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
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一章：孙大午犯了哪个天条？
自拙作《孙大午案件的未来结局》（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default.php?id=57476）2020年11月在《中国纵览》首发以来，陆续收到网友询问，想知道我跟孙大午交往的更多往事。经再三考虑，决定把我们围绕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的若干心得交流奉献给大家，一来有利于网友对大午事件的深入了解；二来希望对我们的探讨提出批评指正；三来（如果还有第三的话）也希望当局尚存的明白人，能敞开脑洞，摈弃有色眼镜，不要强拉硬扯，把大午事件往“黑势力”上挂靠，而应认真思考，看我们的讨论有无道理，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俩所探讨的这些话题，其实都是普通常识，并不深奥，更不神秘，或许比官媒的言之无物，及某些“理论权威”的胡说八道，更有参考价值。
1，冲突根源，产权模糊
我跟大午讨论的话题，常常围绕公司与地方政府的诉讼说起，试图找到息事宁人的途径。这次抓捕起因，跟邻居“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有关。按郎五庄村民的说法，大饥荒之后的1963年，因人少地多，生产大队在上级提议下，同意把七百多亩耕地，无偿转让给国营农场，双方签了个不伦不类的所谓“合同”（按律师说法，村集体有土地所有权，而农场没有，因此不具备签署合同的资格）。但农场实际侵占该村耕地，多达两千亩以上。须知，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村集体对土地边界，也往往不当回事。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按现行政策，多数土地的使用权，已经承包给农户个人。如今土地珍贵，村里把有争议的土地租赁权，转让给经济效益更高的大午集团，从而转化成大午集团跟国营农场之间的土地纠纷。说到底，这事跟“土地国有（政府说了算）”，“集体经营（干部说了算）”，“农户承包（官方随意解释）”这些模糊定义，与灵活多变的产权界定有关（此问题，下文还会细说）。
从地权界定不清，再往远追溯，必然涉及物权、财权、收益权等其它财产领域的界限不清，于是，衍生出下列三方面社会后果。
第一，官权无限膨胀，官与民争利。政府机构和官员个人，以国家名义任意侵犯百姓利益。这既跟意识形态有关，即所谓“国家重于集体，集体重于个人”的长期洗脑；也与根深蒂固的王朝心态有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人认为，中国宋明两朝，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曾是全球大商港，出现最早的钱庄（银行）信用，但始终不能发育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因之一，是王朝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动不动就对富商大贾“满门抄斩”，“财产充公”，根本没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概念，更别提法律体系。
第二，寻租行为常态化、普遍化。官府寻租行为的泛滥程度，当然跟权力大小有关，同时也跟价值信仰有关。就算普通公务员，也可在自己有限职权范围，以本应提供服务的“公务”寻租谋私。比如说，盖一个程序性的公章，办事员可用“等待研究”为借口，收受礼品红包。不送礼，就让你往返奔波。礼到了，才拉开抽屉，把盖章的破纸递给你，假装什么“领导刚刚批准”。
孙大午说，自从他的企业初具规模，开始赚钱之后，地方权贵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就没有断过。有的是“照章办事”，用各种“政策条文”找麻烦，要钱要物。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公司在自己承包地上打井取水，必须获得职能部门的检验批准。质检局走了，土地局来了，防疫站走了，畜牧局来了，环保局走了，商检局来了，都是同一个水井，化验同样的指标。陪同招待，笑脸迎送，成百上千缴费，无非多盖个公章已。孙大午说他们“扰民”，为什么不能分用同一张合格证书。他们回答：“这不是扰民，而是执法”。
第三，“红眼病”和“仇富心态”蔓延。产权界定不清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全社会的腐蚀毒化。在集体化年代，形成“越不干活越吃不饱，越吃不饱越不敢活”的恶性循环。从1960到1970，为了帮体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挣够口粮工分，我每年暑假，都从内蒙回河北下地干活。看到“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现象十分普遍，大家最常说的话，就是“拼死拼活干，能有你多少？”，“你的我的，都是咱们大伙的”， “低指标瓜菜代，谁不偷谁受害”。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小偷小摸，顺手牵羊，占公家便宜的事情，司空见惯，群众基本没有负罪感。
当然，针对泯灭人性，压抑和破坏生产力的现象，大家都用一句“社会主义大锅饭”笼统概括。连种自留地，养鸡下蛋换点零花钱，都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还居然喊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惊人口号。对这些离奇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将留给下面有关篇章，此处点到为止。
2，私有公有，泾渭分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8-1981），我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读研，有幸亲历思想解放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潮。当时理论界，曾经围绕“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要什么样的市场？”展开过激烈争辩论。最后老邓和陈云定调，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苏绍智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跟“鸟笼经济”和稀泥，不许深究。我的导师仇启华就此表示，理论上这样“煮夹生饭”，结果会导致政策自相矛盾，“市场不像市场，计划不像计划”。事后证明，他看得很准。
