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一章:孙大午犯了哪个天条?

自拙作《孙大午案件的未来结局》(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default.php?id=57476)2020年11月在《中国纵览》首发以来,陆续收到网友询问,想知道我跟孙大午交往的更多往事。经再三考虑,决定把我们围绕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的若干心得交流奉献给大家,一来有利于网友对大午事件的深入了解;二来希望对我们的探讨提出批评指正;三来(如果还有第三的话)也希望当局尚存的明白人,能敞开脑洞,摈弃有色眼镜,不要强拉硬扯,把大午事件往“黑势力”上挂靠,而应认真思考,看我们的讨论有无道理,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俩所探讨的这些话题,其实都是普通常识,并不深奥,更不神秘,或许比官媒的言之无物,及某些“理论权威”的胡说八道,更有参考价值。

1,冲突根源,产权模糊

我跟大午讨论的话题,常常围绕公司与地方政府的诉讼说起,试图找到息事宁人的途径。这次抓捕起因,跟邻居“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有关。按郎五庄村民的说法,大饥荒之后的1963年,因人少地多,生产大队在上级提议下,同意把七百多亩耕地,无偿转让给国营农场,双方签了个不伦不类的所谓“合同”(按律师说法,村集体有土地所有权,而农场没有,因此不具备签署合同的资格)。但农场实际侵占该村耕地,多达两千亩以上。须知,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村集体对土地边界,也往往不当回事。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按现行政策,多数土地的使用权,已经承包给农户个人。如今土地珍贵,村里把有争议的土地租赁权,转让给经济效益更高的大午集团,从而转化成大午集团跟国营农场之间的土地纠纷。说到底,这事跟“土地国有(政府说了算)”,“集体经营(干部说了算)”,“农户承包(官方随意解释)”这些模糊定义,与灵活多变的产权界定有关(此问题,下文还会细说)。

从地权界定不清,再往远追溯,必然涉及物权、财权、收益权等其它财产领域的界限不清,于是,衍生出下列三方面社会后果。

第一,官权无限膨胀,官与民争利。政府机构和官员个人,以国家名义任意侵犯百姓利益。这既跟意识形态有关,即所谓“国家重于集体,集体重于个人”的长期洗脑;也与根深蒂固的王朝心态有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人认为,中国宋明两朝,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曾是全球大商港,出现最早的钱庄(银行)信用,但始终不能发育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因之一,是王朝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动不动就对富商大贾“满门抄斩”,“财产充公”,根本没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概念,更别提法律体系。

第二,寻租行为常态化、普遍化。官府寻租行为的泛滥程度,当然跟权力大小有关,同时也跟价值信仰有关。就算普通公务员,也可在自己有限职权范围,以本应提供服务的“公务”寻租谋私。比如说,盖一个程序性的公章,办事员可用“等待研究”为借口,收受礼品红包。不送礼,就让你往返奔波。礼到了,才拉开抽屉,把盖章的破纸递给你,假装什么“领导刚刚批准”。

孙大午说,自从他的企业初具规模,开始赚钱之后,地方权贵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就没有断过。有的是“照章办事”,用各种“政策条文”找麻烦,要钱要物。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公司在自己承包地上打井取水,必须获得职能部门的检验批准。质检局走了,土地局来了,防疫站走了,畜牧局来了,环保局走了,商检局来了,都是同一个水井,化验同样的指标。陪同招待,笑脸迎送,成百上千缴费,无非多盖个公章已。孙大午说他们“扰民”,为什么不能分用同一张合格证书。他们回答:“这不是扰民,而是执法”。

第三,“红眼病”和“仇富心态”蔓延。产权界定不清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全社会的腐蚀毒化。在集体化年代,形成“越不干活越吃不饱,越吃不饱越不敢活”的恶性循环。从1960到1970,为了帮体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挣够口粮工分,我每年暑假,都从内蒙回河北下地干活。看到“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现象十分普遍,大家最常说的话,就是“拼死拼活干,能有你多少?”,“你的我的,都是咱们大伙的”, “低指标瓜菜代,谁不偷谁受害”。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小偷小摸,顺手牵羊,占公家便宜的事情,司空见惯,群众基本没有负罪感。

当然,针对泯灭人性,压抑和破坏生产力的现象,大家都用一句“社会主义大锅饭”笼统概括。连种自留地,养鸡下蛋换点零花钱,都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还居然喊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惊人口号。对这些离奇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将留给下面有关篇章,此处点到为止。

