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这个系列共十章,外加“前言”“结语”,是我跟孙大午先生合作探讨的大概思路。说不上什么学术成果,顶多是个粗浅提纲。原本打算用一年时间完稿,出版一本供内部交流的小册子。如今,大午及集团高层突然二次蒙难,锒铛入狱,我们的讨论随之夭折。考虑再三,我决定将提纲先整理出来,公诸于世,做为大午事件的深层次注脚。它试图说明,孙大午的思想行为,非但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颠”“寻滋”“涉黑”等罪名八杆子搭不着,反道证明他才是那种日见凋零、不忘初衷的共产党员和曾经的革命军人,是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追求者。

—程铁军

  第十章:探索“资本社会主义”新路

 前文提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念过理论硕士,后来,又在纽约州立大学社会系硕博连读,两边都以《资本论》为主课,因此对老马的理论比较熟悉。但是,我跟苏绍智老师一样,只能算半个马克思信徒,或毛认为的“修正主义者”,就是如今西欧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我们都认为,无论从《资本论》的逻辑推理看,还是从百多年来历史看,马恩在《宣言》中鼓吹的革命和专政理论,都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因而是错误的。

我跟大午新城结缘,源自我的农村背景与户口研究。因为我的户口经历曲折反复,加上以户口做博士论文,所以对三农问题特有兴趣。当我知道孙大午首次遭受牢狱之灾,就开始关注大午城和大午人的命运。2020年春节前后,我旧地重游大午新城,重点参观开业两年的医院和刚起步的养老公寓,对他们的建设速度印象深刻。自2004年出事到现在,他们的产业规模已经翻了几倍,年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起码15%,有时高达25%。难能可贵的是,实体经济风险低,没外债,信誉好,食品、酒业、饲料、教育,医疗等方面,在保定颇有名气,还研发出名牌种禽“大午金凤”,应该属于农牧方面的优秀企业。

  • 互为劳动,帮农民实现梦想

谈到未来企业方向,我鼓励大午考虑发展养老事业。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养老难问题日益突出。而农村人多数收入偏低,他们的体面养老问题能否解决?怎么解决?将是国家的难题,考虑到大午新城的人口规模,我认为应该把养老问题纳入规划,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难。大午同意我的想法。就跟不赞成教育和医疗是产业一样,他也不同意把养老当成产业,因为老人已经为社会做了贡献,到人生最后阶段,再被割韭菜是不道德的。他说,目前大午医院接近收支平衡,就诊人数稳步增加,集团有信心和财力,也把养老事业做好做大,只要少赔或打平就行,决不靠它盈利。他详细询问我们旧金山湾区这个养老公寓的情况,表示要把养老事业规划好,送交集团三会讨论。他动员我们老两口,也去大午养老,同时协助他们完善养老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训。我最近三年,参与北京一家民办康养研究所的教材编写,愿意把我的文字跟他们分享。

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如何让不盈利的养老事业自负盈亏,实现 “良性循环”?我提议,可否借用日本首创的“时间银行”概念,试办“乡村养老合作社”?这个想法来自三方面启发:

第一,大午集团有过缓解资金困难的“粮食银行”经验,如今可否扩大到养老领域?据司马英华所著《风雨孙大午》一书记载,当年大午饲料厂遭遇资金困难,没钱收购玉米;另一方面农民卖粮难,有人愿意把玉米佘给大午先用,以后给钱。于是大午给他们打借条,承诺“就高不就低”:如果以后玉米涨价,按高价支付;万一降价,还按借条上的价格支付。还有些人,到结帐的时候不急用钱,也继续存在大午账上,大午支付的利息比信用社略高。这就是“粮食银行”的由来,也成为后来“非法集资案”的肇因之一。大午说,此事让他发现,这种临时“通融”手段,其实反映了经济关系中“互为劳动”的本质。换句话说,种玉米的劳动,交换做饲料的劳动,兑现可以延期,并支付一定利息,可谓互利双赢。

 第二,目前中国养老难题之一,是资金短缺。一方面,让人满意的养老机构太少,收费又高,普通工薪族都难以负担,更别说低收入的农民了。养老院缺钱,说到底是缺少购买人力和物资的必要经费。国家投入偏低,社会调节缺失,教育、医疗、扶贫和残疾人福利等方面,也面临类似困境。

