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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字，是过年六天里的思虑梳理。其实，明知这种含有几分古旧的哀怨并无价值，只归自言自语或一个人的山重水复。但既还活着，还是想继续给自己抹上一点做人的色彩。这世间众生原本平庸多于卓越，而真的卓越也常能势如破竹，亦可引领美好与自由。如今，感觉似有明显的例外，如同各种出乎想象的“颠覆”，使得诸多存在更趋平庸、退化。虽这样，夹杂其间沉浮起伏，依然有幸从最简单的意义上维持着人的某种质感，藉此也保留一点自信。
春节临了，起于庚子年的冠状病毒并未消停。它跨越辛丑又逼到壬寅，依然使远近世界不得安宁，乃至让一方天地风声鹤唳。继西安之后，又有数地调高疫情风险，城区或村庄封闭。原本流动的人群如落地的雪花僵冻着，动弹不得，圈在方圆里形同软禁，神情沮丧。一种前所未有的无趣与狼狈，能让过年的感觉折损过半。除夕夜，偌大的院落寂静无声，惟有远近的建筑与道路灯光依稀；凌晨，远处偶尔燃爆烟花焰火，真的好看，但很快便灰飞烟灭了。
过年，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不论期待团圆兴旺还是指望福寿康宁，历史民间从不间断。除了日常信基督、拜佛主的，人们在这年关也祭灶送神。可不论是否用心虔诚或年后用力拼劲，却经常事与愿违，难以灵验。人生之美并不都依人的本心来展开演绎，复杂的人类还附着了多种贪婪的丑和欲望的恶，凭借其鬼魅之力，损害、阻止着世人对良好生活的期盼和努力，并且没完没了！虽如此，数千年星移斗换，岁月冷暖，民间依然：人总是要做，年总是要过！
过去的辛丑年，不幸事件此起彼伏，天灾人祸延绵不绝。在社会经济层面，不说哀鸿遍地，也是怨声载道。上头在不时发出要准备过苦日子的信号，也有那么多腐败的官员、投机的艺人与糅杂的商家在充满是非的风暴中倒下。加之中美间冲突，东西方交恶，一时不得缓解或消除良方。如此态势可谓内忧外患。即便如此，在这个国度里，人们似乎未能特别警觉与理性，或更习惯于轻言“盛世”，或轻佻地称赞“胜利”。里里外外的，阿Q精神依然坚挺。
央视“春晚”，多少年来，不管外面如何风刀霜剑，都是雷打不动，一台永远风和日丽的喜剧，充满欢声笑语。今年现一民调图表：“春晚”观众南北差异巨大，沿海发达地区收视率最低不过6%。的确，民间十几亿人的喜怒哀乐怎能一家表情可以替代？曾经，赵本山的小品曾火到熄灭，人走茶凉；眼下“换了马甲”的姜昆一副日薄西山，也许是其“央”味太足？据说，表演最能传神的艺人郭德纲，在各个“春晚”电视中消失，他的相声被“三俗”了！
初一这天也有暖心的。先是女儿从洛杉矶打来了视频电话。那一头，有女婿和两个懵懂可爱的外孙女，一个还捎带磕巴的中文向外公拜年。因疫情，中美两国距离拉得更远，家庭团聚也一再推迟。不过，要庆幸他们作为华人，一样保留着故土的年节，也明白人类、祖国、国家、社会、政府的彼此关系，以及丁是丁卯是卯的正常为人与是非常识，而未成所谓的“爱国粉红”。他们希望中美社会都能正常，理智地避免某种身份偏见，让自己的精神产生分裂。
接诗人叶文福夫妇电话，为虎年彼此互道平安。近两年未见，之间约了数回都未成行，但总在相互惦记着，尽管每一次见面都难免话题沉重。自叶兄发表《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后，他便一时成了这个国家官方舆论的“众矢之的”。那场“清除精神污染”，深刻影响了这个社会的现代文明进程。也因此，成全了我们之间持续的莫逆之交。当然，诗人后来的经历更是惊心动魄。他成了秦城的“新客”，成熟了对民族的反思，也发现了更真实和可靠的自己。
彼此近40年的友谊史，共同的感觉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顽疾根本未变。这也使得我们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精神不归路，也许再无机会停顿下来，轻松地欣赏可与自然相媲美的社会美景。叶兄已老近廉颇，而我也跨“耳顺”之年。就近两千余年的中华文明追求史，所有大大小小的理想主义者，几乎都倒在了杜甫开凿的现实主义大道上。回头望，古今一步之遥，可谓酸楚相闻。眼下，老诗人说，他正要给自己的余生文笔重新定位，或写一部“血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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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的下午，收到德高望重的资中筠老师私信回复：“虎年初一已接近尾声，收到许多朋友热情祝贺，在此一并致谢，并衷心祝大家幸福安康。春联一幅：‘难求于世有济，但行此心所安’。此为擅改曾文正公名联，借以自况。”随后附着《壬寅述怀》，一片仁智情怀，读来令人动容。其中写道：“深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从无改天换地之壮志，只是生性执着于真实和逻辑，每逢相悖之论、之事，就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
