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后
抗战胜利后，东北野战军八纵23师「不少干部思想腐烂了。贪污现象一般干部都有，高级干部也有，甚至首长的警卫员都有。贪污的手段主要是做生产赚钱，做生意可谓是『群众』性的了。有的高级干部的老婆也经营大烟，这是犯法行为。……买钢笔一个人买两三枝。有的人买两三件大衣……打骂战士的现象尤其严重，竟还有连长（王××）割士兵耳朵的犯罪行为。」[①]1947年，东北望三奎地区一区长欺压百姓、强奸妇女，民愤极大，予以枪决。[②]
1946年8月6日，谢觉哉出席西北局宣传座谈会，批评上面铺张浪费，下面贪污腐化，绝大多数都是老干部。[③]
1947年8月，松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张秀山(1911～1996)：「我们的干部大多是来自根据地和农村，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按：哈尔滨之繁华），除了参加工作队下乡去的同志，留在哈尔滨工作的，其中少数人，经不起诱惑，受不住考验，不同程度地腐化起来。」东北大区一级机关贪污100万元（按：一万元相当1955年币改后一元）以上者约占全部工作人员15～30%，其中党员约10%。东北某省查出贪污1000万元党员贪污分子529人，其中科级以上13%，抗战胜利以前入党者28．9%。因效率低下造成的浪费更严重，「估计等于七年（按：1945～1952）工业的全部投资，即三万亿元（旧币），合500万吨粮食。浪费如此严重，使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必成空话。」[④]1947年底，热河一支「高干队（县支干部）99人，都有严重贪腐。」[⑤]1948年底，中共冀热辽分局干部会议：「大家意见一致，下面干部普遍贪污严重，必须抛开他们。」[⑥]
1947-11-22～1948-3-21，毛泽东、周恩来驻扎陕北米脂杨家沟，村里搞土改，八岁李讷要警卫员背着去看斗地主，回来后大哭不止。毛急问原由，警卫员说斗争会吊打地主，形状甚惨，孩子受惊吓。周恩来在杨家沟时就知道基层赤干贪占地富浮财：「现在见了好衣物就贪就占，将来进了北京那还了得？！让他们都统统『吐』出来！」[⑦]
1947年夏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一批人在打土豪与作战时搜俘虏腰包，发了洋财。刘邓首长提出三条处理原则：一、既往不咎；二、今后严格；三、交出贪污果实。「这样做的结果，挽救了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使他们立即改正错误，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⑧]
萧军东北日记——
听说领导旧戏院子的干部出了毛病——贪污、弄女人——这是可能的。在此后一种混淆的社会中，作为一个党员能站稳立场，不左不右……是十百倍于过去内战和抗日的环境了，这是危机！（1946-2-17）
一般干部正在闹着四大思想：老婆、回家、物质享受、地位。（1946-2-20）
刘流贪污、霸占强奸洋服店女人等。「坑上有手表，身后有手枪，脚下有皮靴」，于是他们满足了。（1946-7-22）
路×据说曾淫乱过不少女学生，这个党棍！关于一些杀人、打人（把一个女人底屁股肉打臭了！），党员贪污等情形，丁虽然提意见给东北局，但他们却彼此推托着。共产党员们堕落现象已见！（1948-4-16）[⑨]
1948-11-2辽沈战役结束后，「四野」进入锦州、沈阳，军纪很差，乱抢物品。1949-5-16中央军委训诫即将进入南方大城市的「四野」部队：
力戒进入锦沈时的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⑩]
1949-3-26冀鲁豫根据地大会欢送南下支队，支队政治部主任申云浦动员讲话（1916-1991，师范生）：
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就不是现在吃的窝窝头、喝的黄金油（玉米粥）、晚上搂的剪发头（按：解放区妇女都剪短发），而是大米美人鱼了。有大米吃、有鱼吃，可以找漂亮老婆。[11]
1949年9月17日，南京召开党支书及排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亦称四千人大会），「二野」政委及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长篇报告，内有——
军队同志中有贪污的、有腐化的，一个个来看水平并不高，谦虚一点，其中还有该枪毙的。[12]
1949年秋，「二野」经武汉向西南开拔，一位主管经费的干部携巨款潜逃，几乎影响部队开拔，贪污犯后被抓回枪毙。军政系统各利益部门也近水楼台先得月——
被批评为「本位主义」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财经部门比较有钱用；供给部门的伙食吃得好；管「照顾」的干部容易请准「保健费」；搞卫生的干部可以拿纱布来做蚊帐。至于我们做宣传娱乐工作的，那就是多几次看戏和看电影的机会。[13]
结语
1949年中共进城，入朝成主，顾忌日懈，政怠宦成，道德自持很快松弛，任何一个革命党都不可能靠道德约束将初兴气象维持长久。何况今非昔比，投怀送抱，诱惑多多，贪腐方便，如何长期把持得住——「永葆无产阶级革命本色」？
中国历史上任何起于草莽的政治集团，入朝后均逆取顺守，沿袭前朝旧制。除旧似易，欲新实难。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成功自古无，何况共产公有起底大翻个，大方向有误。红色实践证明：客观制约乃主观自持身后必须的「守卫者」，法治必须高于人治之根因。更深层的历史制约：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完全甩脱传统，任何人都从历史尘埃中走来，必带种种传统基因，彻底割裂传统（如最极端的文革），只能肇难不可能造福。毛泽东：「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14]、「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只有两部法的毛时代悖离历史理性实在太远太歪，遗毒流今。[15]
2021年11-12月 Princeton
注释：
[①]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1年，上册，页160。
[②] 《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49。
[③]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下册，页956。
[④]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208、285。
[⑤] 《李锐日记》（一），溪流出版社（美国）2008年，页156。
[⑥]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下册，页185。
[⑦] 秦晓鹰：〈那一刻，周恩来忽然沉默〉，《新民晚报》（上海）2012年5月3日。
[⑧] 唐平铸：〈转战江淮河汉——刘邓大军南征记〉，《红旗飘飘》第13集，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59年，页252～253。
[⑨]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10、12、75、431。
[⑩] 〈军委转发第四野战军关于入城部队必须遵守的纪律的规定〉，《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页403。
[11] 田纪云：〈回忆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炎黄春秋》（北京）2012年第8期，页25。
[12] 邓小平：〈论《忠诚与老实》〉，南京市委编印：《南京通讯》1949年第四期，页18。沙尚之主编：《沙文汉、陈修良自存文档目录》，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项目组2013年编印，页262。第三分册，流水编号 3-0838。
[13]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页135～136、194。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421。
[15] 「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毛泽东思想万岁》第3册（1958～1960），1968年5月编印，页109。
郭道晖：〈从人治走向法治〉，《百年潮》（北京）1999年第7期，页21。
【参考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