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十章：探索“资本社会主义”新路
前文提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念过理论硕士，后来，又在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系硕博连读，两边都以《资本论》为主课，因此对老马的理论比较熟悉。但是，我跟苏绍智老师一样，只能算半个马克思信徒，或毛认为的“修正主义者”，就是如今西欧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我们都认为，无论从《资本论》的逻辑推理看，还是从百多年来历史看，马恩在《宣言》中鼓吹的革命和专政理论，都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因而是错误的。
我跟大午新城结缘，源自我的农村背景与户口研究。因为我的户口经历曲折反复，加上以户口做博士论文，所以对三农问题特有兴趣。当我知道孙大午首次遭受牢狱之灾，就开始关注大午城和大午人的命运。2020年春节前后，我旧地重游大午新城，重点参观开业两年的医院和刚起步的养老公寓，对他们的建设速度印象深刻。自2004年出事到现在，他们的产业规模已经翻了几倍，年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起码15%，有时高达25%。难能可贵的是，实体经济风险低，没外债，信誉好，食品、酒业、饲料、教育，医疗等方面，在保定颇有名气，还研发出名牌种禽“大午金凤”，应该属于农牧方面的优秀企业。
- 互为劳动，帮农民实现梦想
谈到未来企业方向，我鼓励大午考虑发展养老事业。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难问题日益突出。而农村人多数收入偏低，他们的体面养老问题能否解决？怎么解决？将是国家的难题，考虑到大午新城的人口规模，我认为应该把养老问题纳入规划，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难。大午同意我的想法。就跟不赞成教育和医疗是产业一样，他也不同意把养老当成产业，因为老人已经为社会做了贡献，到人生最后阶段，再被割韭菜是不道德的。他说，目前大午医院接近收支平衡，就诊人数稳步增加，集团有信心和财力，也把养老事业做好做大，只要少赔或打平就行，决不靠它盈利。他详细询问我们旧金山湾区这个养老公寓的情况，表示要把养老事业规划好，送交集团三会讨论。他动员我们老两口，也去大午养老，同时协助他们完善养老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训。我最近三年，参与北京一家民办康养研究所的教材编写，愿意把我的文字跟他们分享。
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如何让不盈利的养老事业自负盈亏，实现 “良性循环”？我提议，可否借用日本首创的“时间银行”概念，试办“乡村养老合作社”？这个想法来自三方面启发：
第一，大午集团有过缓解资金困难的“粮食银行”经验，如今可否扩大到养老领域？据司马英华所著《风雨孙大午》一书记载，当年大午饲料厂遭遇资金困难，没钱收购玉米；另一方面农民卖粮难，有人愿意把玉米佘给大午先用，以后给钱。于是大午给他们打借条，承诺“就高不就低”：如果以后玉米涨价，按高价支付；万一降价，还按借条上的价格支付。还有些人，到结帐的时候不急用钱，也继续存在大午账上，大午支付的利息比信用社略高。这就是“粮食银行”的由来，也成为后来“非法集资案”的肇因之一。大午说，此事让他发现，这种临时“通融”手段，其实反映了经济关系中“互为劳动”的本质。换句话说，种玉米的劳动，交换做饲料的劳动，兑现可以延期，并支付一定利息，可谓互利双赢。
第二，目前中国养老难题之一，是资金短缺。一方面，让人满意的养老机构太少，收费又高，普通工薪族都难以负担，更别说低收入的农民了。养老院缺钱，说到底是缺少购买人力和物资的必要经费。国家投入偏低，社会调节缺失，教育、医疗、扶贫和残疾人福利等方面，也面临类似困境。
