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在《挑战毛泽东》的“前言”《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中说：
论革命的第二部份是老问题了。歌颂和暴露﹐打了几十年的官司了﹐而由毛氏一言九鼎成定局。我的观点很简单﹕革命者就是要敢于暴露。
这篇文章，其实针对的就是毛泽东所说：
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
从57年反右到66年文化革命，有多少人“暴露黑暗”而身陷囹圄，甚至丧失生命，家破人亡。这篇文章，便是对此提出抗议，进行批判。为此，将毛泽东的脍炙人口的文字附在后面，便于读者对照。
再论革命
一、光明面与阴暗面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主席说：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这两点都会有。我们的支部书记、军队的连长排长，他们都晓得，在小本子上写着，今天开会不为别的，总结经验有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哪有这个事？一万年后都有两点，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个人有个人的两点。总而言之，是两点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任何事物都有两点，社会尤其如此。在《论革命》中提到的革命的动机是由于不满，那么这不满就是不满于缺点──两点之一。对社会的现状感到不满，不满与什么呢？就是不满于社会的阴暗面。
革命，就是革社会的阴暗面的命，不革阴暗面的命，你革什么命？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斗争的、批判的。那么这斗争、这批判就是与社会的阴暗面作斗争，与毒草斗争，就是批判社会的阴暗面。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的统一，社会也就是光明面与阴暗面这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
社会是如何前进的呢？现在社会有两点，一万年后仍然有两点。社会的前进就是不断地革除阴暗面的命。革除了现在的阴暗面，又会有新的阴暗面产生，又需要去革除新的阴暗面。社会就是如此在不断地革除阴暗面的过程中前进。
社会前进如此，个人的前进也是如此。个人只有不断地克服缺点才会前进。我们说，活到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到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就是这个意思。
缺点存在着，要不要改正？问题存在着，要不要解决？阴暗面存在着，要不要改革?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苦难、问题、缺点、阴暗面，可以说是同义词。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号召我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就是这个意思。
二、暴露阴暗面
阴暗面存在着，要改革，怎样改革呢？
革命者，就是要勇于暴露阴暗面。
只有暴露阴暗面，才能改革阴暗面，只有敢于暴露，才能敢于改革。没有暴露便谈不上改革。
暴露同改革的关系就如同揭露矛盾，同解决矛盾的关系一样。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
暴露同改革的关系，又如同亮私同斗私的关系一样。只有敢于亮私，才能真正斗私，没有亮私，便谈不上斗私。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极为深刻的话：“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什么叫做有为的人们呢？革命者。
我们的有一些干部是很希望别人暴露活思想的。因为只有暴露了这些思想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些思想问题。
无产阶级要进行教育革命。这教育革命就是也改革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教育革命依靠谁呢?依靠学校里广大的红卫兵，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们固然有许多其他的优点，然而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敢于正视这阴暗面，敢于揭露这阴暗面—-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一套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如果连正视这阴暗面的勇气都没有，在别人揭出阴暗面的时候，还要责怪别人为什么不歌颂我们社会的光明面—-工农业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更有甚者进而怀疑别人揭出这阴暗面是否在为我们的敌人制造炮弹。这种人又怎么能够成为教育革命的依靠对象呢?
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是如何造成的？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我们工作的缺点错误。那么暴露阴暗面就有利于这两点的改革:揪出走资派，改正错误缺点。如今到处都在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批判，批判，批判些什么呢？还不是批判阴暗面，批判走资派所造成的阴暗面。不过这种批判是为了批臭走资派，是在走资派揪出之后进行的。然而我想，在走资派揪出以前的暴露，其作用是更大的。因为它的作用是揪出走资派。揪出走资派同批臭走资派，其作用当然是不能相比的。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有一些同志不愿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
同样道理，我们对于阴暗面，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阴暗面，暴露阴暗面，改革阴暗面。并且在数量方面，我们宁肯将阴暗面想得多一些。因为对于革命者来说“即使所发现的不过是完全黑暗，也还是可以和黑暗战斗的。”（鲁迅）
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哪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这里说的困难、问题，也可以说是阴暗面。倘若连暴露困难、暴露问题、暴露困难的地方的勇气都没有，试问，又何以谈得上工作、斗争呢？
毛主席还说：“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者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做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内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放特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我想同样的意见，如果相信人民群众有这样的觉悟和能力，那就大讲特讲阴暗面，使大家看到，原来我国还存在这么多丑恶现象，从而产生不满，产生革命的行动。大家起来改革阴暗面，那么一定可以使我们的社会大大地向前更进一步。
