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凋敝,意味着政权败坏;

民权丧失,意味着特权猖獗;

民德败坏,意味着官德崩溃。

—–东海律

百年来中国特色的自由派,往往不明自由主义之正义,或不真,有名无实,实为民粹,假冒伪劣;或不正,思想混杂,实为杂家,杂七杂八。胡适是中国自由派宗师,最为优秀,但思想中也混杂了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主义之类东西,小醇而大疵。其它自由派就更等而下之不足道矣。

特用儒眼看一下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有广狭二义。美西政治有左右之别,如美国,共和党代表右派,被称为保守主义;民主党代表左派,被称为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就是狭义的。事实上,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属于自由主义。保守派属于古典自由主义,更能代表自由主义,更正宗。亚当斯密、哈耶克都是古典自由主义大师。

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堪称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五常道,为美西左右两派共同信奉。但两派侧重点不同,右派侧重法治,重视秩序和传统美德。

左派则更加强调平等,容易导致平等扩大化,造成对法治和秩序的损害,甚至以平等自由的名义,纵容国内外不良势力。故美西左派往往有两面,一方面高举人权自由的旗帜,一方面又绥靖两极主义和恐怖主义。注意,美西左派虽非自由主义正宗,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倾向,原则上仍属正派。

论道德和政治品质,美西右派高于左派,但也有限。因为右派所保守的传统美德,根植耶教,根基虚弱。即使佛道两教也不足以为人道提供真实中正的道德资源,何况耶教。政教分离之后,耶教正面作用有所彰显,终究有限,越来越收拾不住美西人心矣。尤其是左派,越来越离心,连一些形式都不愿遵守了。

传拜登就职典礼上  为拜登、哈里斯祷告的牧师一反两百多年的传统,在祷告结尾不是说“奉耶稣之名祷告,阿门!”而是说:“奉共同信仰的名祷告,阿门!”因此受到保守派批评。撇开观点和政策不论,我倒觉得这句祷告更好。未来中国人祷告和宣誓的时候,可以说:奉昊天上帝之名宣誓,钦哉!

注意,在西方五常道中,唯自由可以主义化,民主人权平等只能围绕着自由转,从制度和价值观两个层面维护自由,它们本身不能主义化。自由如正室,民主平等如妾婢。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都是本末倒置,都会构成对有序自由的侵犯。

例如,民主是好东西,民主主义就成了坏东西。可惜很多马邦人分不清楚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别,不知道两者有正邪之别。

有一个小故事:在美洲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关系日益紧张之时,美洲民众对驻守当地的英国军队肆意挑衅。一次,一群当地民众对哨兵围攻寻衅,被慌乱的哨兵打死了几个。几名哨兵被扭送到当地刑事法庭。当时还是律师的约翰·亚当斯为被告辩护。在最后陈词部分有下面一段话:

“事实是件很顽固的东西,随我们怎样期望,怎么偏向,如何情不自禁,也改变不了事实和证据!法律这东西,一方面漠视嫌犯的哭号与哀告;但另一方面,它是聋的,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

这段话可以视为法治原则:法律不受民意左右,事实和证据至上。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亚当斯认为:“民主从来不长久,很快就开始自暴自弃、甚至自杀。”人们提及这句话的时候常常在“民主”前面加上“绝对的”三字定语。其实“绝对的民主”就是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平均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都属于集体主义。民粹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是邪说邪路,是通往极权主义的捷径。

说五四倡导德先生赛先生,是一个流行百年的大误会。五四既没有德先生,也没有赛先生,两个东西都是假货,都是民粹主义假冒的。所谓的德先生,并非民主而是民主主义,与真民主南辕北辙;所谓的赛先生,并非科学而是科学主义,后又狭隘化为科学社会主义,与真科学背道而驰。

将西方政治说成资本主义,也有污名化之嫌,西方现代政治是自由主义,哲学上依托于人本主义,制度上落实为民主宪政。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截然不同,主要不同有五:

论哲学背景,前者是人本主义,后者是物本主义;论政治哲学,前者是个人主义,后者是集体主义;论政治制度,前者是民主制,后者是党主制;论经济制度,前者是私有制,后者是公有制;论教育,前者是自由教育,后者是马学第一。