第三，另一方面，中国又明显存在资源浪费。比如人工浪费，无论城乡，都看到闲散人群。适度的广场舞、健身操、麻将、游戏是健康娱乐，但成为专业就不健康也不文明了，加上赌博更是非法。产品积压，产能过剩也是资源浪费。我们能否把闲置资源变成“时间存款”（或劳动工票）？让现在的养老人员先利用起来，解决眼下资金困难？也让贡献人力和财物的义务人员，获得一张储存卡（类似信用卡），等他们养老时可以刷卡消费？如此一来，利用“时间银行”，就可把当下的养老消费跟未来的养老消费结合起来，岂不是一举三得？一能缓解当前养老资源短缺；二能把浪费的资源充分利用；三能储备未来养老人员的支付能力。
大午表示，这个理念跟“粮食银行”的道理相同，都是劳动交换和延期支付，从理论上应该可行，他非常支持。既然日本人有现成样板，我们也可以试验。不过，它涉及到一系列社会政策，操作起来并不简单。比方说，养老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归哪里审批？有没有批准与否的政策依据？印制“时间储存卡”或“信用卡”，会不会被视为变相吸纳社会资源？搞变相货币？在法制不严密、政策解释过份随意的情况下，就怕我们的想法过于天真，施行起来阻力重重。尤其是，如果我们搞的比较成功，民众口碑超过官办养老院时，面临的打压可能更多。“武大郎开店”，“我搞不好也不能让你搞”，是许多地方官员的心态。
在讨论新型养老院的时候，我们又碰到另一个难题：如何培训护工？我参照美国培训护工的通用教材，给北京慧康研究院编写过一个教材大纲，同时送给大午集团参考，因为大午也有试办家政与办护工培训的打算。大纲提到，专业护工应该严格培训，经过实习考核，持证上岗。除了就业指引，还应该负责管理，监督服务质量，受理养员和护工双方的投诉。这些做法，不但美国护理公司普遍实行，就连在港澳台工作的菲律宾护工（俗称菲佣）也普遍实行。前不久有消息，说菲律宾跟中国达成意向，准备向中国输出十万菲佣，月薪万元。我问大午，咱们如果培训，是否能跟菲律宾护工竞争？
大午苦笑着说，你别太书生气。菲律宾护工有组织有纪律有法律保护，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两国协议，发生纠纷涉及外交。咱们要办护理公司，属于内政，身份档次没人家高。比方说，如果有护工控告雇主性骚扰，但那家人背景过硬，咱们管得了吗？没中立的司法体系，那官司咱们可纠缠不起。所以说，菲律宾人能做到的事，咱们未必能。他的话触到了根本症结，让我无言以对。
如今大午集团二次出事，我们计划中的养老议题只好中断。在大午重获自由之前，我连继续回国考察的兴趣也烟消云散，让我不由想起苏绍智老师跟我最后一次见面说过的那句肺腑之言：“这个政权如此强大，强大到什么都想管；但又如此懦弱，懦弱到什么也做不成。”
2，被逼改制，除隐患长治久安
有位曾任河北省府副秘书长的朋友，知道上层对大午偏见很深，劝我少跟大午来往，预言“他们早晚还要出事”。他说，办企业就老老实实办企业，“闷声发大财”得了，为什么独出心裁，搞什么“私企立宪”“三权分立”，让官方心里发毛？“宪法”是国家大法，企业怎么能立？我听了很诧异，原来党官如此无知，只好给他讲“宪法”的原本含义。我告诉他，“宪法”这个词跟它的理念，是从海外引进的，在英文里跟“章程”同义。我在纽约大学读博的时候，两岸三地同学，原本属於同一个中国同学会。后来台湾学生揭发，他们会长是个“职业留学生”（当时台湾国府习惯这一套，而大陆领馆和学生还没立刻学会。如今台湾放弃了，大陆又继承了国府的“光荣传统”），有意排斥大陆同学，我们倍感屈辱。于是我跟几个同学酝酿，发起组建中国大陆留学生联谊会，并获选为首任会长。在学生总会注册登记的时候，需要起草一份我们的“宪法”（Constitution团体章程）。原来“宪法”这个词，在美国极为平常，随便一个破公司，也必须填写预先印好、格式固定的“宪法”，无非就是组成人选，如何分工，经营项目等等。既然宪法跟章程同义，人家大午集团凭什么就不能立宪？
顺便一提，因为这件事，国府把我打入另册，怀疑我是“共特”，把我排除在首批留学生访台名单之外。六四屠城后，我们组织游行抗议，并参加芝加哥的全美学自联大会，又惹恼中领馆，怀疑我是美国特务。再往后，我先后去自由亚洲电台和澳门大学工作，荣获“中美双料特务”美称。当我带澳大学生去台湾观选，又去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暑期班以后，才从朋友口中得知，我又上了国安的“美台双料特嫌”名单。合算下来，我荣膺美中台“三料特务”桂冠。心里纳闷：为何身为华人，哪怕入了外籍，也非得被粘在某个政权的“皮”上不行？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段经历颇有戏剧性，那群华人学生中，出过几个两岸四地赫赫有名的女强人，比如台湾人苏庆黎（《美丽岛》杂志主编）、美国人艾琳达（施明德前妻）、大陆人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等，多少都跟我的“特务头衔”有关。等我有空写出来，供诸位消遣。
