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北京）
引言
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毛泽东，至2020年12月26日是他诞生127周年的纪念日子；而他在1976年9月8日去世，至今也已44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在中国乃至世界，如何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争论颇多的问题。
就以中国而论，对毛泽东的评价，肯定与否定两种针锋相对的评判是客官存在的。在官方的定论来说，认为他的一生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是“功大于过”； 但在学界、在民间却始终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肯定者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 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等等颂扬之词不一而足。而否定者们则认为他实际上只是一个“农民造反者，是一个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的独裁煮、迫狂狂”， 是他“把抗战胜利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又重新跪下了，沦为了新的农奴，他执掌政权27年间那一系列疯狂而荒唐的政治运动害苦了中国人民，是中国人一系列大灾难的制造者”。
作为一个已故去的历史人物，后来的人们对他有不同的评价，无论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观点，都应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各种不同观点平和理性的交流探讨，终会达成统一认识的。既使不能完全统一，也可以求大同存小意，还可以继续交流讨论。
究竟如何来评价毛泽东呢？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问题总会达成共识的。认真的回顾毛的成长、经历、特别是他执政以来的历史，个中的许多问题确是值得人们深入总结和思考的。
1976年的10月6日，在他去世不到一个月，他的余党江青等“四人帮” 就在中共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被一举粉碎。自1978年中共八屆十一中全会起，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作了某些修正，对他一生作出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的评价。邓小平、陈云、叶劍英、薄一波——等等一批中共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发表了诸多讲话，是很有价值的。有学者指出他“建国有功，治国无力、文革有错”， 特别是邓小平重新执政后否定了毛的“阶级斗争” 理论， 改掉了他的“社会主义”， 在胡耀帮等一批改革派领导人的主持下，平反了毛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经济上实行了改革开放，这对那时推动中国的前进是大为有益的，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人不至于再受饥挨饿了。
然而时至今日，现实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诸多问题，使改革走上了邪道，形成了一个官僚权贵利益集团，他们疯狂地敛财，掏空国有资产，使贫富两极分化愈益严重，贪腐滋生蔓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假货充斥市场坑害国人，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刑事犯罪和安全事故频发，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多起，拑制言论、打压上访民众，強制拆迁，使弱势群体举步为艰——等等诸多社会问题严重存在，使广大底层民众怨声载道，愤怒无比，又无可奈何。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当今的中国又出现了一股歌颂毛泽东的热潮，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一切，极力批判邓小平在“‘猫论’、‘摸论’” 指导下的“攺革开放” 是搞“资本主义复辟”， 是“投降派、汉奸、卖国贼”； 一些人不但在网络上大肆“颂毛、批邓”， 甚至在一些地方（如河南滑县）出现了群众的遊行队伍拥毛、颂毛，个别地方（如河南郑州）则出现了批毛者被拥毛者殴打的事件，在网上看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上万人遊行呼吁歌颂毛泽东，要求把他的出生日定为“伟人节”——等等之类的消息。这些网上的东西是否属实尚不得而知，但拥毛与批毛两种对立思想的客观存在确是真实的。故此在当今的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了中国现实社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这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筆者也想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进行一番思考，发表自己的一些意见，供各方人士讨论、参考，并请教正。
一、对毛泽东评价绝对回避不了的历史事实
自毛泽东当政以来，像筆者这一代人从五十年代初起就是跟着唱颂歌《东方红》长大的，从小就是受党文化教育，拥护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筆者虽然对那时社会存在的问题有看法，一些问题想不通，但那时认为毛是“正确、伟大的”，而问题是出在下面的各级干部身上。特别是在“文革” 中， 对毛泽东的著作和他的思想极为崇拜，响应他的号召全力投入“文革”运动之中，决心“誓死捍卫毛主席”， 誓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其后随着运动的多变，使自己身受其害，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毛去世后，开始了改革开放，经济髙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髙；步入老年后逐步回忆、反思毛时代的历史，才慢慢地开始了重新认识毛时代的一切和毛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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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毛泽东呢？
