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群和自由派,立场观点有异有同,可以辩异求同,也可以存异求同。当务之急是共同追求中国的进步自由。

—-东海曰

面对极权主义,正人君子必须站起来,应该站出来。站起来是底线,意味着不跪拜,不三帮;站出来则是自我道德要求,德所当然,份所当为。

一个国家不许说真话、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风险的时候,恰恰是真话最缺而价值最高的时候,是说真话意义和功德最大的时候。说真话就是立言,是为民立功、为己立德最好的方式之一。这也是对人的品质最好的考验。如何应对,因人而异。下焉者随波逐流说假话,这是跪着的人;中焉者保持沉默守住底线,这是站起来的人;上焉者利用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说真话,这是站出来的人。

在海洋般的谎言中真言,底线是缄口;如雷鸣般的掌声中批判,底线是垂手;在不允许说不之地说不,底线是不说;在背天逆理的路上逆行,底线是无动。而真言、批判、说不、逆行都属于站出来的范畴。

要站出来,一定的物质经济准备不无必要,却很次要。过了反而不利,外则容易被挑毛病、抓把柄被挟持;内则容易丧失斗志,产生苟且偷安之念。所以,不少有志之士,准着备着就溺于商贾并毁于商贾了。

要站出来,更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和法律准备。有了思想准备,才能坚持正确的文化立场,具备正确的思想观念,言之有理,批之有据,居高临下。

有了法律准备,就可以以马帮之法作为斗争武器。马帮本质是人治,无天无法,权大于法。但后极权时期,由于维护极权的需要,不得不制订法律、实行法制或倡导法治,这就为政治迫害设置了一层障碍,为法律斗争提供了可能。

但上述准备都不如道德准备重要。道德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这个准备是无止境的。在极权主义高压之下,没有一定的道德内力,根本站不起来;站出来之后更需要道德的充实,否则难免站而不坚,坚而不久。

道德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有文章题为《弱者必须反抗,这个世界施加在你身上的恶才会减少》云,很不错,还不够。更正确的说法是,要让这个世界施加在你身上的恶才会减少,弱者必须在道德上强大起来。

也只有道德强大者,才能进行更有力而有效的反抗,让作恶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自助者人助之,自助者天助之,自立自达自强不息就是最好的自助。

君子面对极权站出来,与“无道则隐”的圣训不矛盾,隐无碍于站。儒家的隐与道家的隐有所不同。

隐与仕相对。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与显相对。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显意味着富且贵,隐就意味着贫且贱。

所以,儒家的隐包括隐居但不限于隐居,不仕不贵不显达就是隐,孔子离开鲁国朝廷之后都处于隐的状态。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可以说,显则兼善天下,隐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指侧重于格致诚正的内圣功夫。说道德正理,走人生正道,是内圣题中应有之义。

而道家的隐是一种不负人道责任、有失人伦要求的隐。《论语微子篇》第六章记载了长沮、桀溺两位在泥水中从事劳动的隐者的言论和孔子对他们的评价。

长沮、桀溺劝子路说,天下滔滔到处都这样,谁能用什么改变这种现状呢?你与其跟随孔丘那样的避人之士,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之士呢。子路回来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说,人终究不能和鸟兽共同生活,我不与天下人相处,又与什么人相处呢?假若天下有道,我也不会追求改变了。

正因为天下无道,孔子才周游列国,寻求有变革、改良社会的机会。仁者之心,既不忍忘天下,也不会断定天下终于无道。这里的“鸟兽不可与同群”是事实陈述,意谓人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并非骂长沮和桀溺禽兽。

洞察人性本真和生命奥秘者知道,荒凉与阴冷不是人类社会之常,是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的。良知和真理的潜在力量不可小觑。蝴蝶微不足道,稻草轻如鸿毛,但是,一只蝴蝶有可能造成一场飓风,一根稻草有可能压垮一匹骆驼。

一时改变不了不要紧,儒者进退自如,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即使独善其身,也可立德立言,传道授业,为荒凉与阴冷的世界,坚持仁爱的火热,保守理想的美好。这就是儒家的文化责任和历史生命。