学界多称资老师为先生，自然是缘于她的学识、修养与其学术影响和社会声望。我也早就敬仰这位一直自觉于“学而思，思而学，难免杞人之忧”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出了两位出类拔萃的美国所所长，一是李慎之，二便是资中筠。他们都以自己的慧眼与思考，获得对国家文化与政治的独到破解与局限超越，也成为可资鉴照一种优劣人类思维的镜面。资先生曾十分担忧我们自身人种的退化，并呼吁中国需要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运动！
曾在某年“两会”期间，一位人大代表，建议二十岁的女子嫁给四十岁的男人以解决住房问题。对此，资先生撰文批评：“随着商品大潮、拜金主义之泛滥，在社会观念中妇女回归附属地位，女性的角色实际沦为以色悦人的性对象。”她还借拉法叶名言“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尺”，表达对转型中的中国依然深染糟粕的悲叹。可想象，作为积极推动现代文明并推崇优雅生活的她，对今天已爆出的“锁链女”案又会是怎样地痛心疾首！？
记得去年秋，我们还共同参加了“怀念在北大讲座的日子”餐叙会。受张千帆教授之托，我接了资先生到场。一路细雨蒙蒙，为安全与舒适我放慢车速。接送过程有幸独享先生的一番非凡“机锋”。那场聚会值得一提，也是我辛丑年感觉思想气场最生动、饱满和沸腾的时刻：它与北大的宪法学术有关，与国家的正义理想有关。江平、杜光等老一辈学者来了，还有盛洪、吴思、占阳、荣剑、卫方、魏汝久等各位先生们，也有年轻的王建勋、胡育这些后起之秀。他们，可谓学问、思想、人品具佳，对这个社会与人生充满了善意，也都是我为之尊敬的谦谦君子。
已有许多年，在这种由“饭局”组成的临时“精神家园”里，作为社会的思考者，人们彼此间可进行一种自由、畅快、动情地表达。观点可能不同，但目标大体一致。许多时候，我更愿意以“民间知识分子”来界定他们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们与太固化的体制的确在思维上保持出相当的距离。尽管，被缩水的“民间社会”不受“正统文化”待见，其所谓“话语权”更是绕行边缘。而“知识界”也被传统钩在一个不上不下、不伦不类的位置间，形象模糊。
实际上，当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未能有效彰显，或宪政法治尚不能根深叶茂时，社会就可能时刻伴随一条锁链。它，或封住人的思想精神，或锁住人的文化身心乃至人们的生存常识。正因关乎人与生命的尊严保障的欠缺，在社会人生中便多出一份沉重与挣扎。大自国家的“文革”之殇，小至个人的“锁链女”之痛都在提醒：创伤与不幸的循环反复，只能让现实承受陈旧与丑陋的屈辱；而其更大代价，或再次让一方社会遮蔽了正义，让人类对美好产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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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郊香山的卧佛寺。妻为往生前辈们供香奉愿，祈祷后辈虎年安康。我借此顺便东张西望，让心随意走动。寺院深深，人间不平，驱使佛缘广结。感觉里，古往今来，宗教更系世俗众生的无奈与避难。那种心无旁骛、完全放下的纯粹信仰，大概少而又少。我所见过的皈依或礼佛，大多三心二意。遭遇世间的锁链与磨难，悟及生命的“色空”与彷徨，便在辽阔世界间进退两难、无路可逃。若人生总是危如累卵，人类何求，涅槃何意？如此情形，思之迷惘。
因疫情，这偏僻的寺院虽许香客朝拜，但不能点烛焚香。所以也比往日更显肃穆与宁静。释迦牟尼舍生取义，创立了伟大的佛教。可祂的弘法之事业，却感觉也是事倍功半。而佛教入汉，皇权跟随，众僧千辛万苦、前赴后继，并未点化行善积德的尘世净土或一片自在乐园。一种困顿红尘中的绝处逢生，佛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成全了千万僧侣躺平于凡尘。眼下卧在大殿里数百年的释主金身，已难觉悟万里之外的丰县，还有个亟待普渡的锁链女子。