就从歌曲《东方红》说起吧，这是陕西农民李有源在1943年根据陕北民歌作词，后由作曲家李涣之编曲的一首歌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首歌在中华大地几乎是老少皆知家喻户晓，数十年传唱不绝于耳。歌中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成了那个时代“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庄严颂歌。
勤劳诚实的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封建独裁专制的制度下，不但生活困苦，政治上也缺少应有的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权利，他们是多么盼望在神州大地上出现一个救民于水火的大救星来拯救自己啊！李有源作词的这首歌曲，正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广大贫苦大众朴实思想和良好愿望的真实反映。
毛泽东能承担历史的重任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么？劳苦大众朴实、善良、美好的愿望自此真能实现么？
答案早已为无数铁的历史亊实否定了。亊实充分说明，对毛泽东的这种歌颂是彻底的错了，自毛当政时开始至他去世时止，二十多年间，人民非旦沒有得到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的生活，反倒陷入到了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有关史料记载，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从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那时凡是他学过的东西都能熟记于心，加以运用。据说他少年时曾写过一首《咏蛙》的小诗：“陆水双栖池畔登，柳阴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从小就具有霸气和戾气，他的道德观是“我” 髙于一切，自小就开始形成了。
随着岁月流逝毛的成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到了中国，正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客观地说，尽管他从小就具有一股霸气和戾气，那时的他是一个立志为国家、为民族求解放的青年人，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则是无容置疑的。后来是乌托邦的共产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共产暴力共产革命、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毒害了他，使他在此后的生涯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都是一次次的大灾难。
纵观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大凡政权的更迭，要么是暴君、暴民轮流坐庄，暴君对大众压榨得太厉害，其统治下的顺民就会变成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用多久，自己也会成为新的暴君，这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 的循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所谓“两暴文化” 史；或者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形成的所谓“宫庭政变” 史。 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交替出现、屡见不鮮的。然而，不管是那种形式导致的改朝换代、政权更迭，都是“打倒旧皇帝出现新皇帝”， 都是“新独裁者打倒旧独裁者”；不管是哪一个集团当政，不管是谁当了皇上，人民都成了被欺骗、被奴役的对象，都是处在困苦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率，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正是这么发展演变过来的。
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后，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这在中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但，由于共和刚建立，封建王朝时代的思想意识尚严重存在，加之新军阀、新独裁者此消彼长，闹得国无宁日，劳苦大众生活仍然困苦——正是因为如此，给毛泽东一类的共产党人提供了进行暴力共产革命的机会，此时的毛泽东领导农民起义，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夺权，经过国共两党两次的国内战争，毛泽东靠他那直逼中国劳苦大众饥肠辘辘的共产宣传，赢得了人民的拥护，靠他那过人的权术与阴谋，他最终打败蒋介石，夺得了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此时的他还会像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是一个独裁政权取代另一个独裁政权的循环么？