言归正传，大午“私企立宪”中的“三权分立”提法，也非什么禁忌，而是他们被逼迫出来的一种无奈选择。首先，“权力划分，相互制约”是任何社会组织的通例，包括中共在内， “三套”“五套”班子是怎么来的？哪个团体或政府机构不搞平衡制约（哪怕仅仅形式上的）？非得“一元化”，“一言九鼎”才好？干脆直接回复帝制，岂不更好？
再说了，大午2004年遭受牢狱之灾以后，是戴罪之身（缓刑），不能担任董事长。而临时代理的长子孙萌，力不从心，急需找能胜任的董事长跟总经理。万般无奈之下，大午才想到三权分立和开放选举。为什么在原先两权（董事会负责决策，理事会负责执行）分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监事会（负责监督）？主要原因来自大午夫妇对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长远思考。多数家族企业，都会面临老一辈创业者去世以后，后辈人发生争权争产问题，从而导致散伙甚至倒闭。他们想把家族产业交给职工代表管理，让它变成永久的社会企业。但是，为了保证家族成员能继续享受部分企业成果（即按章程规定，分享部分利润提成），同时保证企业运作合乎“私有、公管、共享”的立宪精神，所以由家族成员推举监事会，负责监督章程执行，参与纠纷调解，但不参与企业的决策和实际管理。
再说为什么开放职工参选？大午的考虑是，既然把企业交给社会，就应该让全体职工参与管理，有权投票，选举他们信得过的负责人，这不仅是职工的民主权利问题，还有领导人的权力来源问题。如果像创业初期，或者其它民企那样，从逐级任命管理人员，下面的干部认为权力是老板跟给的，容易对上恭敬，对下蛮横，甚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等老板发现上当，已经造成损失。与等级授权制相反，让工人选举领导人，权力自下而上，职工会把选贤任能跟他们个人利益相联系。只有把能人选出来，才能让个人收入随绩效增加而提高。基层群众最了解候选人的能力和品德，一般不会看走眼。而等级授权，则可能把权力交给野心家（两面人）。
据纪微涟编著的《大午立宪》一书记载，央视名嘴崔永元，应邀参加了2013年的第五次换届选举，并发表即席讲话。他说：“大午集团是民企，而且是家族企业，改选董事会却采用了民主投票的方式，先行一步先先进。”连用三个“先”字，获得热烈掌声。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这套制度在大午集团行之有效。从公司规模和效益的快速增长，说明它有很强生命力。当然，外界有人对“私企立宪”存疑，认为它不好推广。我自己也对大午谈过，我对“私企立宪”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多少还有点担心。相信情况，下文细表。
3，观点有别，勤交流取长补短
有朋友问我：你跟孙大午交往多年，难道没有过争论？所有观点都一致吗？当然不是。尽管我们有某些共同点，特别在关注农村方面，好听点是“乡土情结”，难听点是“农民意识”，但毕竟经历有别，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不同，不可能没分歧。本章列结尾之前，就谈谈我跟孙大午的主要分歧，或许有助网友更好了解大午集团发展的来龙去脉，并预测大午案的未来结局。我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
一，如何评价大午集团“私企立宪” 的实际效果？
我没机会亲临换届选举，只赶上过一次中层领导的初选大会，印象比较好。各位自荐和推举出来的候选人，轮流发言。有些人首次当众讲话，不免怯场，但都很真诚并自信，跟我在台湾观选的印象类似。有人批评台湾普选，说互相攻击，拉拢选票，甚至黑金操控等等，总之水平很低。我反驳道：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也是一种文化，需要由低到高循序渐进。而且，除了在实践中学习摸索，逐步提高，没有其它更好办法。抗日时期的晋察冀边区，连区长县长都普选，候选人背后放个碗，投票人排队走过，往碗里丢豆子，豆子多者当选，就这么简单。如今的大陆，难道文明素质还不如八十年前？村委会选了几十年，停滞不前，有长进吗？我前后共有五六次去台湾观选，感觉进步明显。两派互敬，文明守法，没见多少人身攻击和贿选行为。反观2020年美国大选，秩序混乱，族群撕裂，透明度和公正性，远没台湾好。我建议号称民主大哥的美国，应该派人到台湾，学习人家怎么开票唱票。
