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凋敝，意味着政权败坏；
民权丧失，意味着特权猖獗；
民德败坏，意味着官德崩溃。
—–东海律
一
百年来中国特色的自由派，往往不明自由主义之正义，或不真，有名无实，实为民粹，假冒伪劣；或不正，思想混杂，实为杂家，杂七杂八。胡适是中国自由派宗师，最为优秀，但思想中也混杂了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主义之类东西，小醇而大疵。其它自由派就更等而下之不足道矣。
特用儒眼看一下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有广狭二义。美西政治有左右之别，如美国，共和党代表右派，被称为保守主义；民主党代表左派，被称为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就是狭义的。事实上，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属于自由主义。保守派属于古典自由主义，更能代表自由主义，更正宗。亚当斯密、哈耶克都是古典自由主义大师。
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堪称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五常道，为美西左右两派共同信奉。但两派侧重点不同，右派侧重法治，重视秩序和传统美德。
左派则更加强调平等，容易导致平等扩大化，造成对法治和秩序的损害，甚至以平等自由的名义，纵容国内外不良势力。故美西左派往往有两面，一方面高举人权自由的旗帜，一方面又绥靖两极主义和恐怖主义。注意，美西左派虽非自由主义正宗，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倾向，原则上仍属正派。
论道德和政治品质，美西右派高于左派，但也有限。因为右派所保守的传统美德，根植耶教，根基虚弱。即使佛道两教也不足以为人道提供真实中正的道德资源，何况耶教。政教分离之后，耶教正面作用有所彰显，终究有限，越来越收拾不住美西人心矣。尤其是左派，越来越离心，连一些形式都不愿遵守了。
传拜登就职典礼上 为拜登、哈里斯祷告的牧师一反两百多年的传统，在祷告结尾不是说“奉耶稣之名祷告，阿门！”而是说：“奉共同信仰的名祷告，阿门！”因此受到保守派批评。撇开观点和政策不论，我倒觉得这句祷告更好。未来中国人祷告和宣誓的时候，可以说：奉昊天上帝之名宣誓，钦哉！
注意，在西方五常道中，唯自由可以主义化，民主人权平等只能围绕着自由转，从制度和价值观两个层面维护自由，它们本身不能主义化。自由如正室，民主平等如妾婢。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都是本末倒置，都会构成对有序自由的侵犯。
例如，民主是好东西，民主主义就成了坏东西。可惜很多马邦人分不清楚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别，不知道两者有正邪之别。
有一个小故事：在美洲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关系日益紧张之时，美洲民众对驻守当地的英国军队肆意挑衅。一次，一群当地民众对哨兵围攻寻衅，被慌乱的哨兵打死了几个。几名哨兵被扭送到当地刑事法庭。当时还是律师的约翰·亚当斯为被告辩护。在最后陈词部分有下面一段话：
“事实是件很顽固的东西，随我们怎样期望，怎么偏向，如何情不自禁，也改变不了事实和证据！法律这东西，一方面漠视嫌犯的哭号与哀告；但另一方面，它是聋的，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
这段话可以视为法治原则：法律不受民意左右，事实和证据至上。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亚当斯认为：“民主从来不长久，很快就开始自暴自弃、甚至自杀。”人们提及这句话的时候常常在“民主”前面加上“绝对的”三字定语。其实“绝对的民主”就是民主主义。
二
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平均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民粹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邪说邪路，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
说五四倡导德先生赛先生，是一个流行百年的大误会。五四既没有德先生，也没有赛先生，两个东西都是假货，都是民粹主义假冒的。所谓的德先生，并非民主而是民主主义，与真民主南辕北辙；所谓的赛先生，并非科学而是科学主义，后又狭隘化为科学社会主义，与真科学背道而驰。
将西方政治说成资本主义，也有污名化之嫌，西方现代政治是自由主义，哲学上依托于人本主义，制度上落实为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截然不同，主要不同有五：