对国共两党两次內战的是非功过我们在此姑且不论，因为那都是中国人自己兄弟间的内斗，只要胜利者一方在胜利后不重蹈过往历史上一个独裁政权取代另一个独裁政权的覆辙，人民都会髙兴并衷心拥护胜利者一方的，因为这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假如在夺得政权后的毛泽东，能顺应历史潮流，一切为国家和人民着想，努力发展经济，提髙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他在取得政权之前许下的“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等等许多诺言，中国早就会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人民也早就会过上小康的自由幸福生活了。果真这样，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他也就真的会成为人民的“大救星” 了。
人们也曾清楚的记得，早在夺得政权之前，1943年毛在延安时曾对民主党派代表人物黄炎培讲过一段众所周知的漂亮诺言：“我们已经找到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路子，那就是民主”。1949年春天毛率领他的党政军班子进京时又宣称：“我不是李自成，也绝不做李自成”。 但在开国大典登上最髙权力宝座之后，打天下时决策层中老战友的平等关系立即被他变成了君臣关系。他一人颐指气使，众臣僚唯唯诺诺，稍有半点抵迕则下场悲惨。他贪天下之功为己有，诿天下之过于战友，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广大知识份子的功劳被一筆抹煞，广大底层民众更是成了他的奴隶。他凌驾于全党、全国之上，把党和国家机噐变成了他的驯服工具。一人君临天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他当政的27年间，所干的一系列坏亊是罄竹难书的，所带来的灾难后果更是古今中外历史罕见的。如：
1949年至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清匪反霸和暴力土改运动，毛親自钦定杀人指标和杀人比例，给各地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大谈什么我们镇压反革命”“ 应该放手杀几批”，“ 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结果有数百万人被错关、错杀，财产被掠夺，家属被扫地出门。事实清楚地说明，所谓的“‘清匪、反霸’， 实则对前朝官吏遗孑及不同政治观点之士大肆杀戮”，“ 土改则是‘谋财又害命的抢劫’”， 对广大农民是极大的欺骗；
1952年至1953年的“三反”、“ 五反” 运动， 毛又荒唐地定指标，指令各地要打多少“老虎”， 结果使不少干部、特别是民族资本家深受打击，不少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1955年的“肃反” 运动，许多人被错抓、错判，蒙受不白之寃，像胡风这样的文化名人和潘汉年这样的共产党髙干都不能幸免；
1957年的“反右” 运动，50多万的知识份子精英和部分党政干部被打成“右派”， 数百万人遭受批判、打击， 有的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一次空前的文字狱大冤案；
1958年全国掀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 运动，毛要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把神州大地变成他的共产社会试验场， 把劳动人民变成了新时代的农奴，环境遭到严重毁坏，经济惨遭破坏，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疯狂与荒唐年代；
1959年的“反右倾” 运动，许多党政干部被整，连开国元勋彭德怀、王克诚、张闻天这样的髙层领导人都被打成“反党集团”， 长期受到迫害；“反瞒产” 运动 更是向农民抢粮的荒唐之举，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被抓、被打，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1960年至1962年的全国大饥荒，有近四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一些地方并出现“人相食” 的惨剧，是中国亘古以来未有的大灾难，这完全是毛自1957年以来、特别是1958年一系列胡作非为所造成的灾难后果；
1964年至1965年全国城乡开展的所谓“四清运动”、“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狠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胡折腾，上千万的干部、群众被整，搞得人人自危，使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1966年至1976年9月毛去世时止，所谓的十年“文革” 运动，那更是一场“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是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浩劫。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杀害或被迫害至死，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勋彭德怀、贺龙、陶铸等这样的髙层领导人都不能幸免；更有数千万人不是被抓投入监狱，就是被整、被批斗；把全国经济领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以上这些一次次的大灾难、大浩劫，具体的亊例是举不胜举、数不胜数的。近年来一些解密的档案资料，许多老一辈的领导人所写的回忆录和文章，许多体制內、外的学者、专家所撰写的各种书藉和文章，都揭露了大量惊人的亊实，有独到系统的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说理，是任何人也无可辩驳和篡改的。这些世人早已知晓，无须筆者在此一一赘述了。
