于空前管治危机。
“一国两制”内质矛盾不可调和
其实，香港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其内质矛盾不可调和，即两种政治制度的极不相容性。对此，本作者早在 1998年发表于《民主论坛》的《”一国两制”的悲哀》一文中就谈到：一国两制，如同把食肉的狼和食草的羊关在一个笼子里，要么狼饿死，要么狼吃羊。除非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质的演变，否则这种“狼吃羊”的危机迟早是会到来的。今日香港局势不幸被作者言中了。
在一种高压管控社会，拒绝普世价值的中国，怎么可能长期容忍香港的自由、人权与普选，又怎么可能令港人信任？如果有一天香港自由选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港府，大陆又该怎么办呢？ 对此，邓小平早就给“一国两制”上了紧箍咒。他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发出的“圣旨”。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还十分蔑视“普选制度”说：“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众所周知，邓的所谓“爱国”观念，就是爱中共的领导。
邓小平“伟大创举”的破绽
邓小平还就外界和香港人敏感的中共“干预香港事务”问题特别强调：“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他说，“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时，北京过问不过问呢？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们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他还说，“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可。”为此，邓小平指示要在起草基本法时，套上这个紧箍咒。然而也正是他的这个紧箍咒，不仅泄露了邓小平这个“伟大创举”的破绽，也为“一国两制”最终是行不通的留下了现成的注脚。邓小平不仅要给“一国两制”套上紧箍咒，还要以军队驻守为潜台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共产党的命根子。
“狼吃羊”的典型证据
曾记否，2003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六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有50万人走上香港街头举行反对反颠覆立法的和平抗议，因该项立法侵蚀新闻、宗教和集会的自由。那次示威活动导致了该项法案的推迟和其最终的撤销。应对此负责的保安局长也被迫辞职。但这场示威触及了邓小平设定的底线，引发了中国对香港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共便采取了从间接干预到直接干预的方式转变，目的不过是让香港人民知道权力到底在谁手里。于是，2004年4月26日，中国宣布了香港不会在2007年实现民主的单方面决定，并且没有说明香港何时实现民主。当时的国务院《“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声称：“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这句话，等于推翻了当年中英联合声明，事实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英两国政府谈判的结果，更是港人自己对自己的授权（普选）。而绝非“中央授权”。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声明指，“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此次白皮书，北京中央政府是将“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无限扩大，而香港人则是坚持“两制”，这就造成了一国和两制的法理冲突。而白皮书中对立法会选举办法字眼由原本向全国人大常委“备案”改成了中央对此有“决定权”。这是北京政府准备“狼吃羊”的最典型证据。如此一国两制，又岂能让台湾人归心？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两种制度？为什么不能哪种制度好就统一于哪种制度下？两种制度又算什么统一？“一国两制”这种画饼充饥性的“统一”，难道不是这个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悲哀吗？
普世价值才能包容中华两岸三地
其实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时，又隐含了多少辛酸、多少悲凉和迫不得已。因为面对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惨败，他深深地懂得，用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统一中国的。无论在香港、澳门、台湾，那里同样是中华血统、中华文化和中华大地，仅仅由于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便创造了令大陆望尘莫及的自由、人权与政治文明。也许中华两岸三地的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中国分裂，但无可置疑，他们是决不甘于统一于“赵家”专权，“不得妄议”国内镇压维权律师，海外跨境执法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这就是邓小平的无奈、中国共产党的无奈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奈。
今日香港“反送中”浪潮聚焦全球舆论，再次力证“一国两制”行不通，社会主义制度统一不了中国——只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才能包容中华两岸三地，天下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