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目前中美关系的主旋律让人对世界未来的健康和繁荣产生怀疑。
来源：The Wire China
2022年1月2日
原文链接：https://www.thewirechina.com/2022/01/02/is-strategic-cooperation-with-china-possible/
作者：迈克尔-斯彭斯 (Michael Spence)
译者：莎莎
图片出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米兰—在20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审视经济形势，人们不免注意到一些阻碍强劲复苏的新障碍。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惊人相似的短期和长期挑战。
大流行病仍然是最紧迫的问题。如果没有全面的全球疫苗接种，新的冠状病毒变种将继续出现，可能会迫使政府重新进行部分或全面封锁。因此，冠状病毒是经济复苏的一个持久的阻力。
第二个挑战是全球供应链的堵塞，加上劳动力市场的供应方转变，造成了十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国际之间对解决供应瓶颈和短缺不予付出，中央银行可能会被迫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今天激增的需求。
另一个共同的问题是适当监管数字技术和部门的复杂任务，这些技术和部门现在在大多数经济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欧洲、美国、中国和印度的监管机构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努力，为数据安全、访问和使用编写新的规则，并对潜在的滥用市场力量发起调查，特别是巨型平台的滥用。随着金融业向数字支付和货币的转变，以及信贷、保险和资产管理市场的新进入者的出现，迫切需要调整法规，以确保公平竞争、获得有价值的数据和金融稳定。
近几十年来，大量的财富创造皆源于电子商务、支付、金融技术和社交媒体等技术领域，这已不是什么新闻。结果是新财富的高度集中，反而又引起了对政策的不当影响的担忧。尽管中美的治理体系非常不同，因此施加影响的渠道也不同，这种担忧在这两个国家仍尤其明显。
同样，虽然中美的术语不同，但这两个国家都在努力扭转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在美国，许多政治家都说要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在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以实现”共同繁荣”。在这两个国家，关于如何最好地追求这些目标的激烈辩论，反映了人们认为过度或过于狭窄的再分配方法可能对经济效率和活力产生不利影响，而引起担忧。
中美在政策制定上所付出的精力颇为相似，这表示这两个国家在建立全球经济和金融部门的新参与规则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两国都必须适应数字革命和全球权力平衡变化所暗示的新现实。此外，两国显然还需要达成新的协议，以限制对数字和网络技术的进攻性使用，并释放有可能因国家安全考虑而受阻的良性跨境技术流动（在卫生、教育和其他部门）。
最后，还有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如果没有必要的技术、资金的自由和无摩擦的流动，世界将没有机会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工业化之前高1.5摄氏度以内。在这里，成功也将取决于美国和中国是否能够一起合作。
面对如此多的共同挑战，人们可能期望世界主要大国在战略竞争和战略合作之间追求一种困难但合理的平衡。毕竟，中国和美国都会承认它们有令人信服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在不可避免的分歧中受益。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只关注竞争或因国内政治利益而挑起争斗了。全球健康和繁荣所面临的风险太高了。”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并没有发生。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同意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方面划出合作空间，但美国仍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倍强调战略竞争。我们离享受在本世纪中叶将全球排放量减少到净零所需的技术自由流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更糟糕的是，双方的态度都在变得更强硬。每个政府都沉浸在一种舒适但无益的确信中，认为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在美国，人们不再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要么失败，要么会蜕变为某种版本的民主资本主义。两个主要政党的政策制定者现在都认为，中国的崛起要归功于它一直以来拒绝按规则行事。
在中国那边，美国的战略被认为是在努力阻碍甚至逆转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美国的党派分化和社会分裂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的证据。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至少继续经历着四大结构性转变：多维数字革命、对清洁能源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推动、生物医学和生物学的重大突破、以及亚洲的崛起。所有这四项发展都为改善许多不同方面的全球福利带来了重大机遇，但每项发展也将涉及破坏性的转变，需要对现有的全球机构和框架进行重大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不能只在乎竞争或因国内政治利益而挑起争斗了。全球健康和繁荣所面临的风险太高了。若要摆脱没有合作的、充满竞争的危险道路，将需要双方和社会各部门的持续领导。虽然不能保证成功，但除了尝试，别无选择。
Project Syndicate, 2021, 版权所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是斯坦福大学的名誉教授兼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