可是我又想，这大概不可能。我们只要看主席‘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发表了这么多日子，武斗仍然如此普遍就可以知道了。
让我们再来看鲁迅先生的两段语录。
“现在倘在小说里叙述了人生底缺陷，便使读者感到不快。所以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
鲁迅先生接下来又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里，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
鲁迅先生还说：“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看不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三、歌颂和暴露
然而有人说在现在不应该暴露，只应该歌颂，或者说主要的应该歌颂。
那么为什么要歌颂呢？歌颂的原因是什么呢？
歌颂是由于爱，是由于高兴。
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待到大革命成功以后，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生命和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想到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破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
前面说过，每一个事务都是一分为二的。总有着两个方面:优点和缺点，歌颂是歌颂优点，对于缺点呢？也是歌颂吗？当然不。对于缺点那就是暴露。歌颂优点暴露缺点，这是对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对待方法。这里并不存在着矛盾。
优点和缺点是一个人的两个方面，是一对矛盾。我们对待这矛盾的两个方面采取的两种态度，就是表扬与批评。
光明面与阴暗面组成了社会的两个方面，对待这一对矛盾所采取的不同态度，那就是歌颂和暴露。
从整个社会来说，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组成了一对矛盾。歌颂无产阶级，暴露资产阶级就形成了区别对待的两种态度。歌颂无产阶级和暴露资产阶级有矛盾吗？没有。
我们应该歌颂人民大众，那么是歌颂整个的人民大众吗？不是。群众还有先进落后，还有左中右之分呢！
我们爱我们的社会，但是我们不能爱我们社会的丑恶现象。这个道理难道不明白吗？
主席说：“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然而主席又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
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然而主席又说:“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整风者，就是批评指出或者说暴露“缺点和错误”。
只看到成绩的一面，不看到缺点的一面，只看到光明面，不看到阴暗面。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只允许表扬，不允许批评。只允许歌颂，不允许暴露。这种态度难道是正确的吗？
歌颂是由于爱，暴露却不能笼统的说是由于限。从某些方面来说，暴露是包含着更深的爱的：这是于他有不满，希望它改正缺点，希望它前进。我们平常说“恨铁不成钢”。这是恨呢？还是爱呢？正因为对他（即多为优点少为缺点的人）抱着强烈的爱，才会对他身上的缺点产生强烈的恨。才会不断的、强烈的暴露这缺点，直到它消失为止。我们可曾听到有人这样说：“你既然爱我，你就只应该表扬我不应该批评我”吗？
歌颂从本义上来说，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它是革命吗？革什么命呢？或者说它是一种休息，是革命告一个段落。如在“大革命成功以后”，如在某一个战争取得了胜利以后，如在一个机器完成了改革之后。马列主义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歌颂是斗争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歌颂中包含着“满足”的分子，骄傲的人是喜欢别人表扬他的。
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暴露产生于革命之前，歌颂随之于革命之后，暴露是革命的前奏，歌颂是革命后的享受。
只看到成绩，不看到缺点。只知道歌颂，不知道暴露。这种人便称不上革命者。
真正的革命者是永远多看到缺点，多看到阴暗面的。因为这正是需要他“革命”的地方。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再来学习鲁迅先生的两段语录。
“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对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哪有功夫去想文学？待到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就恭维革命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的快，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到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
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这样说：“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先生在这里的态度十分明显。就是为了改革，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所以鲁迅接下来又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的“不幸的人们”指的是谁呢？统治阶级还是人民大众？当然是人民群众或者说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有很多作家是懂得暴露与歌颂了。如果要他们说说“为什么做小说罢”，答案肯定是两样的，这只要看取材便可以知道了。
鲁迅先生当时有一篇轰动社会的作品《阿Q正传》是歌颂人民群众呢，还是暴露人民群众？鲁迅先生自己也就说过：“十二年前，鲁迅做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再看许广平女士的一段痛斥社会的文字。这是被鲁迅先生收录在《两地书》中的：“先生你看第八期的《猛进》中，不是有人说先生‘真该割去舌头’么？虽然是反话。我闻阎王十殿中有一殿是割舌头的，罪名是生前说谎，这是假话的处罚。而现在却因为‘把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既承认是‘丑德’，则非假也可知，而仍有‘割舌’的罪，这真是人间地狱，这真是人间有甚于地狱了。”