2,私有公有,泾渭分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8-1981),我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读研,有幸亲历思想解放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潮。当时理论界,曾经围绕“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要什么样的市场?”展开过激烈争辩论。最后老邓和陈云定调,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苏绍智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跟“鸟笼经济”和稀泥,不许深究。我的导师仇启华就此表示,理论上这样“煮夹生饭”,结果会导致政策自相矛盾,“市场不像市场,计划不像计划”。事后证明,他看得很准。

我跟大午认为,从《资本论》原意看,自从自然经济(以物易物和工场手工业为特征)过渡到机器生产之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投资追求剩余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以等价交换为手段,实现商品价值(包括补偿消耗和获取剩余价值)”的发展过程。没有合理回报(等于或高于平均利润),就不会有投资冲动,谈不上市场经济。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说法,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必须具备前提条件,那就是:商品生产者人身独立,行动自由,重分拥有对产品的所有权,能在不受外部压力的条件下,自愿决定跟谁交易和如何交易。如不具备上述条件,这个人(包括自然人和财团法人)就不能算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或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就不能算市场经济。这种独立身份,包括两方面:一是业主跟业主之间的交易,这容易理解。无论什么产品和劳务,都得遵循等价与自愿原则,就是不能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双方都觉得合适就成交,不合适就走人,买卖不成情谊在。

另一方面,还包括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雇佣劳动)。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获得的是工资和福利(包括三险等),但市场原则不变,与业主和业主之间的交换,并无实质差别:一是等价,二是自愿。这就要求工人必须人身自由,能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决定把劳动力出卖给哪一个老板。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孙大午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一个重要的补充修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福利,恰好等于工人的必要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支出。但因劳动力是“特殊商品”,有个其它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特殊“使用价值”,就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提供“大于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剩余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从而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为政府提供税收,为银行提供利息,为地主提供租金等等。

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老马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一切财富的本质,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剥夺者被剥夺)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也就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找到了终极的理论说明。

然而,我跟孙大午有不同看法,通过分析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的实践,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然,我们同意,所有财富增长的源泉,都来自于创造性的生产劳动(无效劳动除外),也就是包括脑体在内的活劳动,跟其它生产要素(土地,原料,技术,设备,资金等等)结合的结果。其它要素只能转移价值,不会增加新价值。新价值的唯一源泉(请注意“唯一”二字),是人的脑体劳动。这一点上,我们和其他劳动价值论者,没有分歧。

但是,我们不同意剩余价值“全部归资本家所有”,然后在地主、银行家、和其他权钱阶级分配,让他们剥削“剩余价值”。我们认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并非仅仅获得必要劳动的回报,他们也会从剩余价值中,获得一定份额,从而实现劳动力自身的“扩大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决非仅仅从疲劳中恢复体力智力,也非仅仅传宗接代,完成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后备军的再生产,而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他们也要丰富和充实自己,通过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供,实现他们及其后代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升。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及其家庭的消费状况,不仅仅有“生理标准”,还要有“道德标准”。也就是说,跟其他有产者相比,也得“差不太多”。孙大午一再强调的“水涨船高”,也是同样意思。

另外,假定不考虑外贸因素,如果劳动阶级的剩余价值,全被有产阶级榨取,那么,承载剩余价值的产品和劳务,不可能全部出售和消费,必然会有大批产能和成品积压,无法实现自身价值。这些不能售卖和消费的产品及劳务,属于无效劳动,无法被计算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之中。所以,无论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还是从“剩余价值充分实现”的角度看,说劳动者阶级不能享受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是说不通的。至于他们从剩余价值中获得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工会抗争,劳工政策,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脑体劳动者,是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所有者,他在聪明才智方面的开支,也是一种投资。他们的投资,也需要获得大于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利润的源泉,来源于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下文我们还会在“广义资本论”部分反复细说,此处不赘。

3,得失优劣,早有公论

从毛年代到如今,官媒长期宣传“破私立公”,好像“公”代表高尚,“私”代表罪恶。不禁令人想起南宋理学家朱熹那句“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岂不知,“人欲”正是“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灭掉“人欲”,何来“天理”?一个能保障“人欲”正常发展的良好制度,乃是社会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马列信条中有个奇怪说法,记得来自恩格斯的《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一书。大意是说,人类早期没私有财产。到后来,出现了婚姻和家庭,于是才有了私有制。进而推论,将来人类往更高社会形态发展,也会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回归公有制,进入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共产主义“天堂”,觉悟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令人奇怪的是,老恩没对比人类社会其它特征,就断言会出现“公有-私有-再公有”的螺旋形上升。 他没看到,某些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未必是螺旋形,更可能是射线形,有始而无终。当然,假如星球毁灭,人类消失,人类文明也会随之消失,属于另一个问题。就从低到高的进化过程看,文明的发展,只会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叠加,而非螺旋上升。你能想象,“从野蛮到文明,再到更高的野蛮”,或者“从无语言到有语言,再到更高的无语言”这类混帐话麼?