学者茅于轼先生说“毛泽东的唯一目标就是当秦始皇，自己的独霸地位不容挑战。他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任何一个稍有怀疑的人统统都被整、有的被整死。中国因他的错误大约死了五千万之众，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而且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之心。这就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这种看法全是在亊实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纵观这一次紧接一次的大惨剧，都是毛泽东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和他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批发来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歪理邪说带来的后果。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所谓“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 理论、“ 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再来一次” 等等，就是最清楚的说明。假如毛泽东在1976年还不死，中国人民的苦难不知要到哪一天才是尽头啊！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当权者或执政党都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是人们的常识所能理解的。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有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错误硬说沒错，还要一再坚持，必然会导致更大错误的出现。由上述的一切，人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毛泽东并不是什么犯错误的问题，而是一个犯罪的问题；亊实说明，他犯了践踏宪法罪、迫害罪、滥杀无辜罪，这都可以称之为反人类罪；另外，他根本就是一个治国无能的人，国家经济被他领向了崩溃边缘，连封建王朝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时代都沒有这么多人被饿死。而且他的这种犯罪是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至死他都沒有丝毫的认识或改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都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仅从这些简要的记述，人们对毛泽东是何等样的一个人，对他的评价，应该是一目了然、清楚明白了。毫无疑问地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是一颗千年难现的“灾星” 是历史的罪人，在他的独裁专制下，他那一系列疯狂、荒唐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国人民所经受的都是空前悲惨的大劫难。
二、必须辨析清楚的一些问题
毛的罪过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或篡改的。但，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时至今日，仍有人在怀念他，乃至吹捧他、歌颂他，称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共产主义的伟大旗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亊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他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也有人说“他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可以说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还有人说“他是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等等，不一而足。更有像“乌有之乡”一类网站的作者先生们不但一味地为毛唱颂歌，还大肆鼓吹要“为文革正名”，狂叫要“还我江青，还我春桥”，并把那些批毛的学者如李锐、辛子陵、茅于轼、铁流等人诬之为“汉奸、卖国贼”，扬言要“公诉”他们，对他们要“采取行动”——凡此种种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疯狂，则是十分令人嗤笑的。面对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筆者以为首先辩析清楚下面几个问题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1、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旗手” ，这是毛的吹捧者们长期以来都一直在髙唱和歌颂的论调。对于这种论调，只要看看前苏联和东欧整个共产制度的垮台，看看毛泽东在中国大刮共产风的失败就会清楚明白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马、恩、列、斯、毛”的理论和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一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证明是错了的，苏联和整个东欧共产制度度的垮台就是最好的说明，20世纪共产暴政给世界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永远不应遗忘的。那些至今仍在标榜“共产制度”的少数几个国家，其原来的“共产主义”性质也早已改变，成了政治上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经济上的权贵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与马克思、恩格思原来的“共产主义”宗旨相差竟是天壤之别。现在还有谁会相信这一套呢？恐怕连那些至今仍在髙喊“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的人，连他们自己未必还在相信，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权益仍然需要继续愚弄和欺骗民众罢了。
2、“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类的问题，更是一个值得探讨与质疑的问题。