《论语微子篇》第七章记载记载了荷蓧丈人和孔子师徒对他的评价。

子路追随孔子而落后了,遇见一位老人,用木杖挑着竹器。子路问:“您看见我老师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勤劳,五谷不分辨,谁是老师?”把木杖插在地上去除草。子路拱手站在一旁。老人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黍米饭给子路吃,让两个儿子出来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告诉了这件事。孔子说:“是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看老人。到那里,老人已经走了。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思是说,一味隐居没了道义。长幼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弃呢?只想洁身自好却乱了大的伦常。君子之所以要出仕,是要尽他的义务。道之不能行,已知道了。”

“子路曰”这段话估计是孔子所授,欲以告丈人者,丈人已经离开,子路遂对丈人二子言,或者是《论语》编者记录在这里,以明理而飨读者。儒家强调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荷莜丈人有二子让他们出来相见,可见仍讲究父子亲情和长幼礼节。孔子认为仅此还不够,所以想通过子路一步提醒诲喻之。

君臣以义合。君子出不出仕,可以因人而异,因时代环境和个人情况不同而异,但不能一概反对出仕,一概以不仕为高。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可以不仕无义之君,不可废弃君臣之伦,这是儒家的态度,无可无不可。不论有道无道,一味避世隐居,则不合乎道义,虽然洁身自好,废了君臣之伦。儒道两家区别在此。

《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这段话,可以代表儒家对道家式隐士的批评。世易时移,君臣一伦随着君主制的结束早已不存在,但道理是一样的。在任何时代,人类除了家庭生活,还应该有政治社会生活并承担相应责任。

儒家欣赏隐士和道家清高自由的精神及不合作态度,但不认同其某些观点。庄子说“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与其是尧而非桀,不如相忘于江湖”,而儒家致力于教化世俗引导社会及政治改良,严辨华夷、王霸、义利、善恶、正邪之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寸土不让。“是尧而非桀”正是儒者本分。

综上所述可知,儒家的隐则不限于站起来,无碍于是站出来;道家的隐意味着守住了底线,虽不站出来,但站起来了,守住了不助恶的底线,也值得赞肯和敬重。儒家对于道家隐士无论怎样道不同,都会给予基本尊重。

孔孟时代礼崩乐坏,但礼乐制度仍然残留,社会道德没有崩溃,儒家仍有言行自由。马家社会大不一样,学彻底绝,道彻底丧,道德彻底崩溃,民德民智甚至比暴秦时代都不如。

陈胜、吴广起义前相为谋,说了一句历史名言:“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现在逃跑被抓回来是死,发动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为复国而死如何?可见,暴秦时间短暂,秦学洗脑和奴化功能低下,奴隶们的血性、斗志和反抗精神尚存。

而在马邦,大多数人久已习惯于跪着,成了深度奴化的现代贱奴。即使垂死,未必还有挣扎的勇气。它们会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反正都是死,不如一死了之,何必多此一举。它们中一些人还可能还没有见到屠刀就先自我了断了。如果有人反抗,很可能受到它们的围攻。

极权暴政之下,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民众,都有可能怯懦万分,奴性十足。浏览过一个不知哪个国家的短视频:几大排站立着的民众,一个个非常顺从地、乖巧地躺下,让一个军人模样的人用手枪陆续屠杀。军人慢腾腾地换子弹的时候,他们就麻木地等着,也有人抬起头来呆呆地看着,等军人慢慢走过来对自己开枪。没有人反抗,甚至没有人发出一点声音来。杀人者固然畜生不如,这些被杀的黑压压的跪族,同样畜生不如。猪狗牛马被屠杀,至少还能鸣叫。

故置身极权社会,站出来特不容易,只能是自我要求,不可苛责于他人他家。对于那些当仁而让、见义不为者,都应该予以包容和理解。无论什么原因,无论是力所不能、智所不及还是意所不愿、胆所不敢,都可以理解,只要守住不信邪、不助恶、不反正义的三不底线就好,就值得肯定。

但那些积极主动地站出来的人,才是最值得敬重和赞美的,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我深深知道,他们所面对是常人不敢面对的恐怖,所承受的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沉重,包括威逼利诱、美丽陷阱和各种形式的迫害,还有政治氛围、社会气候造成的孤立和压力,甚至还有他们试图拯救的跪族们的敌视围剿!

