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当局新修订的《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政策出台,将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政策规定,来上海就医、就学、旅游、公务活动、探亲访友等短暂来沪停留的人员,如果在上海停留超过24小时,必须在网上平台登记个人相关信息。不履行信息登记义务的,将面临“500元至5000元”处罚。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网友们纷纷留言吐槽:晚清都没这么搞的,难道这是搞上海独立?“开始限制人口流动了,历史又在重演。”“上海政府可能脑袋坏掉了,落地签真有你的,上海独立吧,沪国或者叫上海特别行政区。”“厉害了上海国、当韭菜的,不能有想法。”

面对汹涌的舆论浪潮,4月1日,上海市政府发文回应称,网民对该规定的解读有误,并称,“规定”明确将短暂停留的来沪人员纳入实有人口范围,是为了提升服务效能,个人可根据需求,自主自愿登记,不作强制要求。

对此,网友质疑道:“昨天看到的明明是查到不登记要罚款,既然是不作强制要求,那发这个规定干什么?发的是白话文,还会让人误读?怎么就是误读了?全国人民都误读了?写文件审文件的人没有误读?”

上海市政府的规定荒诞吧?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自由度比较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后,中国就像在跳脱衣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市场经济、律师辩护权等个人权利不断地被剥掉。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独裁与荒唐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唐事情发生。

赵刚在文章《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写道:前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就曾推行过荒唐的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并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六。

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

综上可见,中国的荒唐与罗马尼亚的荒唐本质上是一样,极权制度必然会制造荒唐。有朋友说这只是发生在上海,不能以偏概全。但环顾中国荒唐事还少吗?或许上海的事只是限制外来人员入京的预演,用上海来试探民众的反应。

我们在说另一件荒唐事。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正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为了欺骗民众,新疆政府制作的音乐剧《歌声的翅膀》在中国的电影院上映。该音乐剧将新疆描绘成一个民族融合的田园诗,没有压制,没有大规模监视,只有满满的幸福。英国《卫报》4月3日评论称,中国正在精心策划公关攻势,以反击美国和西方就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的指控。

新疆政府的做法让我们想到二战期间犹太人集中营。纳粹德国为了欺骗世界,也曾拍摄过宣传片,描绘犹太人如何在集中营中幸福地生活。

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写道:直到 1944 年,大多数国际社会才知晓集中营,并意识到德国人和他们的轴心伙伴国残暴地虐待集中营中的囚犯,但还不十分了解集中营中生活条件的具体细节。

1944 年,迫于国际红十字会和丹麦红十字会的压力,党卫军官方允许红十字会派代表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特。那时,有关大批犹太人被屠杀的消息被世界新闻媒体传播开来,而德国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党卫军当局一边编造愚弄人的谣言,一边赶在红十字会参观前,加速将犹太人从隔都驱离,并且命令留下的囚犯“美化”隔都。被监禁的囚犯必须种植果园、粉刷房屋、修建房舍。党卫军当局为了高官的来访开展社会和文化活动。在红十字会官员离开后,党卫军又继续开始从特莱西恩施塔特驱离犹太人。

早在 1943 年 12 月,第三帝国保安总局属下的布拉格犹太人移民局党卫军官员就决定制作一部关于集中营的影片。影片的大多数内容是在红十字会参观后的那个夏季拍摄的,这些镜头描写隔都的囚犯去听音乐会、踢足球、照料家庭果园,在住处和阳光下消遣。党卫军强迫这些囚犯担任作家、演员、布景设计者、编辑和作曲者。许多参与到电影拍摄中的儿童得到了包括牛奶和糖果等食物,这些食物在通常情况下是得不到的。

如同运用其他手段欺骗德国民众和整个世界,纳粹政权充分利用了普通人不愿意知晓这些罪行确切程度的心态。例如,犹太人反抗组织领袖竭力向隔都居民警告纳粹德国的意图,但即使是曾经听说过有关屠杀中心事情的人也未必把它当真。华沙犹太人反抗组织领导人伊扎克•祖克曼写道:“常识无法理解数万乃至数十万的犹太人被杀的这种可能性。”

德国人发现越来越难以把官方的新闻故事和现实联系起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转向收听国外广播来获得真实信息。看电影的人开始拒绝看那些明显不实的宣传新闻影片,因此戈培尔甚至下令电影院在放映每周新闻影片之前,先将戏院的出口锁住,强制观众如果他们想看正片的话,就必须观看这些新闻影片。

极权统治,并不只是靠暴力来维持,欺骗和谎言也是它维持统治的法宝。独裁统治者为了让民众服从他的意志,就会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洗脑宣传,电影自然是一种好方式。文革期间,毛泽东就通过八个样板戏对中国人的大脑反复清洗。徐贲教授指出: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上海市政府强制外来人员登记个人信息,违反者将被重罚的规定并非理解错误,这只是中国极权主义限制人民自由的应有之义。上海变新疆也并不稀奇,因为罪恶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新疆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绝非仅仅针对新疆,看看今天的香港、西藏,看看正在狱中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和公民记者就会明白。极权主义要消灭的是所有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独裁与荒唐如影随形。新疆音乐剧的出笼也不稀奇,因为谎言和恐怖是极权政权的统治工具。但中共不敢让联合国官员进入新疆自由考察,因为黑暗见不得阳光,谎言可以欺骗人民于一时,但终将被戳穿,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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