首先是“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问题，这是有违历史亊实的。当年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者的浴血抗战，真正的统帅那是当时的委员长蒋介石，毛泽东只不过是在国共双方联合抗日中共产党一方的领导人，而整个抗日的全面工作是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国军担任正面战场的作战，所有大的战役都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国军进行的，在抗战中有数百万军人伤亡，仅师级以上的将官就有张自忠、郝梦龄、赵登禹、戴安澜等两百多人牺牲，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亊情。而毛泽东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除抗战之初在山西协助过国军的对日作战，并独自进行了平型关战役且取得胜利，炸毁日军的杨明甫机场及后来的百团大战而外，再沒有进行过别的大战役，所进行的都是敌后的小规模斿击战，所牺牲的髙级将领除左权、杨靖宇、彭雪枫等少数几人，与国军的战绩和所伤亡人数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当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广大指战员是浴血抗战，英勇杀敌，是可歌可泣的，为牵制日军，对抗战的胜利是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但对毛泽东来说，就未必如此。从史料的记载中可知，从抗战一开始，毛表面上髙喊抗日，私下里却指示他部下的将领不要为蒋介石打日本，要保存实力，要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他曾责备彭德怀将军组织和领导的“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是替蒋介石在抗日。仅从这些人们就会质疑，他是真的在领导抗日吗？更有甚者，毛曾派他的高级干部潘汉年秘密与日伪勾结，亲自给汉奸头目汪精卫写信，这不是汉奸行为的铁证么？
再从毛在执掌政权后的两次谈话更可清楚看出他对抗日的态度。一次是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来北京访问，与毛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沒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佐佐木回答说：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沒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佐佐木：谢谢。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亊，帮了我们的大忙。（转引自铁流先生2011年6月3日的网文，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
另一次是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向毛道歉时说：“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夠強大？我们怎么能夠夺权哪？怎么能夠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转引自铁流先生2011年6月3日的网文，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这些话应是毛真实思想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但，如果对这些还有人认为这是毛的“幽默”，是“反话正说”与“调侃” 之意的话，那么再看看毛在抗战之初的讲话，就一切皆全然清楚明白了。
抗战初起之时，1937年8月毛在陕北洛川中共髙层领导的会议中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在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同样是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的另一次讲话：“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又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转引自铁流先生2011年6月3日的网文）
看了这些定会使人无比震惊。这不是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吗？其实毛正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所谓“领导中国人民打倒日本侵略者” 的神话已为毛自己的言论和他的所为彻底揭穿了。
关于“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的问题。打败蒋介石，建立毛自己的政权，这是历史亊实，已为毛自己的言、行早就证实了。因为有张学良搞的西安亊变，特别是日本的侵略中国，都给毛带来了天赐良机，使毛得以继续生存下来，并趁机发展壮大了自己，最后椎翻了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毛泽东主宰一切的政权。如果这个政权真的是一切为了人民，那倒也是人民的幸亊；但，后来的一切亊实说明，人民得到的是一次次大灾难，在毛治下的二十七年间，人民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沒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在农业合作社、特别是其后公社化的组织里，人民成了新型的农奴，在连续不断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人民所受的苦难要远远超过了国民党的统治时代。只要认真地对比一下国民党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广大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和各业商人在这两个不同时代的对比便可知。尽管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人民极为不满；但对比之下的毛政权还不如国民党时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因此，人们自然会从自身的实践中得出结论：所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并未真的如此，站起来的只是毛泽东和跟他打天下还未曾牺牲的人，他们不但成了新的主人，更是成了骑在人民身上的统治者，而广大的人民则是沦落到了更深的苦难之中，这是无可争辯的历史亊实。