注意,在马家社会,社会主义也非真实,社会并无本位的资格,社会之上还有国家,国家之上还有党。所谓社会主义,实为党主义和权主义。党大国大,天大地大,无非权力最大。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共性。

极权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害惨了民众,也害惨了精英。弱势群体中,多少老实人被逼成骗子,多少善良人被逼成罪犯;精英群体中,多少政治精英堕落为贪官恶吏,多少文化精英堕落为奸佞小人,多少特权阶级积恶亡身死于非命。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援引知情人士之言,说習君曾在高官内部会议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其实,死于内斗和自杀,死在监狱和刑场的马帮官员更多。呜呼,马家极权主义害惨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害惨了中国,把大好神州变成兽域、监狱乃至地狱!

民不聊生之后一定是官不聊生,这是我重复多次的一句话,堪称一个社会定律,却是多数官员难以理解的。民愤有个体性和整体性之别。个体性民愤的发作,勉强尚可预防;整体性民愤的发作,则无从防起。

民愤民怨、社会戾气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发作出来,自下而上的造反作乱是一种方式,自上而下的反腐打虎也是一种方式,极左时代暴君暴民结合的各种运动,也是民愤民怨、社会戾气爆发的一种方式。

总之,害人终将害己,罪恶必然反噬,把别人逼得无路可走,自己也就走上了绝路。这也是命运共同体的一大要义。

特权阶级浪费财富、浪费资源,也浪费了它们自己;它们草菅人民、草菅人命,更草菅了它们自己。大权高位,本是为己立德、为民立功、为子孙积福的大好工具,却被它们用于谋取眼前一时之利,满足肉身一己之私,自绝于天道和天下,自贻无穷后患,遗祸子孙后代,岂非对权位和生命最大的浪费。

浪费生命是最大的浪费,草菅良知是最大的草菅。

非常欣赏《斯大林治下死刑人数比沙皇30年多1600倍》一文结尾的话:“历史是无情的,一切泯灭人性的社会制度都将被人民推翻、被历史抛弃,那个曾经如此强大的国家和那个国家无情的制度今天都已不复存在。”暴秦、纳粹、苏俄和所有强大一时的极权主义都是坚而不久的,无法摆脱被推翻和抛弃的宿命。

马学就是民粹主义、集体主义、极权主义之集大成。

或谓马学不是洪水猛兽。马学当然不是洪水猛兽,马学导出来的大半个世纪、小半个地球的人道灾难,远远超过古来任何水患兽害。这是典型的学术之祸。其祸之大,其害之深,是任何邪说望尘莫及的。

大愚必恶,大恶必愚,所有极权主义都是愚昧和邪恶的统一。能将愚恶统一得最圆满、发展到最大程度者,非马学导出来的马帮莫属。马帮成立以来,干尽史无前例的蠢事坏事,既害惨了吾民吾族吾国,也害惨了它们自己。

欲救民救国救马帮中人,必须拨乱反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此言。拨乱世,拨以春秋大义;反诸正,返回王道之正。

唯儒眼才能明辨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非,予以最彻底的揭露最坚决的批判,唯儒家才能拨乱反正,重开王道。

儒家在政治上坚持民本位,反对君本位,也反对社会本位、国家本位。儒家认为,把国家定义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极端错误。国家应该是文化道德优秀的政治精英保护人民、发展文明的工具。

发展文明的核心是坚持公道主持正义,提升民德开发民智,保护人民的要旨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权。人权三要素即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保护人权是国家的第一责任和基本价值。

儒家与自由主义则有异有同。两者不同点有三。其一、意识形态不同。前者仁学,以仁为本,立足人道,上达天道;后者人学,以人为本,立足人道,不明天道。其二、制度形态不同,前者礼乐制度,礼法并重,德主刑辅;后者民主制度,法治。

其三、教育形态不同,前者自由教育,重在自由和理性;后者是仁义教育,重在德性和人格培养,以儒学为第一学科,教权在儒。

儒家和自由主义有三个共同主张:一、主权在民,政权的建立、政府的成立要获得人民的认同,即具备民意合法性;二、人民高于国家,即人权高于主权;三、王道宪政和自由宪政,宪政原则相同。

儒家也认同天赋人权论,只不过对天的认知独具一格。天赋人权是近代自然法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谓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多年前东海提出中华特色的天赋人权论:人权为性与天道所赋。