论哲学背景，前者是人本主义，后者是物本主义；论政治哲学，前者是个人主义，后者是集体主义；论政治制度，前者是民主制，后者是党主制；论经济制度，前者是私有制，后者是公有制；论教育，前者是自由教育，后者是马学第一。
注意，在马家社会，社会主义也非真实，社会并无本位的资格，社会之上还有国家，国家之上还有党。所谓社会主义，实为党主义和权主义。党大国大，天大地大，无非权力最大。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共性。
极权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害惨了民众，也害惨了精英。弱势群体中，多少老实人被逼成骗子，多少善良人被逼成罪犯；精英群体中，多少政治精英堕落为贪官恶吏，多少文化精英堕落为奸佞小人，多少特权阶级积恶亡身死于非命。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援引知情人士之言，说習君曾在高官内部会议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其实，死于内斗和自杀，死在监狱和刑场的马帮官员更多。呜呼，马家极权主义害惨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害惨了中国，把大好神州变成兽域、监狱乃至地狱！
民不聊生之后一定是官不聊生，这是我重复多次的一句话，堪称一个社会定律，却是多数官员难以理解的。民愤有个体性和整体性之别。个体性民愤的发作，勉强尚可预防；整体性民愤的发作，则无从防起。
民愤民怨、社会戾气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发作出来，自下而上的造反作乱是一种方式，自上而下的反腐打虎也是一种方式，极左时代暴君暴民结合的各种运动，也是民愤民怨、社会戾气爆发的一种方式。
总之，害人终将害己，罪恶必然反噬，把别人逼得无路可走，自己也就走上了绝路。这也是命运共同体的一大要义。
特权阶级浪费财富、浪费资源，也浪费了它们自己；它们草菅人民、草菅人命，更草菅了它们自己。大权高位，本是为己立德、为民立功、为子孙积福的大好工具，却被它们用于谋取眼前一时之利，满足肉身一己之私，自绝于天道和天下，自贻无穷后患，遗祸子孙后代，岂非对权位和生命最大的浪费。
浪费生命是最大的浪费，草菅良知是最大的草菅。
非常欣赏《斯大林治下死刑人数比沙皇30年多1600倍》一文结尾的话：“历史是无情的，一切泯灭人性的社会制度都将被人民推翻、被历史抛弃，那个曾经如此强大的国家和那个国家无情的制度今天都已不复存在。”暴秦、纳粹、苏俄和所有强大一时的极权主义都是坚而不久的，无法摆脱被推翻和抛弃的宿命。
马学就是民粹主义、集体主义、极权主义之集大成。
或谓马学不是洪水猛兽。马学当然不是洪水猛兽，马学导出来的大半个世纪、小半个地球的人道灾难，远远超过古来任何水患兽害。这是典型的学术之祸。其祸之大，其害之深，是任何邪说望尘莫及的。
大愚必恶，大恶必愚，所有极权主义都是愚昧和邪恶的统一。能将愚恶统一得最圆满、发展到最大程度者，非马学导出来的马帮莫属。马帮成立以来，干尽史无前例的蠢事坏事，既害惨了吾民吾族吾国，也害惨了它们自己。
欲救民救国救马帮中人，必须拨乱反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此言。拨乱世，拨以春秋大义；反诸正，返回王道之正。
唯儒眼才能明辨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非，予以最彻底的揭露最坚决的批判，唯儒家才能拨乱反正，重开王道。
三
儒家在政治上坚持民本位，反对君本位，也反对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儒家认为，把国家定义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极端错误。国家应该是文化道德优秀的政治精英保护人民、发展文明的工具。
发展文明的核心是坚持公道主持正义，提升民德开发民智，保护人民的要旨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权。人权三要素即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保护人权是国家的第一责任和基本价值。
儒家与自由主义则有异有同。两者不同点有三。其一、意识形态不同。前者仁学，以仁为本，立足人道，上达天道；后者人学，以人为本，立足人道，不明天道。其二、制度形态不同，前者礼乐制度，礼法并重，德主刑辅；后者民主制度，法治。
其三、教育形态不同，前者自由教育，重在自由和理性；后者是仁义教育，重在德性和人格培养，以儒学为第一学科，教权在儒。
儒家和自由主义有三个共同主张：一、主权在民，政权的建立、政府的成立要获得人民的认同，即具备民意合法性；二、人民高于国家，即人权高于主权；三、王道宪政和自由宪政，宪政原则相同。
儒家也认同天赋人权论，只不过对天的认知独具一格。天赋人权是近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谓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多年前东海提出中华特色的天赋人权论：人权为性与天道所赋。