启蒙先驱梁启超的家族陵园，坐落植物园一隅的树林间。伫立梁氏墓前，自然百感交集。在中国，他大概是最具政治行动力的思想家了！无论君主立宪或是民主共和，他都执着寻求其中真谛，以救中华。同袁世凯闹翻，与康有为决裂，同孙中山分道，皆为一种价值扬弃。虽老到世故，亦有狂性与迂腐之嫌，却不妨他一生以伟人功业影响时代与后人。而我一时生出疑惑：深谙佛道的先生，是否也早已预料——受污染的中国土壤里，种瓜一定更不易得瓜？
阳光照雪地，处处冷光生。曹雪芹故园，其生前痕迹坦然无存，文脉气息却依然难消。先生的伟大，以如椽巨笔描绘出春歌秋叹、人世兴衰的一幅景象。时代崩析、社会垮塌与家族衰亡，《红楼梦》身心跌宕、生死往复，让代代读者欲罢不能。朝野两分，政商纠缠；贾府梦醒，宝黛情终；凤姐、薛蟠以及刘姥姥，甄英莲们的历史命运总归是似曾相识。定睛眼前，那荒草、旧舍、壁题，那深冬开出的腊梅，都在令我重来体味浓浓的人心不古，世态炎凉！
回家时，一片晚霞已落北京东头。收王东成先生一篇散文。“大历史中，我是一个幸存者、参与者、旁观者、忧患者；小日子里，我是一个清静的、散淡的、寂寞的、闲适的书生。”——这些日子常能分享到他的新作，从中也总透出一份理想主义者的现代忧伤。壬寅年始，他便“盼望”有只“太阳鸟”，在“如晦的风雨中，把昔在、今在、永在的‘彩虹之约’播洒在荆棘丛生的大地上”。苦境中文人的一番决绝，悲天悯人，其心理、情结根植于人生。
还记得初次见到王东成教授，是在好多年前的一个仲夏。那天是社科院教授徐友渔夫妇作东，来客还有郝建和丁东两位。友渔兄刚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曲折，大家都期待着与他见面，感情复杂又沉重——当然，这样的时刻，似乎属于知识分子们的常态。作为身心全系于时代文明的进退中、深刻追究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某种方式能够拾遗补缺，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失去常人的宁静与安逸，稍不小心，便会引发精神阵痛。
朋友圈，读到法国作家加缪文章，标题很抓人，也很应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阻止世界的毁灭》。他认为，无论在何种艰难或宽松的环境下，作家都应有所担当！“只有全身心地为真理和自由奋斗，作品才能伟大，民心才能获取。”如此表达，在任何时候都非常能激励人，尤其是作家们。并且，加缪本身也是这么去身体力行的。他的《鼠疫》，直面一场人间发生的疫情灾难，正是调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良知、思考，去关注一个社会的生与死。
而眼下，世界的价值观念似乎在散架，族群矛盾、国际冲突，加之不亚于中世纪那场黑死病疫情的冠状病毒流行，各类的伤害此起彼伏。遇到这样的灾变时刻，难免想：中国历史之久、人口之众，问题之多，思考理应独占鳌头。从庚子年发生疫情起，至今已有两年多了，除若隐若现的《方方日记》，尚未有一部警世巨制得以问世。似乎，鲁迅早归旧史；能写出深刻如《鼠疫》、托翁《复活》或库切《耻》，集批判、反思和鼓舞的小说家依然还被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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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三这天，又一次核酸检测，让原本寡淡的过年更加乏味。为整理手稿，再翻美国政治观察家埃德蒙・福赛特的《自由主义传》。自由主义关照历史近两百年，虽有思想演化与实践优劣，却给欧美带来了现代性文明底气与强劲的社会进步动力。它涉及了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公民、权利、平等、市场、契约等等现代观念，也同时诞生了像洪堡、洛克、孟德斯鸠、斯密、斯宾塞、托克维尔、穆勒、哈耶克、奥威尔等不同领域的伟大思想家。
人类的现代性形态，与自由主义骨血交融。当然也不可或缺基督教作为主要宗教精神文化的有力牵引。自由主义涉足中国虽也早过百年，可它更多只装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脑子里，或食洋不化或难以变现。曾经，连极为开放的朝廷精英严复老先生，在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时，也是考虑如何有利于皇上的统治，而并非要设法给中国人予“个人自由”。实际上，自由主义是一种有效的限制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社会理性工具。