此论有三层义:一、天道赋予天性,天性赋予人权,赋予每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二、人人天性平等,故人权平等;三、人权本于天道。

故儒家在政治上与自由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精神相通。王道宪政可以完全吸收自由宪政的精华,儒化的社会也可以将自由宪政视为次优选择。

东海持续远距离关注美国和西方,就是为了发现其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的优缺点,以备未来中国镜鉴之用,优点当认真吸收,从善如流,缺点则引以为戒,避免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极权主义没有未来,未来中国道路无论是选择仁本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对于美西都是要尽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特此重申,欲建设任何良制良法,都不能反孔反儒。反儒会反掉一切正常、正确和主义,不仅反掉王道礼制的希望,也反掉自由法治的可能。在反儒社会,最后成功的一定是最邪恶的人和势力,建立起来的一定是最反常反动的政权和制度。

2019年90岁时茅于轼先生在《我的喜悦与期待》中言:“我最大的缺憾,很简单,就是这里还是一个专政社会,我希望能够尽快地变成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国家。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可能我看不见,但也不会太远了。”

茅先生是国内自由派代表人物,当年在大午山庄一面,称之为自由派中的君子人。圣贤君子有中道、外道之别。孟子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伯夷柳下惠就是外道圣贤。茅先生在自由派中亦完全够得上君子之称。

赞同茅先生的话。不过,我更希望马邦能够尽快变成王道之国。仁义加自由,就是王道。君子人可以是自由人,仁义政治更应该是自由政治。

一清厅友喜欢说,自由农工商,击节而赞。儒者而有此高见,知此政治大义,颇为难得。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名言:“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东海曰,真言一句重如山!

农工商特别需要经济自由,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及自由生育,这是庶之富之最好的办法。吾民吾族智商最高,创造创新能力最强。农工商若得自由,中国很快就可以迎来智能大爆发的时代,民富国强,何难之有!

但我想为一清厅友加一个字:自由士农工商。士即文化人,特别需要言论自由,包括出版、集会、结社、教育等自由。文化人自由,才能尽教育、教化的责任,成为道德和文明的先锋队。

王道政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制之以法,王道自由以礼法为双重边界。精英文质彬彬,言行合礼;民众皞皞如也,舒畅自由,与西方人民一样享有四大自由,并可以受到更加妥贴的教育、关怀和保护。官有有官的威仪尊严,民有民的权利自由,各有礼法保障。

注意,王道自由不完全平等,而是呈金字塔形,越底层自由度越高,越高层自由度越低。盖法制民众,礼制精英,三界精英须遵四勿之约。权位越高越不自由。

到了天子之尊,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人身自由度最低,一言一行都要接受礼制的约束。《礼记·玉藻》谓“左史记动,右史记言。”《尚书大传》卷二:“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左辅右弼前疑后承,对于天子,既是侍奉,也是监察和约束。

结语

根据社会品质和特性,人类社会可分为五类:君子社会,正常社会,夷狄社会,盗贼社会,邪教社会。

夷狄社会、盗贼社会、邪教社会都属于野蛮社会,然野蛮程度不同。夷狄社会是低文化,低政府,低秩序,一般野蛮;盗贼社会是反文化,反政府,无秩序,非常野蛮,丛林化;邪教社会是邪文化,恶政府,恶秩序,极端野蛮,监狱化地狱化。马家社会极左时代属于邪教社会,右中时代属于盗贼社会。

儒家文化导出来的是君子社会,政治王道化,制度礼乐化;自由主义导出来的是正常社会,政治自由化,制度民主化。这两种社会都是文明社会。

儒家随着清朝的败亡彻底退出了政治领域,此后世界上就没有了儒家社会。日本是当今世界最有儒味的国家,但本质上仍属自由政治和西方文明。

有微友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说为近代中国四块实验地,大陆为马列主义实验地,台湾为美国政治实验地,香港为英联邦政治实验地,澳门为葡萄牙欧洲政治实验地。其实,台湾、香港、澳门政治大同小异,都属于自由主义范畴。

小异处,除了美英政治各有特色,台湾特色在于中华文化。然台湾之中华文化,本来基础薄弱,经民进党去中国化的摧残,又更衰微矣。希望不久的将来,儒家有机会重建取回道统地位,至少拥有一块实验地。

2021-10-16

余东海 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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