3、毛时代的社会和毛的生活作风问题是令人不满的
在当今的时代仍有不少人在怀念毛泽东，认为“毛时代沒有当今社会严重的腐败，干部是清廉的多”， 特别是认为 “毛的生活俭朴，作风正直，是穷苦人的大恩人，可说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对于这些，除了“乌有之乡”一类的僵化派、顽固派们是别有用心的在肉麻的吹捧外，其它的如农村中的一些农民，城镇中的贫民，下岗失业者，以及一些退休的老职工等等仍有不少人在怀念毛泽东的。君不见当今的一些人家还有挂毛泽东像的，就是一些汽车司机也有把毛的像挂在驾驶室里，以求得护佑自己平安。筆者生活在基层，跑过许多城镇和农村，常常会听到一些人在埋怨说：“现在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好呢！那时沒有贪汚腐败，没有过大的贫富差别，沒有卖婬嫖娼，沒有抢劫，沒有这么多偷盗、赌博，没有这么多假冒伪劣产品——等等”，因而使他们得出“现在不如毛时代好”的结论，甚至更有人“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的，这确是值得深思与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会出现此等看法和想法，心中充满怨恨，主要是因为当今社会的不公、不义，贪腐横行蔓延，贫冨两极分化悬殊，环境严重毁坏，假货坑人，刑亊犯罪和黒社会性质犯罪猖獗，偷、盗、抢和各种安全亊故频发，使百姓不得安宁；官商勾结、官黑勾结侵吞国有资产、強征土地、強制拆迁等侵占民众合法权益的亊屡屡发生；老百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成了压在他们头上新的三座大山——等等；面对这现实中的一切，使他们极端不满，充满怨恨，而又无可奈何，因而才会怀念毛时代。其实在这些人中，真正在怀念过去的只是少数；而大多数人的所谓“怀念”，那 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一种调侃嘲讽，并不是真正的怀念，并不是真正在说毛时代好。因为他们在毛时代经受过饥饿，親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头脑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筆者所接触到的许多人中，此类人应占大多数。这类人的所谓“怀念”， 其实是对现实不满的另类表达，是无可奈何而说出的一种违心的愤怒之言。当然，对现实不满不管是基于何等样的原因，他们的不满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由此得出“现在的社会不如毛时代”、 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的结论，则显然是绝对错误的。
大道理我想用不着多说，就以人们日常生活的亊来说吧，当今时代是经济繁荣，各种商品和食品是应有尽有，所有的人只要肯劳动，都会有饭吃，绝对不会有饿死人的亊件发生。而在毛时代是怎样的呢？筆者親历了那个时代，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起，粮食和各种商品就非常短缺，开始是城镇人口可以凭证购买一定数量的粮食，发展到后来猪肉、布匹、糖、糕点、自行车、衣车、手表、肥皂、香烟、煤油——等等，甚至连火柴都要凭票证供应，不但数量少得可怜，而且绝大多数票证只有城市人口才有这种待遇，除布票、煤油、火柴等外，其它的东西广大农民则是沒有份的。那时的农民实际上成了农奴，在人民公社军亊化的组织里可以说是丧失了自由，牛马般的劳动一天少的只有几分钱的收入，多的一般也只有几角饯，还会经常被強迫到水利工地或者修公路、挖矿大炼钢铁等毫无报酬的苦力劳动，辛辛苦苦的劳动却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到了1960年终于出现大饥荒而饿死数千万人。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呢？当今50岁以下的中国人听到这些也许会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不足为信；但这是那时社会千真万确发生过之亊，使几千万中国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的时代尽管存在的问题很多，人们极为不满，但总比毛时代要好多了这是不争的事实。难道今天有谁还会想要回到那个吃不饱、乃至饿死人的年代吗？
至于说毛时代沒有腐败，同样是不正确的。应该明白，腐败就是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权钱、权色交易。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上的腐败那才是最大的腐败。毛时代那些仅有一点言论不满的人就会轻则被批斗，重则被抓捕乃至判刑坐大牢，甚至草管人命的亊那是屡见不鮮的，这都是政治上极端腐败带来的恶果。
当然，毛时代由于经济落后，不可能有大的经济案件发生；但领导干部们的特殊化，有特殊的票证可以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多吃多占，连生产小队、大队干部都是如此；还有那些招工、招干、升学、参军——等等，凭关系，走后门等屡见不鲜的事，不都是腐败么？更有那些下乡、上山或到军垦农场落户的城镇知识青年，男的受打压迫害，女的则受到強迫、引诱被奸淫，那不但是典型的腐败，更是刑事犯罪的问题了。
至于毛泽东个人的腐败，就更是登峰造极。单就他的“行宫” 来说，杭州、上海、韶山、长沙、武汉、庐山、广州——等等，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且都是造价极髙、极豪华的，特别是在大饥荒年代所建的，老百姓挨饿乃至饿死人了，建如此的“行宫”，显然是腐败的表现。再有大饥荒时期毛“不吃红烧肉”、“ 穿打补丁裤子” 等，曾被一些人广为宣传。实际上这是在“做秀”， 那时的毛喜欢上了“法国大餐”， 仅西餐菜谱就有九大系列， 各种吃法的考究太多了，魚要从武昌运去，一支烟（四川什邡雪茄）可供多少人一歺的口粮，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