当然鲁迅先生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又何尝少呢？”
这是应该歌颂的。
四、现在的歌颂
前面说过，为什么要歌颂呢？就是因为爱，爱无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爱共产党而歌颂共产党，爱毛主席而歌颂毛主席，爱英雄人物而歌颂英雄人物。不过，现在到处都谁在歌颂英雄人物，却并非由于爱。与其说是由于爱，到不如说是由于不满：如此的人物太少。现在的歌颂乃是树标兵，等大家都和被歌颂者一样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去歌颂。现在的歌颂乃是改革阴暗面的一种方法，号召大家向被歌颂者学习。譬如老师对某个同学的骄傲不是直指其骄傲，而是说：“你看人家多么谦虚”。比如某校的复课闹革命搞得较好，于是进行歌颂，这歌颂就说明了有很多学校复课闹革命搞得不好。
譬如一个班里有些同学不爱劳动。那么他们不是认真地进行研究，有多少同学不爱劳动，是什么原因，如何进行改革，而是从中捡出一个同学来：“你们看他是多么热爱劳动啊！”
不过我想，这种歌颂虽然和暴露是同属于改革黑暗的两种不同方法，而相比较，还是后者比较直截了当，采取何种方法，自然是各人所爱，不能相强。然而我想我们也不必强制人一定要采取第一种手法。虽然他也明明知道，这歌颂并非出于爱，而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少。
有些人颇喜欢歌颂光明的，颇有些憎恨暴露的。然而他也终于熬不住了，于是无政府主义，逍遥派也终于暴露出来了。
五、暴露与掩饰
这样写了，就有人怪我反毛泽东思想，说我主张暴露。那么这在前面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本文说的暴露同主席所说的暴露其含义是不同的。本文所说的暴露乃是鲁迅先生所谓的暴露，是包含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含义在内的。──声明一下。
对于人民群众，对于无产阶级，对于真善美的事物，只应该歌颂，不应该暴露。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因为对于某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总是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对立统一体。我们歌颂，是歌颂事物的真善美的一面，是歌颂事物的优点的一面，成绩的一面，光明的一面。那么对于事物的另一个方面，阴暗面，是采取怎样的态度呢？难道也是歌颂吗？还是无动于衷呢？歌颂阴暗面，鼻子掉了还要将它夸示于人，明知其丑，仍要歌颂。这种人似乎还没有。对待阴暗面，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暴露与掩饰。前面已经说过，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是并不矛盾的，是相反相成的。那么与暴露黑暗相反的态度使什么呢？是掩饰黑暗。
对于阴暗面，对于缺点错误，是暴露还是掩饰，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反对暴露那就是主张掩饰，这里没有折衷的余地。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和我们的那一样利害不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正是他们的宝贝。那么我们对待自己身上的痈疽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是用块破布将它遮盖起来？否则给帝国主义看见可不行呀，还是让它暴露出来，让它晒晒太阳，把它彻底割除呢？
列宁说：“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
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
列宁说：“一个政党如果不敢照实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肃的评断和找出治病的方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毛主席曾经批评过这样一种人：“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林副统帅说：“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将他打下来。。。共产党人要有这种不掩饰错误，勇敢承认错误的精神。”
鲁迅先生说：“然而无论如何，我总是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我以为，如果自己没有勇气正视阴暗面，没有勇气暴露，也不必掩饰，也不必阻止别人暴露，掩饰黑暗。这才是最没出息的人干的。
毛主席说：“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以外，谁也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公有的社会机关，并不是为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反秘密而采取彻底的公开，将社里的一切情况彻底的宣布于社员之外。”
鲁迅先生说：“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旧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丑，一齐揭出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自己没有改革阴暗面的志气和能力，又没有正视阴暗面的勇气，于是就专一责人暴露黑暗，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是无产阶级呀！”这种人，可怜，可怜。
六、暴露的两种态度
人民的缺点，同样是暴露，这里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恶意的攻击，一种是善意的批评。
主席说：“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就是使自己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这就是暴露的态度的不同。”
同样，阴暗面暴露出来，就有了两种作用，到了革命者手中，就促使他进行改革“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到了敌人手中，就成了敌人攻击的资料。
这些人为什么憎恶暴露，主张掩饰？塌照斯呀，或者说暴露就将成为敌人攻击的资料。
暴露出来进行改革，正是为了永远的防止敌人攻击，防止敌人攻击的真正手段应该是改革，而不是掩饰。
毛主席说：“我们自己来批许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
有了缺点又怕别人攻击，快点将它改正呀，又不肯。便要将他掩饰起来，这就是这种人的本性。
有了错误，怕不怕我们的敌人攻击呢？有什么可怕的呢？横竖只是这些缺点，能防止敌人攻击吗？即使你将它掩饰起来，他还可以造谣，止得了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什么可怕的呢？