值得一再重申的一个东海律:无论弱势群体怎样怯懦奴性,无论特权阶级怎样阴险诈力猖獗一时,两极主义都是没有未来的。要因有四:一、正义力量不能容;二、同道势力不相容;三、恶性内斗不能止;四内忧外患不能防,防不胜防。

同道势力不相容,包括极权主义与极端主义不相容,不同的极权主义之间、不同的极端主义之间不相容。归根结底,两极主义背天逆理,极端反常,极端违反常理常情常道,既反天道又反人道,必被天道、人道和人类反掉。

马国川先生在《​我的元旦献词: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进》引用了美国学者傅佛果《中江丑吉在中国》一书中的一段话,深得我心,录此共赏:

“世界史只能沿着人性的方向前进。换句话说,唯有肩负人性者才能作为世界史的真正推动力量。这是世界史发展的规律。没有把握使人性持续发展方向者,不管其如何强大,结局只有崩溃。”

这里的人性一词,人性的核心是良知。反人性、反人权、反人道就是反良知,一切反良知的东西,无论怎样强盛猖獗一时,都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抛弃。

启蒙教化和追求王道,是所有时代儒家共同的责任。但不同时代的儒家,文化、社会责任同中有异。文化责任包括弘扬中道、宣传王道和批判异端邪说。

春秋时期道家影响有限,孔子略批而已;战国时代杨墨泛滥成灾,孟子大声疾辟;宋朝佛道狂澜滔天,程朱奋起力挽。现中国马家当道,制造了无数人道灾难,批判马列就成了这个时代儒家的当务之急和最大的责任。借用孟子的话说,不能言距马列者,非圣人之徒也。

圣学王道与极权暴政互为天敌,儒马互为天敌。反儒必秦,政治性反儒是愚昧化、邪恶化和通往极权的捷径;秦必反儒,极权必然反儒;儒必反秦,儒家必然反对极权。

遗憾地是这个时代的儒生,对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缺乏应有的关怀,对于涉政问题和话题普遍恐惧或反感。这与儒家精神不符。

却也可以理解。经过空前残酷持久的焚坑,儒家刚刚一阳来复,还不成气候。儒家的思想、道德成长和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假以时日,儒家终将为反对极权主义、重建中华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面对极权主义,勇于站出来者以自由派为多。他们中不少人为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付出了种种代价,包括生命代价。故东海虽然文化立场与自由派不同,但对他们始终保持相当的尊重,并多次强调,儒家群和自由派,立场观点有异有同,可以辩异求同,也可以存异求同,共同追求中国的进步自由。

未来中国走自由主义道路,离不开儒家的配合,因为儒家最为擅长道德建设,可以为自由之路提供必要的和更好的道德基础;走仁本主义道路,也要吸收美西的精华,因为王道要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就需要借鉴美西的丰富经验和成果。

有必要提醒一点,某些自由派反孔反儒,大错特错。反儒社会远远坏于无儒社会。无儒社会最坏也有限,反儒社会坏起来无底线无止境。反掉儒家之后,必然邪说泛滥,人伦败坏,社会生态迅速恶化,无法无天,不仅无礼而已。

民国时期,内忧频繁,外患不断,正人君子迅速边缘化,正义力量迅速衰弱化,根本原因就在于反儒。反儒不仅反掉王道,也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随着五四运动和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入,逆淘汰的反常,天翻地覆的颠倒,史无前例的浩劫,就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

我相信,经此一劫,中国将对反儒反常的思想产生历史性的群体免疫力,再也不会发生类似劫难了。随着儒家的复兴,中国将获得新生。在新的历史平台上,王道政治和中华文明将抵达全新的境界,直到实现大同理想。

2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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