我跟大午认为，从《资本论》原意看，自从自然经济（以物易物和工场手工业为特征）过渡到机器生产之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投资追求剩余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以等价交换为手段，实现商品价值（包括补偿消耗和获取剩余价值）”的发展过程。没有合理回报（等于或高于平均利润），就不会有投资冲动，谈不上市场经济。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说法，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必须具备前提条件，那就是：商品生产者人身独立，行动自由，重分拥有对产品的所有权，能在不受外部压力的条件下，自愿决定跟谁交易和如何交易。如不具备上述条件，这个人（包括自然人和财团法人）就不能算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或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就不能算市场经济。这种独立身份，包括两方面：一是业主跟业主之间的交易，这容易理解。无论什么产品和劳务，都得遵循等价与自愿原则，就是不能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双方都觉得合适就成交，不合适就走人，买卖不成情谊在。
另一方面，还包括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雇佣劳动）。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获得的是工资和福利（包括三险等），但市场原则不变，与业主和业主之间的交换，并无实质差别：一是等价，二是自愿。这就要求工人必须人身自由，能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决定把劳动力出卖给哪一个老板。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孙大午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一个重要的补充修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福利，恰好等于工人的必要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支出。但因劳动力是“特殊商品”，有个其它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特殊“使用价值”，就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提供“大于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剩余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从而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为政府提供税收，为银行提供利息，为地主提供租金等等。
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老马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一切财富的本质，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剥夺者被剥夺）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也就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找到了终极的理论说明。
然而，我跟孙大午有不同看法，通过分析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的实践，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然，我们同意，所有财富增长的源泉，都来自于创造性的生产劳动（无效劳动除外），也就是包括脑体在内的活劳动，跟其它生产要素（土地，原料，技术，设备，资金等等）结合的结果。其它要素只能转移价值，不会增加新价值。新价值的唯一源泉（请注意“唯一”二字），是人的脑体劳动。这一点上，我们和其他劳动价值论者，没有分歧。
但是，我们不同意剩余价值“全部归资本家所有”，然后在地主、银行家、和其他权钱阶级分配，让他们剥削“剩余价值”。我们认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并非仅仅获得必要劳动的回报，他们也会从剩余价值中，获得一定份额，从而实现劳动力自身的“扩大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决非仅仅从疲劳中恢复体力智力，也非仅仅传宗接代，完成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后备军的再生产，而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他们也要丰富和充实自己，通过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供，实现他们及其后代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升。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及其家庭的消费状况，不仅仅有“生理标准”，还要有“道德标准”。也就是说，跟其他有产者相比，也得“差不太多”。孙大午一再强调的“水涨船高”，也是同样意思。
另外，假定不考虑外贸因素，如果劳动阶级的剩余价值，全被有产阶级榨取，那么，承载剩余价值的产品和劳务，不可能全部出售和消费，必然会有大批产能和成品积压，无法实现自身价值。这些不能售卖和消费的产品及劳务，属于无效劳动，无法被计算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之中。所以，无论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还是从“剩余价值充分实现”的角度看，说劳动者阶级不能享受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是说不通的。至于他们从剩余价值中获得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工会抗争，劳工政策，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脑体劳动者，是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所有者，他在聪明才智方面的开支，也是一种投资。他们的投资，也需要获得大于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利润的源泉，来源于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下文我们还会在“广义资本论”部分反复细说，此处不赘。
3，得失优劣，早有公论