大午对他们的选举制度颇为满意，说如今可以撒手，企业运转不用他们夫妇操心了。我回答说：“效果如何，现在难下最后结论。因为你们夫妇第一代创始人，目前还健在，在重大议题上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也是孙萌新班子的主心骨。你们假定完全不参与，能否正常运转，还需要检验。我倒有个主意，能帮你检测，那就是到国外度假一年半载，连手机也不用，看集团是否正常运转。如果不行，说明你们事实上还在垂帘听政阶段。”大午苦笑一下，说“目前还不行，争取以后行”。
二，如何对看待美领馆多次拒签孙大午？
第二个分歧是如果对待美国领馆拒签孙大午的事情。要按说，大午是知名度很高的民营企业家，又经历过牢狱之灾，多次登上英文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把他比喻为中国农民的罗宾汉（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申请去美国考察的商务签证，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不幸的是，他第一次申请就被拒签了。原因也简单，申请表上明明要求带上能证明“没有移民倾向”的所有材料，包括自己银行的存款证明。可大午就是没带，还说“我们公司有上亿资产，还用证明我个人存款吗？”于是被拒签，让回去再准备。首次拒签之后，签证官往往特别警惕，而大午又漫不经心，难免态度傲慢，于是二次被拒。他当然有气，朝后面排队等候的员工一挥手说，“既然我这个带队的去不成，你们还排队干什么？走人！”于是一伙人哗啦撤离。这事激怒签证官，说签证申请是个人权利，你不应该剥夺其它员工的申请权。于是，后来又被拒签过一两次。大午怒气未消，亲自给奥巴马总统写信，抗议签证官“蛮横无理”，希望美国修改签证规矩，能对民营企业家给予特别照顾，等等。他的信当然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此后他赌气说，今后绝不再申请美国签证，除非美国领事主动把签证送到他家。我说，那几乎不可能。你不了解美中文化的重大区别。美国人公事公办，基本没有人情因素（其实也非绝对没有，只是非常罕见），而中国人办事，往往看人下菜碟。再说，多数美国签证官缺乏中国知识，谁知道你孙大午是怎么回事？
三，如何认识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的正常功能？
孙大午对于家族独资企业比较满意，认为适合中国国情，容易调动员工积极性。而股份制的大型公司，不适合中国农村市场。尤其上市圈钱的股份制大企业，靠职业经理人全权管理，既不对企业职工负责，也不对多数小股民负责，只关注大股东的短期利益，因此弊多利少。对他的上述看法，我表示部分同意，更多不同意。如果说的是不健全甚至不正常的股份公司和股市，比方中国大型上市国企和股市表现，明显跟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从统计数字看， GDP总量增幅很大，但股指长期在3000点徘徊。股市内幕复杂，大户稳赚，散户被割韭菜。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推而广之到一般股份公司和股市，则不但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理由有两个：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对股份制高度评价，说它是对私人占有的部分“扬弃”，也就是部分克服了独资私有制对经济的制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从实际情况看，目前世界五百强，大多数是上市的股份公司，绝非偶然。
