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RFA)

让生三孩,骂声一片

前天跟一民营企业家闲聊,他说引领今天这个世界的文明进步其实就那么几个人,或者说就是乔布斯,还有比尔盖茨等极少数科学发明者。听着虽觉得逻辑不是那么严谨,细想,还真是那么一回事:没有比尔盖茨,没有乔布斯,没有马斯克,你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有了比尔盖茨,才有了电脑,然后有了互联网。有了乔布斯,才有了高端智能手机,才有了咱们的微信。而有了马斯克,新奇的发明创造更是层出不穷。这几年,世界不说,有了微信后,让大家更互联了。于是,人们知道了很多过去八辈子都不可能知道的事。说句玩笑话,现在随便一个网民所了解的信息,比过去十个大学问家了解得还多还广。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乔布斯,感谢比尔盖茨,感谢马斯克。人类应该永远记住他们划时代的贡献!

闲聊几句后,话说这事也赶巧了,就在国际儿童节前一天,中共颁布中国人或中国家庭可以生三孩的政策。我们知道,就像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一样,这是“国策”,严厉神圣,谁都不能有意见。几十年前,几乎不管谁(特殊人物不在此论之列),只要违反“国策”,若是城里职工,必开除公职或工职,甚至夫妻“双开”。这事一旦摊上,没有回旋余地,只好另谋生路,或外出打工,或开小店做生意,总之,“国策”不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可这才几十年,变化大得不得了,甚至像倒了过来。不过,大脑稍转个弯,倒过来有倒过来的道理:过去是国民求国家,现在是国家求国民。过去所谓“超生”,你可以这处罚那处罚,现在是你求我生,那就不一样了——总不能说我不生,你也还采取几十年前罚“超生”的那一套来罚不生者吧——估计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思维胆子才变得大起来,对国家允许生三孩,不领情,不感恩,甚至还要说些“风凉话”。现在不是个人难受,是国家难受。

新华社发了啥咱不知道,发的“啥”下面的评论咱也没看到,但是咱看到微信上有截图,说是下面评论翻了车,也就是很多网民非但不响应,不支持,而且尽说些不好听的,换而言之,就一个字:骂。弄得新华社没办法,只好把那“啥”下面的评论功能关闭。

这状况,也不知是否出乎有些人意料,不过我估计应该有“思想准备”,只是没想到“来势汹汹”,评论的功能关闭前,居然骂帖有20余万条。这样好吗?好也不好,或者不好也好,至少“逼”着国家也站在那些说风凉话或者就是出言不逊的网民的角度去想这件事,不然,这么好的国策,不支持,不响应,不领情,不感恩,也就罢了,为什么还有如此大的意见?

认起真来,觉得中共确实欠考虑。先前放开二胎,响应者都不那么积极,现在又说允许生三孩,一些连结婚都结不起(因为没有房甚至没有工作)或者连自己都难养活的青年,你跟他或她说国家允许你们生三孩,这不是没事找事,惹他们愤怒或叫“找骂”吗?

依咱看,当务之急,先解决青年人的就业难、结婚难,养孩子难,上幼儿园难,甚至包括上学难,看病难,等等等等。这一切“难”倘若国家都能帮着解决了,无须专门制定什么国策,生活在亚热带的中国人,生孩子简直就是玩儿:二十年一过,三亿五亿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青年又出现在世人面前。哪个不信,敢跟咱打赌不?

从批马寅初就走在错误路上

一个家庭可生三孩的政策一出,简直就像炸了锅,很多以前不能说不敢说的话,现在都能说敢说了。有网友把过去计划生育时期的口号几乎全扒了出来,真个是“惨不忍睹”,用句不好听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让生三孩,是国家需要,当年“只生一个好”,同样是国家需要。中国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国家需要嘛。

是啊是啊,当然知道是国家需要,还有人不知道吗。如果不是国家需要,你生个试试,罚不死你!中国人最爱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有中国人爱国。一代又一代,有哪一代不是为了国家活着。别看加入美国籍时还要周吴郑王的搞个仪式“庄严宣誓”什么的,估计很多移民的中国人在肚子里笑死了:他妈的美国佬,你们太不了解咱炎黄子孙了,你让咱如何宣誓以及宣誓时说什么都行,但你没办法不让咱宣誓过就忘到九霄云外。宣誓对你们起作用,对俺们屁用不起。你看中国那些腐败分子,哪个没有举起右手宣过誓,可有用吗?

人是有联想的。人口问题,说起来话长。新中国不久,当年称之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时任北大校长)就提出相当于后来的“计划生育”,也就是那时批的“新人口论”,并且已将其设想的控制人口的手段称作“计划生育”。具体的实施办法包括:1、普遍推行避孕;2、提倡晚婚晚育;3、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可我们那时跟现在几乎差不多,一些伪专家的话起作用,真正专家说的不算——你看张维为就比张维迎吃香。

一九五五年,马寅初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浙江小组发言时“提出了我国的人口问题。……我们却有很大的问题,人口这样多,多于苏联三倍,不能不谈。但因为反对的人多,我自动收回。”后来北京大学有个学生批判马寅初,说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是马尔萨斯(可称之为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源于前人的思想。它在客观上提醒了人们注意人口与生活资料比例协调, 防止人口的过速增长, 从而成为现代理论的开端”)的马。

现在看,如果六十多年前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就绝不会出现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城市里那么残酷的“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失独”家庭绝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所经受的痛苦是人们难以想象和承受的。

七十多年了,中国人的一切都像宿命似的。马寅初说他当年提出“新人口论”是“因为反对的人多”,他只好收回自己的意见。后来虽然还是“顽固地”发表了《新人口论》(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可不到十个月,人们很快又读到伟大领袖的说法:“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后来有人非要说伟大领袖当年实际上与马寅初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赞成计划生育。可白纸黑字,特别是在马寅初的理论事实上受到抵制和批判(伟大领袖当然没有直接参与批判马寅初)后,再读伟大领袖这段话,你说人们还会认为马寅初的理论是正确的吗?

附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简介

马寅初:马寅初自幼聪颖,刻苦攻读,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拒绝军阀、政客拉拢,毅然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致力于教学与科研,著书立说,抨击时弊,成为“五四运动”前夕就享誉很高的教授。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但他仍潜心考察研究,发表高质量论文四十多篇,其中《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

新人口论:主要是作者马寅初1955年根据他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马寅初于1957年4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就人口问题发表首次演讲,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同年6月,马寅初将自己的演讲整理成文,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并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