从毛年代到如今，官媒长期宣传“破私立公”，好像“公”代表高尚，“私”代表罪恶。不禁令人想起南宋理学家朱熹那句“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岂不知，“人欲”正是“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灭掉“人欲”，何来“天理”？一个能保障“人欲”正常发展的良好制度，乃是社会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马列信条中有个奇怪说法，记得来自恩格斯的《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一书。大意是说，人类早期没私有财产。到后来，出现了婚姻和家庭，于是才有了私有制。进而推论，将来人类往更高社会形态发展，也会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回归公有制，进入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共产主义“天堂”，觉悟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令人奇怪的是，老恩没对比人类社会其它特征，就断言会出现“公有-私有-再公有”的螺旋形上升。 他没看到，某些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未必是螺旋形，更可能是射线形，有始而无终。当然，假如星球毁灭，人类消失，人类文明也会随之消失，属于另一个问题。就从低到高的进化过程看，文明的发展，只会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叠加，而非螺旋上升。你能想象，“从野蛮到文明，再到更高的野蛮”，或者“从无语言到有语言，再到更高的无语言”这类混帐话麼？
我们认为，从野蛮到低级文明，再到高级文明，是阶段的持续上升。当初没有私产，盖因生产力低下，仅能群体谋生，才能勉强生存。后经部落争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文明程度提高，由群交变为相对固定婚配，于是出现家庭。单纯采集狩猎，发展到农耕养殖，生产力提升，出现剩余产品。家庭与剩余两者的结合，形成私产。而私有刺激生产，促进竞争，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是历史一大进步，它与文明程度的提高，互为因果，推动历史的更大进步。再往后，自然分工（男耕女织）发展到社会分工（不同行业），商品交易也从简单互通有无，发展到由货币为中介，再到银行和信用的出现。市场范围扩大（包括内涵和外延），档次提升，最终，伴随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形成世界市场。
走笔至此，想起一段往事。我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念的就是世界经济系的理论专业。主要专业课程就是两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全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当时叫“两论起家”。那时改革开放，各种流派允许争论，于是，我们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埔一期（社科院俗称）”研究生，就向前来授课的专家学者，提出尖锐问题。多数学者，当时刚从牛棚恢复自由，所以相对开明，起码对提问者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但是，也有挂名权威，让我领教过专横的厉害。其中两位颇有名气的教授，一位是人大政经系的郭丁，另一位是中央党校的吴健，对我毕业论文质疑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那一章，极为不满。借口抵制“反马列的歪风邪气”，反对我的论文通过。到第二（1982）年，世经所更换答辩委员，删除两位毛左，改聘南开经济系的滕维藻和熊性美两位改革派教授，才让我顺利过关。等硕士文凭到手的时候，我人已经在美国读博了。
留美期间，我先后在麻省大学经济系和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系深造，又是以马列理论为主要课程，有机会接触美国左派学者，基本没有不可挑战的清规戒律，师生之间，开放而理性。对于尖锐问题的提出，他们非但不反感，而且尊重和赞赏。因我经历过反右大饥荒和文革，常用毛泽东“革命实践”举例，再结合西方新马克思理论，分析为什么毛氏社会主义在中国会失败，而邓的一条腿改革，也会给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造成新障碍。
我对《资本论》质疑最多的，是它本身的前后矛盾。老马在第一卷中，对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赞美有加，承认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贡献巨大。说它在数百年间所创造的财富和文明，超过人类以往数千年上万年的总和。甚至断言，股份制的出现，特别是银行信用与股票市场的兴起，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飞跃”，也是对“私人占有”的“部分扬弃”。我就这种“扬弃论”，追问过中美双方顶尖学者，比方我的中国导师仇启华（原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后调任中央党校）教授，和我在美国的博士答辩委员，纽约州立大学的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人。他们的答案不约而同：马克思事实上间接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具有某种“自我革命”能力，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功能（具体分析，留待下文）。可是，在《资本论》第二、三卷，特别在他跟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断言“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最终将导致“剥夺者被剥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这种前后矛盾和左右打脸，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硬伤。
截至目前，对于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似乎已没争论的必要。如果放在战后初期，也许争论还有意义，和平竞赛还没分出明显的优胜劣败。但是，自从老邓重启市场，迅速解决吃饭问题，并实现经济起飞之后，苏东波也改弦更张，欣赏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所剩无几。还继续讨论谁好谁坏，似乎无聊。但问题在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经验主义层面，说“实践证明，市场好于计划”。就连最顽固的中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究竟为什么如此？深究的人并不多。
针对“为什么私有制和市场效率高？而公有制和计划效率低，没法跟市场经济竞争”这类问题，我跟孙大午多次讨论，他列举了不少例证，比较生动地说明，为什么私有制的市场行，而公有制和计划过去不行，现在不行，将来也永远不行。换句话说，马列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那是一条绝路。不但不是天堂，反而会成人间地狱。这跟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所说的意思，异曲同工，只不过，我们的分析例证更合中国国情，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民心和传统价值。
下一章：“人的两面性（二重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