那时全民赤贫，只有毛一人巨富，有资料显示，在1967年时他的稿费就达570多万元（相当于现在的近三忆元），成了当时中国的首富。这些稿费是怎么来的？是正当来源的么？
那时的普通百姓绝不能有“生活作风问题”， 如有的话轻则会受到批判斗争，重则会戴上“坏分子” 的帽子，乃至投入监牢那是时有发生的亊。而毛泽东的生活作风如何呢？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常找多个女人跳舞后上床，学者茅于轼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说毛奸淫妇女无数，这些是否真有其亊，筆者当然不得而知；但，对于这些至今也未见有人出来僻谣或辩驳，大概是无风不起浪吧！其实许多回忆文章都说到了毛与他身边女人的那些亊，毛的男女关系问题中国人都是心知肚明的。当然对这些也沒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中国历来的统治者身边的女人都是数不胜数的。历来有权有势的，男的多搞女人；女的玩弄多个小白臉，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传统，不足为怪。筆者想说的是，毛对婚姻问题可以说是乱来的，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仅就他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靑等几个女人的婚姻关系来说，足可看出毛的道德品质之低下。试想，他与杨开慧已经有了三个小孩，红军攻打长沙时，毛到了长沙，彭德怀曾几次有意暗示毛去看一下他的妻、儿，毛就是不去；更有杨开慧尚在人世，也沒有离婚，毛就在井冈山与年青漂亮的贺子珍结婚了，这是什么行为呢？到达延安后，与贺子珍尚未离婚，又与江靑搞上了，这显然都是重婚，单从这点就可看出毛的思想和为人是极不可取的。还有他晚年与张玉凤女士的那些风流之事，人所皆知的，疣无须多言了。
至于“乌有之乡”的先生们要为文革“正名”， 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些人不是胡凃虫，就是蠢家伙或者是别有用心。中共的决议中早就指出，文革是一场浩劫， 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为“文革正名”，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赞同的。文革是中华民族永远难忘的伤痛，所带来的大灾难世人早已知晓；親历过文革的人，回想当年至今仍会心有余悸和愤恨无比；“再来一次文革”， 实在是荒唐绝顶之言，是中华民族永远都不需要的。
三、“批毛”与“政改”是中国继续前进的根本保障
纵观上列的简要叙述，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定可得出公正结论。许多学者和研究者们都指出，毛泽东是一个“心理阴暗，政治腐败，生活腐化，丧尽天良，好话说尽，坏亊做绝的暴君”， 这种结论当然是有理有据，是令许多人赞同的。可惜现在毛的思想至今仍在毒害中国人民，他的罪行仍未得到彻底的清祘，成了阻碍中国继续前进的严重障碍。正如铁流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者的头上还压着一块泰山石，这就是毛泽东的阴魂不散，他的头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腐尸还躺在人民广场，如果不把它清除，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民主社会”。这真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当前中国的要害问题，是多么诚实正确之言啊！为了中国的前进，深于批判毛泽东，并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了中国人民当今的首要任务。
对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乌有之乡” 等网站的先生们却要极力颂杨他，狂喊要继续髙举他的旗帜前进，显然是不顾亊实的胡说，是有悖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广大人民意願的。谁会願意回到毛泽东受饥挨饿、毫无人身自由的时代呢？恐怕连那些髙唱“颂歌”、狂喊“髙举” 的人自己也未必会願意回到过去那样的时代。
当今有人把“乌有之乡” 等网站颂杨毛的人称之为“毛左”、“ 左派”； 而把批判毛，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宪政民主的称之为“右派”， 这种看法是值得质疑的。所谓“左派”、“ 右派” 之称在中国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之亊，那时把“左” 代表无产阶级，是进步力量，赞成社会变革，站在工农大众一方； 而“右” 则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反对工农革命，是反动势力。毛时代历来強调“左比右好”， 认为“ 左” 是方法问题，“右” 是立场问题。这样的观点数十年来都一直在主导着中国的政治或思想斗争，在毒害着国家和民族，流毒是深远的。现在的时代前进了，再沿袭过去那种“左派”、“ 右派” 的划分显然是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实际上现在应该把“乌有之乡” 等网站的先生们称之为“僵化派”、“ 顽固派”； 而把批判毛泽东，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宪政民主的人称之为“民主派”、“ 改革派” 才符合当今的社会实际。
对“僵化派”、“ 顽固派”， 当然应该反对、批判；而对 “民主派”、“ 改革派” 则应该支持、赞扬，绝大多数国人会持这种态度的。 这是时代进步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这种反对和批判是说理的，不是简单粗暴的。当前围绕着对毛泽东许多问题的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论是什么“派”， 都可以畅所欲言地表明自己的意见，都不应该扣帽子、打棍子、乃至恐吓压人。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应该成为不同意见双方在争论的时候所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
