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局势鼓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一些网络和学术精英为塔利班辩护，这实际也是为中国民族主义辩护。我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习近平时代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主义，而中国民主化的被阻滞，与它因袭的民族主义传统及中共有意识地推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策有极大关系。但对习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关注的人虽多，然其如何转向国家主义，它的变化过程、表现形式，对西方民主和中国自身的民主化产生的危害，在中国内地和海外，研究的还远远不够。
中共用民族解放的动员方式打败了国民党，完成了建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中共还挂着马列毛主义的招牌，但实际起动员作用的，是民族复兴的这套理论话语和意识形态，并企图把两者统合起来。习近平将这两方面都强化了，他的“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中共百年史的叙述，是一套典型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相对他之前的中共领导人，习利用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和中美对抗，将民族主义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变成一种国家主义，官方对民族主义的操控也更自觉，手法更老练，对西方民主的危害和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产生的危害尤其严重。
很长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只能看作一种被动的或者反应式的民族主义，而习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进攻型的民族主义，它的攻击性非常强，且是系统性的。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为国家主义，成为中共对抗西方围堵的思想武器，对大众产生了强大的洗脑效应。
具体来说，习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发生了四个变化，（1）从过去的以屈辱和悲情意识为主，转向现在的崛起和自信；（2）这也使中国从过去的被动、反应或防御式民族主义转向现在的进取和进攻性民族主义；（3）由过去的官方主导转向官民共同主导，民间在民族主义的构建中已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4）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传播主体，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制度比其前辈自信，总体认同中共，同时熟悉西方的传播模式，能够熟练地设置议题，操作话题，达到官方宣传达不到的效果。这最后一点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习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落脚点不是抽象的民族和国家，而是中共。它借用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将中共对中国社会的统治包装成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捍卫的不是抽象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是中共作为代表的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因此，它虽然有一般的国家主义的特征，但是特别强调中共的历史选择的正确性，也即历史选择了中共，作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代表，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从而旨在动员大众支持中共，并对抗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此乃习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显著不同于过去民族主义的一点。当然中共不是现在才这么做的，但现在显得特别的明显。
在过去几年，中共的这个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叙述策略收到了效果，争取到多数中国民众站在自己一边，很大程度上致使中共曾经一度破产的合法性得以修复，习近平也借此巩固了他的权力基础。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泛滥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连中共舆论喉舌、经常鼓吹国家主义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常被批评为立场不够鲜明，打着爱国旗号实则替美帝帮腔。
随着中美对抗的进一步加剧，在膨胀的民族心态和国家主义的支配和驱使下，中共统治集团为维护一己之私，随时有可能将内部矛盾外部化，这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后果，不能不察。同时，民族主义的强大，也迫使部分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为赢得话语权，至少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上，改变原先温和的立场而变得强硬，倒向民族主义阵营。中国的民主转型之路也因此会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它一方面受到中共严厉的打压，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民主化也不理解，对它持冷淡甚至敌视态度，这就使得中国民主化显得空前困难。
破解习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需找出它转向国家主义的成因，并预测它可能的演进方向。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民主转向构成了极大挑战，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体两面，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当中共对民族主义这个牌打到极致，如果它在未来10多年里不能实现民众的愿望和目标，即习近平强调的所谓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那么，民族主义很有可能反噬习近平政权，海外研究者的任务是提出这个问题的节点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