我们认为,从野蛮到低级文明,再到高级文明,是阶段的持续上升。当初没有私产,盖因生产力低下,仅能群体谋生,才能勉强生存。后经部落争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文明程度提高,由群交变为相对固定婚配,于是出现家庭。单纯采集狩猎,发展到农耕养殖,生产力提升,出现剩余产品。家庭与剩余两者的结合,形成私产。而私有刺激生产,促进竞争,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是历史一大进步,它与文明程度的提高,互为因果,推动历史的更大进步。再往后,自然分工(男耕女织)发展到社会分工(不同行业),商品交易也从简单互通有无,发展到由货币为中介,再到银行和信用的出现。市场范围扩大(包括内涵和外延),档次提升,最终,伴随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形成世界市场。

走笔至此,想起一段往事。我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念的就是世界经济系的理论专业。主要专业课程就是两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全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当时叫“两论起家”。那时改革开放,各种流派允许争论,于是,我们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埔一期(社科院俗称)”研究生,就向前来授课的专家学者,提出尖锐问题。多数学者,当时刚从牛棚恢复自由,所以相对开明,起码对提问者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但是,也有挂名权威,让我领教过专横的厉害。其中两位颇有名气的教授,一位是人大政经系的郭丁,另一位是中央党校的吴健,对我毕业论文质疑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那一章,极为不满。借口抵制“反马列的歪风邪气”,反对我的论文通过。到第二(1982)年,世经所更换答辩委员,删除两位毛左,改聘南开经济系的滕维藻和熊性美两位改革派教授,才让我顺利过关。等硕士文凭到手的时候,我人已经在美国读博了。

留美期间,我先后在麻省大学经济系和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系深造,又是以马列理论为主要课程,有机会接触美国左派学者,基本没有不可挑战的清规戒律,师生之间,开放而理性。对于尖锐问题的提出,他们非但不反感,而且尊重和赞赏。因我经历过反右大饥荒和文革,常用毛泽东“革命实践”举例,再结合西方新马克思理论,分析为什么毛氏社会主义在中国会失败,而邓的一条腿改革,也会给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造成新障碍。

我对《资本论》质疑最多的,是它本身的前后矛盾。老马在第一卷中,对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赞美有加,承认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贡献巨大。说它在数百年间所创造的财富和文明,超过人类以往数千年上万年的总和。甚至断言,股份制的出现,特别是银行信用与股票市场的兴起,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飞跃”,也是对“私人占有”的“部分扬弃”。我就这种“扬弃论”,追问过中美双方顶尖学者,比方我的中国导师仇启华(原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后调任中央党校)教授,和我在美国的博士答辩委员,纽约州立大学的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人。他们的答案不约而同:马克思事实上间接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具有某种“自我革命”能力,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功能(具体分析,留待下文)。可是,在《资本论》第二、三卷,特别在他跟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断言“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最终将导致“剥夺者被剥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这种前后矛盾和左右打脸,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硬伤。

截至目前,对于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似乎已没争论的必要。如果放在战后初期,也许争论还有意义,和平竞赛还没分出明显的优胜劣败。但是,自从老邓重启市场,迅速解决吃饭问题,并实现经济起飞之后,苏东波也改弦更张,欣赏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所剩无几。还继续讨论谁好谁坏,似乎无聊。但问题在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经验主义层面,说“实践证明,市场好于计划”。就连最顽固的中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究竟为什么如此?深究的人并不多。

针对“为什么私有制和市场效率高?而公有制和计划效率低,没法跟市场经济竞争”这类问题,我跟孙大午多次讨论,他列举了不少例证,比较生动地说明,为什么私有制的市场行,而公有制和计划过去不行,现在不行,将来也永远不行。换句话说,马列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那是一条绝路。不但不是天堂,反而会成人间地狱。这跟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所说的意思,异曲同工,只不过,我们的分析例证更合中国国情,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民心和传统价值。

下一章:“人的两面性(二重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