第三,另一方面,中国又明显存在资源浪费。比如人工浪费,无论城乡,都看到闲散人群。适度的广场舞、健身操、麻将、游戏是健康娱乐,但成为专业就不健康也不文明了,加上赌博更是非法。产品积压,产能过剩也是资源浪费。我们能否把闲置资源变成“时间存款”(或劳动工票)?让现在的养老人员先利用起来,解决眼下资金困难?也让贡献人力和财物的义务人员,获得一张储存卡(类似信用卡),等他们养老时可以刷卡消费?如此一来,利用“时间银行”,就可把当下的养老消费跟未来的养老消费结合起来,岂不是一举三得?一能缓解当前养老资源短缺;二能把浪费的资源充分利用;三能储备未来养老人员的支付能力。

大午表示,这个理念跟“粮食银行”的道理相同,都是劳动交换和延期支付,从理论上应该可行,他非常支持。既然日本人有现成样板,我们也可以试验。不过,它涉及到一系列社会政策,操作起来并不简单。比方说,养老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归哪里审批?有没有批准与否的政策依据?印制“时间储存卡”或“信用卡”,会不会被视为变相吸纳社会资源?搞变相货币?在法制不严密、政策解释过份随意的情况下,就怕我们的想法过于天真,施行起来阻力重重。尤其是,如果我们搞的比较成功,民众口碑超过官办养老院时,面临的打压可能更多。“武大郎开店”,“我搞不好也不能让你搞”,是许多地方官员的心态。

在讨论新型养老院的时候,我们又碰到另一个难题:如何培训护工?我参照美国培训护工的通用教材,给北京慧康研究院编写过一个教材大纲,同时送给大午集团参考,因为大午也有试办家政与办护工培训的打算。大纲提到,专业护工应该严格培训,经过实习考核,持证上岗。除了就业指引,还应该负责管理,监督服务质量,受理养员和护工双方的投诉。这些做法,不但美国护理公司普遍实行,就连在港澳台工作的菲律宾护工(俗称菲佣)也普遍实行。前不久有消息,说菲律宾跟中国达成意向,准备向中国输出十万菲佣,月薪万元。我问大午,咱们如果培训,是否能跟菲律宾护工竞争?

大午苦笑着说,你别太书生气。菲律宾护工有组织有纪律有法律保护,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两国协议,发生纠纷涉及外交。咱们要办护理公司,属于内政,身份档次没人家高。比方说,如果有护工控告雇主性骚扰,但那家人背景过硬,咱们管得了吗?没中立的司法体系,那官司咱们可纠缠不起。所以说,菲律宾人能做到的事,咱们未必能。他的话触到了根本症结,让我无言以对。

如今大午集团二次出事,我们计划中的养老议题只好中断。在大午重获自由之前,我连继续回国考察的兴趣也烟消云散,让我不由想起苏绍智老师跟我最后一次见面说过的那句肺腑之言:“这个政权如此强大,强大到什么都想管;但又如此懦弱,懦弱到什么也做不成。”

 2,被逼改制,除隐患长治久安

 有位曾任河北省府副秘书长的朋友,知道上层对大午偏见很深,劝我少跟大午来往,预言“他们早晚还要出事”。他说,办企业就老老实实办企业,“闷声发大财”得了,为什么独出心裁,搞什么“私企立宪”“三权分立”,让官方心里发毛?“宪法”是国家大法,企业怎么能立?我听了很诧异,原来党官如此无知,只好给他讲“宪法”的原本含义。我告诉他,“宪法”这个词跟它的理念,是从海外引进的,在英文里跟“章程”同义。我在纽约大学读博的时候,两岸三地同学,原本属於同一个中国同学会。后来台湾学生揭发,他们会长是个“职业留学生”(当时台湾国府习惯这一套,而大陆领馆和学生还没立刻学会。如今台湾放弃了,大陆又继承了国府的“光荣传统”),有意排斥大陆同学,我们倍感屈辱。于是我跟几个同学酝酿,发起组建中国大陆留学生联谊会,并获选为首任会长。在学生总会注册登记的时候,需要起草一份我们的“宪法”(Constitution团体章程)。原来“宪法”这个词,在美国极为平常,随便一个破公司,也必须填写预先印好、格式固定的“宪法”,无非就是组成人选,如何分工,经营项目等等。既然宪法跟章程同义,人家大午集团凭什么就不能立宪?

