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
2020年成了「新冠」年，疫发武汉，呼啸全球，欧美尤烈。短短月余，已扑至美国。纽约、新泽西州（笔者卜居此州）竟成为比武汉还可怕的重疫区。截止4月23日，全球确认感染者260万，死亡18万以上，[①]数字还在往上蹦，威力远烈于美国二战两颗原子弹。不过，最可怕的是：「新冠」病毒乃人工嫁接合成（武汉P-4病毒研究所），明显具有「再生性」。而最最可怕的则是：中共不承认「放毒」、不承认自己打开潘多拉毒盒，大陆小红粉制造「病毒来自美国」（2019年10月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混淆视听，企图甩锅于美。
中共政府这种对待疫难的态度，虽属一如既往「全在意料之中」，但其后果的严重性亦十分清晰：毒漏不补，毒源难去。没有中共政府的配合，西方病毒研究机构无法有效防止Next（下一次）。
无论如何，武汉「新冠」乃人为泄漏，1921年以来赤色瘟疫的「历史延续」。「新冠」病毒厉害，思想瘟疫更厉害！病毒疫情直观可感，后果清晰；思想瘟疫，传播无形，病征一时隐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人类大规模自相残杀。「新冠」为病毒杀人，「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则是更残酷的人杀人。套用中共习语：「追查毒源不要政治化」，但毒源产生确有政治因素。
赤色瘟疫更可怕
全球疫难当然很可怕，但比疫难更可怕的是思想瘟疫——马克思主义。从后果上，1347～1353年席卷全欧的「黑死病」（鼠疫），夺走2500万人生命（当时欧洲人口1/3）， 马克思主义至今已延绵172年，致使至少一亿人非正常死亡、至少20亿人非正常生存。
这次「新冠」（Covid-19），源出武汉，无论如何赖攀不上「美蒋反动派」，中共政府无法卸责甩锅。说到底，还是人文瘟疫马克思主义惹的祸。后果如此严重的合成性病毒，为什么未泄漏在人家「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家不是也有多家P-4级以上的高级病毒研究所？
武汉「新冠」致灾如此之烈，中共政府至今一声不吱，一声起码的「道歉」都没有，几个外交部发言人还「义正辞严」谴责人家受害国。当然，这次地球人看得很清楚了，中共仍在延续「先天性心脏病」——颠倒是非，强项自说，将荒谬进行到底。面对不承认铁证事实、不承认基本是非的中共，与欧美跑不到一个频道，鸡鸭对话，最苦的当然还是14亿中国人民，至今生活在网络风火墻内，没有最重要的现代生活元素——自由。
刘宾雁的感慨
1986年10月中国法制文学研讨会，即将被再次开除党籍的刘宾雁（1925～2005）：
总是把一个人朝坏的方面想，明明办的是好事，也怀疑你有坏的动机，这事种太普遍了。
整个民族的素质已经退化。[②]
这不，中共因为自己坏，因此也总把别人往坏处想。理解善良需要以自身善良为基础，中共浑身仇恨（至今还在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怎么可能理解欧美基督徒的善良？
2017年笔者移美，对「西风」有了深切具体的感觉。人家欧美孩子从小进教堂，长沐慈爱，信任第一，不可撒谎可是大大戒条，诚信第一，很看重「诚信记录」。马列「东风」的中共，持异即敌，林彪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明明中共自己大乱甲乙，还楞指说对方颠倒头脚。以笔者对中共的总结性经验：跟这个党没法讲理。中共至今对抗「普世价值」，视普世价值为「西方颜色渗透」，至今对自己国人搞网络封锁，还说是「社会主义无限优越性」，你说，如何与中共讲理？怎么讲？讲得起吗？
颠倒基本是非，全民必须说谎、必须习惯于说谎、视伪为正、视假为常，一代代人下来，全民素质当然逆向退化。这不，方方〈封城日记〉说了几句真话（还未完全照实说），就已招来寰内暴民众多咒骂——“削发为尼”、“陪跪秦桧”……
失去真实的基点，国家伦理、社会价值、人民道德，当然不可能长正长直。刘宾雁乃1944年入共老赤徒，来美后仍「抱马列而长终」，但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34年就感觉到中共的劣根处。
笔者青年时代正值「史无前例」的文革，知识不仅成不了「力量」，知识分子还是负有「原罪」的臭老九，没有知识只有体力的工农才有资格安排一切，才是值得尊敬的领导者。如此这般，全社会不是知识化，成了必须工农化，朝着无知化方向驶去。我们知青一代不就是为毛共的这一「工农化」买单？笔者16岁远赴大兴安岭，上山下乡八年，今天哪位青年愿意如此「革命化」？
结语
理歪灾来，恶行必起于悖义。马列主义颠倒价值、大乱甲乙、弃理性而就「主义」，传播阶级仇恨，摧毁现代文明基石——个人权益。明明财富乃人生幸福的基础，人性本能当然嫌贫爱富，资产阶级才是人类前进方向，马列主义偏将无产阶级捧成领导阶级，成了贫穷至尊——「卑贱者最聪明」（毛泽东）。[③]
思想瘟疫不除，细菌病毒说不定还会「泄漏」，确实相当相当可怕。
注释：
[①]全球疫情實時動態，https://news.ifeng.com/c/special/7uLj4F83Cqm
[②]劉賓雁：〈人的解放和言論自由——在中國法制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解放月報》（香港）1987年2月號，頁41～42。
[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