第二，凡属健康的股份公司，通过股市融资能推动科研和刺激生产，把效益好的生产项目做大做强。而投资人通过股价上涨和提取红利，也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我曾给澳大学生讲过赌场跟股市的本质区别：对炒家来说，在股市投资跟去赌场投注，似乎有类似的刺激和风险；但重要区别在于，赌场的资金总量不会增加，只是重新分配。而股市的资金总量，是随着股指上升而增加的，原因就是股市资金跟经济发展结合，经济总量上升，股指就相应上升。不信你可以把道琼斯指数的发展轨迹拿来检验：如果你有足够资金，按道琼斯指数购买股票组合，并且保持足够长时间（十五年以上），那么你的投资稳赚不赔，永远如此。所以，投资股市远比赌场下注更健康，风险也更小。
四，如何预测大午模式的可复制性？
近年来，大午集团新增了一个“传承公司”，以“走出去请进来”，讲座培训方式，宣讲大午私企立宪的过程，讨论相关的经验教训，反应比较热烈。参加研讨的人员，多数来自家族企业，也有学术研究机构。大家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大午企业办社会的发展模式，以及私企立宪的经验摸索，其它地方和其它企业是否可以复制模仿？如果进一步细分，这个问题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讨论：
第一个层次：大午集团的企业办社会（社企合一）模式，其它地方有没有可能模仿？社科院资深学者资中筠教授认为，没什么可模仿性。我个人认为，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别处也有类似农民企业家，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企业办得相对成功，经济效益不错，当地又没有配套的行政系统和社会服务设施，那么，他们学习大午经验之后，有可能从中获得启发，也把原本的家族私人企业，往社会企业方向靠拢。假如地方政府认为，当大午镇的人口达到建立乡镇的规模，有必要建立通常的党政人大政协等五套班子的时候，政企分开恐怕不可避免。但如何分开？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服务配套，应该怎么解决？原有的建设投入如何合理补偿？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家族企业变为社会企业，还涉及企业利润分配难题。如果保持原来的家族私企，依法纳税之后，利润分配属于自家私事，政府和外人无缘置喙。改为社会企业之后，董事会大家选，自然会对利润分配去向和比例发表意见。比方孙氏家族成员享受生活补贴这事，谁应享受？补贴多少？延续多少年？等等，都可能引发争议。这件事可参考清朝对八旗子弟授“爵位”的前例。那也是照顾功臣后代，用金钱名誉阻挡他们参政，等于刘会茹说的“享清福”。但同时规定“爵位递减，五世而终”，一代比一代减少，到官五代以后，就不能再“白吃皇粮”了。后代继续游手好闲，结局将会很惨。大午表示，这个问题值得他们认真考虑。
第三个层次：在公司注册和财会制度上，也缺乏明确的法规条文。家族成员从出生到过世，终生享受生活补贴的事情，还涉及到相关财务法规。当然，我对中国现行的民企记账报税，不甚了了，不敢妄议。网上说，无论民企还是国企，普遍有两套帐目“真账内部使用，假账应付审计”。假如在美国，给家族成员发放补贴没法入账，因为不合税法。作为替代物，他们普遍建立信托基金，按照非赢利机构规定，特殊资金供特殊用途。只不过，信托基金的规范也好，特定资金的受益人也好，也要符合税法规定，该报税的一定报税，否则会面临严重制裁，包括罚款和坐牢。把不同性质的资金和财务分开处理，才有可能避免未来的麻烦。
当然，如果中国自上而下，还没有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单靠某一个公司内部，难以单独完成上述改革。假如大午集团，因为这场牢狱之灾而烟消云散，我们开启的“资本社会主义”探讨，到此也就画上了句号。反之，如果目前陷入的法律纠纷能妥善解决，大午和家人重获自由，可以继续经营他们家族企业的话，往后的改革任务会更加艰巨。但我相信，以孙大午的顽强个性和坚定理念，他还会碶而不舍，继续追寻“资本社会主义”的“大午桃源梦”。究竟哪种可能性更大？且让我们翘首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