此论有三层义：一、天道赋予天性，天性赋予人权，赋予每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二、人人天性平等，故人权平等；三、人权本于天道。
故儒家在政治上与自由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精神相通。王道宪政可以完全吸收自由宪政的精华，儒化的社会也可以将自由宪政视为次优选择。
东海持续远距离关注美国和西方，就是为了发现其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的优缺点，以备未来中国镜鉴之用，优点当认真吸收，从善如流，缺点则引以为戒，避免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极权主义没有未来，未来中国道路无论是选择仁本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对于美西都是要尽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特此重申，欲建设任何良制良法，都不能反孔反儒。反儒会反掉一切正常、正确和主义，不仅反掉王道礼制的希望，也反掉自由法治的可能。在反儒社会，最后成功的一定是最邪恶的人和势力，建立起来的一定是最反常反动的政权和制度。
2019年90岁时茅于轼先生在《我的喜悦与期待》中言：“我最大的缺憾，很简单，就是这里还是一个专政社会，我希望能够尽快地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可能我看不见，但也不会太远了。”
茅先生是国内自由派代表人物，当年在大午山庄一面，称之为自由派中的君子人。圣贤君子有中道、外道之别。孟子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伯夷柳下惠就是外道圣贤。茅先生在自由派中亦完全够得上君子之称。
赞同茅先生的话。不过，我更希望马邦能够尽快变成王道之国。仁义加自由，就是王道。君子人可以是自由人，仁义政治更应该是自由政治。
一清厅友喜欢说，自由农工商，击节而赞。儒者而有此高见，知此政治大义，颇为难得。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名言：“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东海曰，真言一句重如山！
农工商特别需要经济自由，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及自由生育，这是庶之富之最好的办法。吾民吾族智商最高，创造创新能力最强。农工商若得自由，中国很快就可以迎来智能大爆发的时代，民富国强，何难之有！
但我想为一清厅友加一个字：自由士农工商。士即文化人，特别需要言论自由，包括出版、集会、结社、教育等自由。文化人自由，才能尽教育、教化的责任，成为道德和文明的先锋队。
王道政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王道自由以礼法为双重边界。精英文质彬彬，言行合礼；民众皞皞如也，舒畅自由，与西方人民一样享有四大自由，并可以受到更加妥贴的教育、关怀和保护。官有有官的威仪尊严，民有民的权利自由，各有礼法保障。
注意，王道自由不完全平等，而是呈金字塔形，越底层自由度越高，越高层自由度越低。盖法制民众，礼制精英，三界精英须遵四勿之约。权位越高越不自由。
到了天子之尊，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人身自由度最低，一言一行都要接受礼制的约束。《礼记·玉藻》谓“左史记动，右史记言。”《尚书大传》卷二：“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左辅右弼前疑后承，对于天子，既是侍奉，也是监察和约束。
结语
根据社会品质和特性，人类社会可分为五类：君子社会，正常社会，夷狄社会，盗贼社会，邪教社会。
夷狄社会、盗贼社会、邪教社会都属于野蛮社会，然野蛮程度不同。夷狄社会是低文化，低政府，低秩序，一般野蛮；盗贼社会是反文化，反政府，无秩序，非常野蛮，丛林化；邪教社会是邪文化，恶政府，恶秩序，极端野蛮，监狱化地狱化。马家社会极左时代属于邪教社会，右中时代属于盗贼社会。
儒家文化导出来的是君子社会，政治王道化，制度礼乐化；自由主义导出来的是正常社会，政治自由化，制度民主化。这两种社会都是文明社会。
儒家随着清朝的败亡彻底退出了政治领域，此后世界上就没有了儒家社会。日本是当今世界最有儒味的国家，但本质上仍属自由政治和西方文明。
有微友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说为近代中国四块实验地，大陆为马列主义实验地，台湾为美国政治实验地，香港为英联邦政治实验地，澳门为葡萄牙欧洲政治实验地。其实，台湾、香港、澳门政治大同小异，都属于自由主义范畴。
小异处，除了美英政治各有特色，台湾特色在于中华文化。然台湾之中华文化，本来基础薄弱，经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摧残，又更衰微矣。希望不久的将来，儒家有机会重建取回道统地位，至少拥有一块实验地。
2021-10-16
余东海 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