顺便一提,因为这件事,国府把我打入另册,怀疑我是“共特”,把我排除在首批留学生访台名单之外。六四屠城后,我们组织游行抗议,并参加芝加哥的全美学自联大会,又惹恼中领馆,怀疑我是美国特务。再往后,我先后去自由亚洲电台和澳门大学工作,荣获“中美双料特务”美称。当我带澳大学生去台湾观选,又去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暑期班以后,才从朋友口中得知,我又上了国安的“美台双料特嫌”名单。合算下来,我荣膺美中台“三料特务”桂冠。心里纳闷:为何身为华人,哪怕入了外籍,也非得被粘在某个政权的“皮”上不行?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段经历颇有戏剧性,那群华人学生中,出过几个两岸四地赫赫有名的女强人,比如台湾人苏庆黎(《美丽岛》杂志主编)、美国人艾琳达(施明德前妻)、大陆人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等,多少都跟我的“特务头衔”有关。等我有空写出来,供诸位消遣。

言归正传,大午“私企立宪”中的“三权分立”提法,也非什么禁忌,而是他们被逼迫出来的一种无奈选择。首先,“权力划分,相互制约”是任何社会组织的通例,包括中共在内, “三套”“五套”班子是怎么来的?哪个团体或政府机构不搞平衡制约(哪怕仅仅形式上的)?非得“一元化”,“一言九鼎”才好?干脆直接回复帝制,岂不更好?

再说了,大午2004年遭受牢狱之灾以后,是戴罪之身(缓刑),不能担任董事长。而临时代理的长子孙萌,力不从心,急需找能胜任的董事长跟总经理。万般无奈之下,大午才想到三权分立和开放选举。为什么在原先两权(董事会负责决策,理事会负责执行)分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监事会(负责监督)?主要原因来自大午夫妇对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长远思考。多数家族企业,都会面临老一辈创业者去世以后,后辈人发生争权争产问题,从而导致散伙甚至倒闭。他们想把家族产业交给职工代表管理,让它变成永久的社会企业。但是,为了保证家族成员能继续享受部分企业成果(即按章程规定,分享部分利润提成),同时保证企业运作合乎“私有、公管、共享”的立宪精神,所以由家族成员推举监事会,负责监督章程执行,参与纠纷调解,但不参与企业的决策和实际管理。

再说为什么开放职工参选?大午的考虑是,既然把企业交给社会,就应该让全体职工参与管理,有权投票,选举他们信得过的负责人,这不仅是职工的民主权利问题,还有领导人的权力来源问题。如果像创业初期,或者其它民企那样,从逐级任命管理人员,下面的干部认为权力是老板跟给的,容易对上恭敬,对下蛮横,甚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等老板发现上当,已经造成损失。与等级授权制相反,让工人选举领导人,权力自下而上,职工会把选贤任能跟他们个人利益相联系。只有把能人选出来,才能让个人收入随绩效增加而提高。基层群众最了解候选人的能力和品德,一般不会看走眼。而等级授权,则可能把权力交给野心家(两面人)。

据纪微涟编著的《大午立宪》一书记载,央视名嘴崔永元,应邀参加了2013年的第五次换届选举,并发表即席讲话。他说:“大午集团是民企,而且是家族企业,改选董事会却采用了民主投票的方式,先行一步先先进。”连用三个“先”字,获得热烈掌声。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这套制度在大午集团行之有效。从公司规模和效益的快速增长,说明它有很强生命力。当然,外界有人对“私企立宪”存疑,认为它不好推广。我自己也对大午谈过,我对“私企立宪”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多少还有点担心。相信情况,下文细表。

3,观点有别,勤交流取长补短

有朋友问我:你跟孙大午交往多年,难道没有过争论?所有观点都一致吗?当然不是。尽管我们有某些共同点,特别在关注农村方面,好听点是“乡土情结”,难听点是“农民意识”,但毕竟经历有别,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不同,不可能没分歧。本章列结尾之前,就谈谈我跟孙大午的主要分歧,或许有助网友更好了解大午集团发展的来龙去脉,并预测大午案的未来结局。我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

一,如何评价大午集团“私企立宪” 的实际效果?

