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疫毒更可怕

裴毅然

2020年成了「新冠」年,疫发武汉,呼啸全球,欧美尤烈。短短月余,已扑至美国。纽约、新泽西州(笔者卜居此州)竟成为比武汉还可怕的重疫区。截止4月23日,全球确认感染者260万,死亡18万以上,[①]数字还在往上蹦,威力远烈于美国二战两颗原子弹。不过,最可怕的是:「新冠」病毒乃人工嫁接合成(武汉P-4病毒研究所),明显具有「再生性」。而最最可怕的则是:中共不承认「放毒」、不承认自己打开潘多拉毒盒,大陆小红粉制造「病毒来自美国」(2019年10月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混淆视听,企图甩锅于美。

中共政府这种对待疫难的态度,虽属一如既往「全在意料之中」,但其后果的严重性亦十分清晰:毒漏不补,毒源难去。没有中共政府的配合,西方病毒研究机构无法有效防止Next(下一次)。

无论如何,武汉「新冠」乃人为泄漏,1921年以来赤色瘟疫的「历史延续」。「新冠」病毒厉害,思想瘟疫更厉害!病毒疫情直观可感,后果清晰;思想瘟疫,传播无形,病征一时隐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人类大规模自相残杀。「新冠」为病毒杀人,「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则是更残酷的人杀人。套用中共习语:「追查毒源不要政治化」,但毒源产生确有政治因素。

赤色瘟疫更可怕

全球疫难当然很可怕,但比疫难更可怕的是思想瘟疫——马克思主义。从后果上,1347~1353年席卷全欧的「黑死病」(鼠疫),夺走2500万人生命(当时欧洲人口1/3), 马克思主义至今已延绵172年,致使至少一亿人非正常死亡、至少20亿人非正常生存。

这次「新冠」(Covid-19),源出武汉,无论如何赖攀不上「美蒋反动派」,中共政府无法卸责甩锅。说到底,还是人文瘟疫马克思主义惹的祸。后果如此严重的合成性病毒,为什么未泄漏在人家「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家不是也有多家P-4级以上的高级病毒研究所?

武汉「新冠」致灾如此之烈,中共政府至今一声不吱,一声起码的「道歉」都没有,几个外交部发言人还「义正辞严」谴责人家受害国。当然,这次地球人看得很清楚了,中共仍在延续「先天性心脏病」——颠倒是非,强项自说,将荒谬进行到底。面对不承认铁证事实、不承认基本是非的中共,与欧美跑不到一个频道,鸡鸭对话,最苦的当然还是14亿中国人民,至今生活在网络风火墻内,没有最重要的现代生活元素——自由。

刘宾雁的感慨

1986年10月中国法制文学研讨会,即将被再次开除党籍的刘宾雁(1925~2005):

总是把一个人朝坏的方面想,明明办的是好事,也怀疑你有坏的动机,这事种太普遍了。

整个民族的素质已经退化。[②]

这不,中共因为自己坏,因此也总把别人往坏处想。理解善良需要以自身善良为基础,中共浑身仇恨(至今还在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怎么可能理解欧美基督徒的善良?

2017年笔者移美,对「西风」有了深切具体的感觉。人家欧美孩子从小进教堂,长沐慈爱,信任第一,不可撒谎可是大大戒条,诚信第一,很看重「诚信记录」。马列「东风」的中共,持异即敌,林彪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明明中共自己大乱甲乙,还楞指说对方颠倒头脚。以笔者对中共的总结性经验:跟这个党没法讲理。中共至今对抗「普世价值」,视普世价值为「西方颜色渗透」,至今对自己国人搞网络封锁,还说是「社会主义无限优越性」,你说,如何与中共讲理?怎么讲?讲得起吗?

颠倒基本是非,全民必须说谎、必须习惯于说谎、视伪为正、视假为常,一代代人下来,全民素质当然逆向退化。这不,方方〈封城日记〉说了几句真话(还未完全照实说),就已招来寰内暴民众多咒骂——“削发为尼”、“陪跪秦桧”……

失去真实的基点,国家伦理、社会价值、人民道德,当然不可能长正长直。刘宾雁乃1944年入共老赤徒,来美后仍「抱马列而长终」,但记者的职业敏感,使他34年就感觉到中共的劣根处。

笔者青年时代正值「史无前例」的文革,知识不仅成不了「力量」,知识分子还是负有「原罪」的臭老九,没有知识只有体力的工农才有资格安排一切,才是值得尊敬的领导者。如此这般,全社会不是知识化,成了必须工农化,朝着无知化方向驶去。我们知青一代不就是为毛共的这一「工农化」买单?笔者16岁远赴大兴安岭,上山下乡八年,今天哪位青年愿意如此「革命化」?

结语

理歪灾来,恶行必起于悖义。马列主义颠倒价值、大乱甲乙、弃理性而就「主义」,传播阶级仇恨,摧毁现代文明基石——个人权益。明明财富乃人生幸福的基础,人性本能当然嫌贫爱富,资产阶级才是人类前进方向,马列主义偏将无产阶级捧成领导阶级,成了贫穷至尊——「卑贱者最聪明」(毛泽东)。[③]

思想瘟疫不除,细菌病毒说不定还会「泄漏」,确实相当相当可怕。 

注释

[①]全球疫情實時動態,https://news.ifeng.com/c/special/7uLj4F83Cqm

[②]劉賓雁:〈人的解放和言論自由——在中國法制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解放月報》(香港)1987年2月號,頁41~42。

[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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