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海外,每逢佳节倍思亲。每次过年,都会想到以前在国内生活时家家户户备年货、大年三十团团圆圆吃年夜饭、放爆竹、给压岁钱等欢乐热闹的情景。

但这些美好的印象,也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文革时期的过年,不但物资匮乏,对于我们家庭而言,由于遭受政治、经济的双重重压,过年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尤其对于我的父母而言,与其他家庭相比,“过年”在经济上、心情上、环境上、人情上和政治上都会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对比。那时生活的重担还没有压在我们孩子一辈的肩上,我们自然不会真正理解做父母的难处。现在每次过年,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到文革时期全家一起过年的情形,而感觉更多的是对自己父母和家庭的深深愧欠。

文革时期过新年,看场免费的电影倒是常有的事,但文革早期可以上映的电影也仅仅局限于八部样板戏,这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这八部样板戏中,有一部叫《白毛女》的芭蕾舞剧,就是以“过年”的场景开场的。农民杨白劳因还不起向恶霸地主黄世仁欠下的高利贷,外出逃债。除夕之夜杨白劳偷偷回家,与闺女喜儿一起扎红头绳过年。黄世仁闻讯赶来要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逼而死,喜儿被强暴后逃进深山,不久在悲恨交加中头发全白。两年后,参加革命的同乡青年大春随八路军回乡,在山洞里找到了喜儿,清算了黄世仁,替喜儿报仇雪恨。

《白毛女》最早成戏是在1945年4月28日,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1951年初,《白毛女》的故事被拍成故事片搬上了银幕。1965年上海芭蕾舞团又将《白毛女》改编成现代芭蕾舞剧,成为江青亲自“钦定”的八部“革命样板戏”之一再次被搬上银幕。1949年后《白毛女》之所以会受到宣传部门经久不衰的青睐,是因为它不但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的一个重要文艺成果,而且该剧宣传的主题爱憎分明,“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图片说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政府曾经一度提倡“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提出“革陋习、树新风、讲文明、守法纪”等口号。(图片来自网络)

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些年经济是发展了,但浓郁的年味却也淡去了不少。虽然过年的传统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但过年的气氛却大打了折扣。不用说经历过49年前生活的耄耋一代,即使是我们这代人,感觉现在过年,也已经找不回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的那种味道了。

今年,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的流行,回家过年变成了如同水中望月一般的奢望,不但身在海外的“游子”难以回国团聚,就连仍在中国但身处异乡的同胞也被规劝“就地过年”。时代真的变迁了,我孩童时代听得最胆战心惊的就是“就地”两个字,一提到“就地正法”,就会看见一批人戴着高帽子被押着游了一圈街,再开一场公审会,在一阵排山倒海般的口号声中,一条条性命不由分说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立刻被就地解决,“吐故纳新”了。半个世纪过去后,当年的“就地正法”终于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就地过年”,感觉好像是温顺了许多,只是不知在家乡盼望自己外出打工的父母回家过年的留守儿童心里是种啥滋味?那些盼望儿女回家团聚的独居老人心中是种啥滋味?

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工想要回趟家过个年,在春运繁忙时难,在疫情期间春运不忙时仍然难。还有那些打了一年工却讨不到薪水的则更是难上加难。节日前,就有一些地方拉出横幅,高调宣称要严厉打击恶意讨薪的行为。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新区法院等部门早在2020年4月就印发《关于建立“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浙江嘉兴桐乡市人民法院2月7日也通报称,一年内劳动者在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以拖欠农民工工资名义讨要工程款三次及以上,或者在不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讨要工程款五次及以上的,将被纳入“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2月6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有个政务号还发布了一则《工头爬塔吊讨薪 被行政拘留10天》的通报,披露了2月5日警方处置一起包工头爬塔吊讨薪被行政拘留的事件,表示对用跳楼、跳塔吊或暴力极端行为恶意索要工资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态度依法打击,对以农民工工资拖欠为名聚集讨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恶意讨薪行为高压严打。

早在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修正案中,恶意欠薪罪就已被列入刑法。十年光景过去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过来对农民工要回拖欠工资的“恶意讨薪行为”倒要进行高压严打了,权力之任性,恶习不除,民不聊生!

这倒是让我又想起了白毛女的故事。好多年前,《纽约时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是“革命的虚构:歌剧《白毛女》幕后”。文章介绍说,白毛女的故事取材于华北地区流传的多个版本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大多没有与革命相关的内容。其中一说是地主一直无子,喜儿被以三姨太的身份娶进门后又生了个女儿,结果被地主赶出了门。最后喜儿逃到深山,几年后头发、皮肤变成全白。当时延安主管文艺的领导之一周扬看到了这个故事,极力推动再创作,在贺敬之等人的努力下,这些五花八门的版本最终统一成了一个揭示阶级矛盾的尖锐故事。而整出悲剧的原因也并不是因为杨白劳借了地主的高利贷,而是由于杨白劳家欠了地主黄世仁的地租和利息。这在此剧最成熟的版本最后一幕的唱词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剧中斗争黄世仁的群众合唱道:“为什么你明减暗不减”——这指的就是地租。

可见曾经所宣传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只不过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而用艺术手法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片面的塑造和夸张。这在我上一代人的回忆中,也同样可以印证出类似的结论:绝大部分的地主在做人和做事上都很本分并讲究分寸,一来因为他们的行为会受到乡里传统观念的制约;二来因为过于刻薄,对自己的事业发展也会形成不利。反而每逢过年过节,地主收留雇工吃年夜饭或给些小恩小惠,这种情况倒是常有的事。

如果把《白毛女》的故事放到今天的社会里再让观众评论,那么按照现在政府“恶意讨薪”的逻辑,杨白劳被逼死是丝毫不值得同情的。杨白劳毕竟还欠了黄世仁的债,现在无良的老板欠了农民工的债,农民工要不到工资不得已选择自杀反而成了“恶意”讨薪还要遭受政府的严打,那么没有被严打的杨白劳如果在天有灵岂不是应该感到万分庆幸才是?所谓的对农民工“恶意”讨薪的行为坚决予以高压打击,岂不是扯着依法治国的虎皮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硬要把活生生的人真的逼成鬼?

2021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一于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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