老实说，与其掩饰，我宁可是恶意的攻击，因为它使我知道了缺点的存在。
七、敢不敢暴露
阴暗面存在着，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是将它掩饰起来偷偷的改呢？还是让它暴露出来，正大光明的改？
敢不敢暴露阴暗面？
凡是相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改革，并且愿意进行改革的，他就敢于暴露。不敢暴露，或者是不肯进行改革，是偷懒的表现，或者是不能进行改革，是无能的表现。
毛主席说：“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的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
这就是暴露对于改革者的作用。
在旧社会，如同一切资产阶级社会一样，有一些资产阶级做人就是专门依靠掩饰为生的。这是因为这阴暗面是无法改革的缘故，如同主席所说：“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这里介绍几段鲁迅痛斥当时资产阶级文人的文字。
不过中国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近来的革命文学家，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饰黑暗，但市民却毫不客气自己表现了。那小巧的机灵和这厚重的麻木相撞，便使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算是超出了时代。”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
“别的革命文学家，因为我描写黑暗，便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没有出路了。”
“因此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
八、主流和支流
有的人说，应该看到主流，不应该只看到支流。
譬如应该歌颂无产阶级，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就因为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这种说法，从对于某些文物的评价来说是正确的，譬如我们对某个人的评价，当然要分清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还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革命改革的角度来说，主要的看到缺点的一面，似乎更为妥当些。你看到这个缺点，你就去认真地分析研究，去进行改革。譬如毕业生的体格检查，当然是全面的看问题。然而当某人手中生了一个疮，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需要看“主流”吗？他只需要看到这个疮就进行治疗就够了。当我们看到某个同学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针对着这个缺点进行帮助嘛。
或者说看主流的目的是未来分清“破”还是“补”？譬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个是破，一个是补。譬如一件衣服，我们也应该看清主流，才能决定是破还是补。譬如一个革委会，也应该看清它的主流再决定拆台还是补台。但是总之，是缺点是阴暗面，就得革除，却是一定不易的。
有的人说，应该看到主流，那么支流该不该忽视呢？
主流、支流是矛盾的两个侧面，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会转变的。
我们说一个人的优点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不少缺点。这个缺点能够忽视吗？能够容忍他发展下去吗？有些人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了，那么他是一下子变过去的吗？不，起先他也只不过是支流，然而后来变成了主流。一些流氓阿飞在开始的时候也只是沾染了流氓阿飞习气，也是支流。但就因为这支流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得到改革，才会成为主流。
我们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一个小洞相对于一件衣服来说当然是支流，然而“不补”就要“吃苦”，是忽视不得的。
我们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数十之穴，相对于千里之堤，真是支流而又支流了，然而革命者肯放过它吗？
文化大革命，揪出了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相对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主流还是支流呢？当然是支流。
想当初，联动开始的时候，何尝不是一点点支流，然而就因为忽略了这支流，不屑去谈阴暗面，终于发展了。当然也不过是支流。
武斗也是如此，难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大规模？就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它也是发展起来的，要是在他婴儿时期就将它扼杀在摇篮中，就不会如此了。
流氓阿飞难道是一下子多起来的吗？它也是发展起来的。然而正是在当初没有刮一场三级台风，终于要刮一场十二级台风了。”
支流是忽视不得的，是会变成主流的。
有位同志说：“有些人只看到支流不看到支流。”我说这位同志，你为什么不看到“看到主流”的多数人的主流呢？而只看到“只看到支流，不看到主流”的“某些人”的支流呢？这“某些人”难道不是支流吗？当然你是改革者，你在改革这“某些人”的“支流”。你也是一个暴露者。
真的革命者，主要是看到缺点的一面，因为他是革命的斗争的批判的，而这缺点的一面正是需要他进行革命、进行斗争、进行批判的对象。
有的同志说：“你应该看到主流不应该只看到支流”我说这位同志如果这样说：“同志们你们看看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将它做的更好些。”岂不是更好吗？你是希望别人做全面评价的旁观者呢？还是希望别人做歌颂者？还是希望别人做改革缺点的改革者？
我以为，我们不必责怪别人看到支流、不看到主流。你看到不好的地方，你就指出来，你就动手干。大家都起来动手干，事情就办好了。我们不应该做一个游离于事物本身之外的专做评价的旁观者。
大批判专栏中登载了一条消息，说是某中学在文化革命中由于造反派内战武斗，打砸抢烧，损失国家财产达二十万元。一位工人同志看了以后说：“唉，这些学生娃子，真不知财产得来的不易啊！”旁边一位同志接上来说：“这算什么话，这次文化大革命所得到的是极大极大、所损失的则是最小最小。”
我想这也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了。
在写完了这段文字又过了一些日子，又看到了一段文字。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段文字摘自林彪的九大报告，还能说什么话呢？毛主席万岁！
《再论革命》原始稿
《再论革命》整理稿
【附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