已故学者髙华先生生前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要前进，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 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所谓“绕不过”， 就是要正视自1950年以来毛的一系列罪过，要深入地批判毛，否定他的“乌托帮共产主义”，否定他的“阶级斗争” 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等一系列毒害国家和民族的歪理邪说，中国才能前进。
中国要前进，必须批判毛泽东，这是必然的、合乎情理的亊。只有批透毛泽东，共产党才能真正地伟大、光荣、正确，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执政70余年了，都是一党在执政，沒有任何一个另外的党派或者政治团体来与之争权。在中国现实社会的条件下，沒有开放党禁，不可能有新的政党出现；而现有的任何一个所谓的“民主党派”， 他们既不敢有执政的願望，也无这种能力；至于海內外的不同意见人士或者民运团体，他们也充其量是对共产党的错误发些议论，提些批评，根本不可能来与共产党争夺执政权；从他们发表的文章或讲话来看，他们批评共产党的本意可以说是好的，是希望共产党改进过往和现在的错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爱护共产党的表现，更是爱国之举，绝不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的敌对势力”。 因此，作为一个执政党来说，面对各种批评应该持欢迎的态度，是沒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一个执政党只有以自己政策和路线的正确来赢得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如果整天把“政权” 二字挂在嘴上，听不得批评的意见，一有批评的意见就要暴跳如雷，就要说人家是“颠覆” 自己的政权，这是最不可取的。
中国人民已经在共产党执政之下70余年了，今天也仍然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之下。面对当今的社会充满着各种矛盾和问题，人民的怨恨和不满情绪与日倶增，执政者既看到了这些，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的和谐与人民的安宁幸福，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入批毛，并切实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化解各种矛盾，解决各种存在的社会问题。筆者不希望看到在中国再有暴力革命发生的一天，一切问题应该通过和平、理性与协商的办法来解决, 这对国家和民族才有好处。过往历史的教训应该牢记，应该引以为诫，才能给中华民族和他的子孙后代有美好的未来。
当今的时代是宪政民主的时代，是告别一切暴力革命的时代。历史上过往的许多时代，农民受尽压迫和剥削，走投无路之下而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像李自成、洪秀全那样的农民暴力起义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现在是不应再有的了，因为那样的暴力造反，从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不是幸福,只是灾难,;即使一时得到了某些胜利, 也只是带头起义的头目们自己成了更大的腐败分子，普通的百姓又能得到什么呢？这种暴力革命对百姓们来说还值得么？
当今的中国历史又进入到关键时刻了，“中国向何处去” 又成了考量中国人民抉择的时候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现在已进入到深水区，再用“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办法已经不行了。只有在深入批判毛的同时，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错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才能继续深入下去；用前总理温家宝的话来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就有可能得而复失。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摆在国人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大问题。
批判毛泽东，清算他的罪行，同时对邓小平在改革中的错误深入批判，才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化解和处理好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摆在执政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亊，也是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人民多么地希望执政党能不折不扣做好上述的一切，多么希望能尽早开放党禁，向世界上那些实现了宪政民主的国家学习，建立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让老百姓能用选票来教训那些官员，把他们“关在笼子里”， 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惟有这样，执政者才能无愧于面对中华民族和他的子孙后代。
结束语
回顾历史，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今天中国人在评价毛泽东和深化改革的大业中必须要切实认清和做到的。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失去记忆，而要对历史进行触及灵魂的清算。惟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曾经噩梦的渊薮。
以上是筆者的初浅认识和意见，供国人、特别是热衷于评毛和政改的各方人士参考，并欢迎教正。
作于2020年年12月初、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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