我没机会亲临换届选举,只赶上过一次中层领导的初选大会,印象比较好。各位自荐和推举出来的候选人,轮流发言。有些人首次当众讲话,不免怯场,但都很真诚并自信,跟我在台湾观选的印象类似。有人批评台湾普选,说互相攻击,拉拢选票,甚至黑金操控等等,总之水平很低。我反驳道: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也是一种文化,需要由低到高循序渐进。而且,除了在实践中学习摸索,逐步提高,没有其它更好办法。抗日时期的晋察冀边区,连区长县长都普选,候选人背后放个碗,投票人排队走过,往碗里丢豆子,豆子多者当选,就这么简单。如今的大陆,难道文明素质还不如八十年前?村委会选了几十年,停滞不前,有长进吗?我前后共有五六次去台湾观选,感觉进步明显。两派互敬,文明守法,没见多少人身攻击和贿选行为。反观2020年美国大选,秩序混乱,族群撕裂,透明度和公正性,远没台湾好。我建议号称民主大哥的美国,应该派人到台湾,学习人家怎么开票唱票。

大午对他们的选举制度颇为满意,说如今可以撒手,企业运转不用他们夫妇操心了。我回答说:“效果如何,现在难下最后结论。因为你们夫妇第一代创始人,目前还健在,在重大议题上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也是孙萌新班子的主心骨。你们假定完全不参与,能否正常运转,还需要检验。我倒有个主意,能帮你检测,那就是到国外度假一年半载,连手机也不用,看集团是否正常运转。如果不行,说明你们事实上还在垂帘听政阶段。”大午苦笑一下,说“目前还不行,争取以后行”。

 二,如何对看待美领馆多次拒签孙大午?

第二个分歧是如果对待美国领馆拒签孙大午的事情。要按说,大午是知名度很高的民营企业家,又经历过牢狱之灾,多次登上英文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把他比喻为中国农民的罗宾汉(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申请去美国考察的商务签证,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不幸的是,他第一次申请就被拒签了。原因也简单,申请表上明明要求带上能证明“没有移民倾向”的所有材料,包括自己银行的存款证明。可大午就是没带,还说“我们公司有上亿资产,还用证明我个人存款吗?”于是被拒签,让回去再准备。首次拒签之后,签证官往往特别警惕,而大午又漫不经心,难免态度傲慢,于是二次被拒。他当然有气,朝后面排队等候的员工一挥手说,“既然我这个带队的去不成,你们还排队干什么?走人!”于是一伙人哗啦撤离。这事激怒签证官,说签证申请是个人权利,你不应该剥夺其它员工的申请权。于是,后来又被拒签过一两次。大午怒气未消,亲自给奥巴马总统写信,抗议签证官“蛮横无理”,希望美国修改签证规矩,能对民营企业家给予特别照顾,等等。他的信当然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此后他赌气说,今后绝不再申请美国签证,除非美国领事主动把签证送到他家。我说,那几乎不可能。你不了解美中文化的重大区别。美国人公事公办,基本没有人情因素(其实也非绝对没有,只是非常罕见),而中国人办事,往往看人下菜碟。再说,多数美国签证官缺乏中国知识,谁知道你孙大午是怎么回事?

三,如何认识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的正常功能?

孙大午对于家族独资企业比较满意,认为适合中国国情,容易调动员工积极性。而股份制的大型公司,不适合中国农村市场。尤其上市圈钱的股份制大企业,靠职业经理人全权管理,既不对企业职工负责,也不对多数小股民负责,只关注大股东的短期利益,因此弊多利少。对他的上述看法,我表示部分同意,更多不同意。如果说的是不健全甚至不正常的股份公司和股市,比方中国大型上市国企和股市表现,明显跟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从统计数字看, GDP总量增幅很大,但股指长期在3000点徘徊。股市内幕复杂,大户稳赚,散户被割韭菜。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推而广之到一般股份公司和股市,则不但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理由有两个: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对股份制高度评价,说它是对私人占有的部分“扬弃”,也就是部分克服了独资私有制对经济的制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从实际情况看,目前世界五百强,大多数是上市的股份公司,绝非偶然。

第二,凡属健康的股份公司,通过股市融资能推动科研和刺激生产,把效益好的生产项目做大做强。而投资人通过股价上涨和提取红利,也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我曾给澳大学生讲过赌场跟股市的本质区别:对炒家来说,在股市投资跟去赌场投注,似乎有类似的刺激和风险;但重要区别在于,赌场的资金总量不会增加,只是重新分配。而股市的资金总量,是随着股指上升而增加的,原因就是股市资金跟经济发展结合,经济总量上升,股指就相应上升。不信你可以把道琼斯指数的发展轨迹拿来检验:如果你有足够资金,按道琼斯指数购买股票组合,并且保持足够长时间(十五年以上),那么你的投资稳赚不赔,永远如此。所以,投资股市远比赌场下注更健康,风险也更小。

四,如何预测大午模式的可复制性?

近年来,大午集团新增了一个“传承公司”,以“走出去请进来”,讲座培训方式,宣讲大午私企立宪的过程,讨论相关的经验教训,反应比较热烈。参加研讨的人员,多数来自家族企业,也有学术研究机构。大家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大午企业办社会的发展模式,以及私企立宪的经验摸索,其它地方和其它企业是否可以复制模仿?如果进一步细分,这个问题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讨论:

第一个层次:大午集团的企业办社会(社企合一)模式,其它地方有没有可能模仿?社科院资深学者资中筠教授认为,没什么可模仿性。我个人认为,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别处也有类似农民企业家,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企业办得相对成功,经济效益不错,当地又没有配套的行政系统和社会服务设施,那么,他们学习大午经验之后,有可能从中获得启发,也把原本的家族私人企业,往社会企业方向靠拢。假如地方政府认为,当大午镇的人口达到建立乡镇的规模,有必要建立通常的党政人大政协等五套班子的时候,政企分开恐怕不可避免。但如何分开?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服务配套,应该怎么解决?原有的建设投入如何合理补偿?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家族企业变为社会企业,还涉及企业利润分配难题。如果保持原来的家族私企,依法纳税之后,利润分配属于自家私事,政府和外人无缘置喙。改为社会企业之后,董事会大家选,自然会对利润分配去向和比例发表意见。比方孙氏家族成员享受生活补贴这事,谁应享受?补贴多少?延续多少年?等等,都可能引发争议。这件事可参考清朝对八旗子弟授“爵位”的前例。那也是照顾功臣后代,用金钱名誉阻挡他们参政,等于刘会茹说的“享清福”。但同时规定“爵位递减,五世而终”,一代比一代减少,到官五代以后,就不能再“白吃皇粮”了。后代继续游手好闲,结局将会很惨。大午表示,这个问题值得他们认真考虑。

第三个层次:在公司注册和财会制度上,也缺乏明确的法规条文。家族成员从出生到过世,终生享受生活补贴的事情,还涉及到相关财务法规。当然,我对中国现行的民企记账报税,不甚了了,不敢妄议。网上说,无论民企还是国企,普遍有两套帐目“真账内部使用,假账应付审计”。假如在美国,给家族成员发放补贴没法入账,因为不合税法。作为替代物,他们普遍建立信托基金,按照非赢利机构规定,特殊资金供特殊用途。只不过,信托基金的规范也好,特定资金的受益人也好,也要符合税法规定,该报税的一定报税,否则会面临严重制裁,包括罚款和坐牢。把不同性质的资金和财务分开处理,才有可能避免未来的麻烦。

当然,如果中国自上而下,还没有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单靠某一个公司内部,难以单独完成上述改革。假如大午集团,因为这场牢狱之灾而烟消云散,我们开启的“资本社会主义”探讨,到此也就画上了句号。反之,如果目前陷入的法律纠纷能妥善解决,大午和家人重获自由,可以继续经营他们家族企业的话,往后的改革任务会更加艰巨。但我相信,以孙大午的顽强个性和坚定理念,他还会碶而不舍,继续追寻“资本社会主义”的“大午桃源梦”。究竟哪种可能性更大?且让我们翘首以待。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