历史中国，自由主义影只形孤，缘故种种。还有人边望现代，边守传统，并奢望民主与专制媾和，在罂粟上嫁接茉莉，结果是屡屡烟吹云散。而在当代，当资本潜能被空前唤醒，经济形成对政治的深层勾兑，沉闷的社会性格便一时变得豁然开朗。而此刻，正是自由主义切入开放的轨道，呈现了它的变速魅力。虽未全面改观这个国家与更多国民的生存方式，但市场无形而强大，竟刷新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记录。尽管这还只是涉及单一的一次跛脚的自由尝试。
今天的自由主义已是更复杂、更具复合性的价值思想谱系。但有一点始终兼容，这也是中国自由派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何竭力避免公权力对社会及其群体的伤害，极力保障个人权利，努力以“议价、说服和妥协”的原则，来平衡一种公正的社会关系。不论从古典到现代，从经济、法律到政治、文化，如何分出左、右，自由主义在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政府的积极影响，也都从困境出发，在不断分歧、冲突、对话、宽容与整合中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
在静默的辛丑年，北京也爆发了自由派“左”、“右”间的一次“交锋”。独立政治学家荣剑先生，推出了数万言的《为革命招魂？》，回应清华教授、“新左”代表汪晖先生的新著《世纪的诞生》。荣文以其开阔的思想视野、振聋发聩地警告中国面临危险的左翼歧途。也许因过于缺乏自由主义的社会化背景，中国的思想界无从进入纵横开阔的现代性建构，使得我们涉及的“世纪性”先锋话题，时常也被迫停留在对某种“原教旨”革命的正反叙事上。
传记中，作者为“罗尔斯：为自由主义辩护”这个章节颇费笔墨。他提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人人都享有相同的不可侵犯的自由，这乃是自尊的生活所必须。”这其中一条，就很够我们咀嚼半天。联想眼下的丰县，那位“锁链女”的自由，不知被她身边的人渣侵犯过几多次了！不说尊严早丧尽，就是一般性的社会“正义原则”，眼前也不曾被县、镇当局有所提及。如此环境，谈公平或正义非常奢侈，就像他们亮出的所谓“通报”也属过度作秀。
扼要回顾和讨论罗尔斯思想的同时，埃德蒙・福赛特也结合了关注他的重要理论家们的观察分析，并对“罗尔斯主义”提出批评与争鸣。对“正义优先于善”还是“善优先于正义”，究竟看重责任或是看重结果，均属于两种衡量“人之幸福”的重要伦理观察。说实在，作为中国读者，我虽能嗅出两者都亲近自由的原味，却更指望携带法制的“正义”先行一步。否则，即使高扬儒家的温良恭俭让，也只能看到一串华丽的言语过程，而摸不着善与美的结果。
当然，这种简单的阅读感受，完全与生存境遇相关，而自己所处的并非一个自由主义为主体的实践背景。有时会产生一种很莫名的惆怅：无论你的现实还是梦境，似乎都不在人类一个整体的系统中运行。那种“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的哲学追问，对自己几乎就是一头雾水！故许多时候，像偶尔偷窥人类思想与行为的轨迹一样，对各种抽象或具象做出难免模糊的判断，并且其中的理性与感性一直是混杂的。这似乎也很符合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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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时，处在疫区风险地段的人们本来就不轻松，实在担心某一天“社会面清零”会莫名到来。可周口郸城县令“恶意返乡”的叫吼，暴露了基层官员的治理水准与精神残缺。常识到哪里去了？如此荒腔走板，真是大煞风景。但更令人意外的，还是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的那个“锁链女”。“生育了八个孩子”，竟然被铁链拴住脖子、囚禁在一间小破屋里，长期“喂养”形同牲口！这个惊天丑闻和人道灾难，牵动亿万人心。网络的情绪如潮似涌……
初四了，“锁链女”事件还在继续发酵，网民们更是群情激奋，他们为被突破的社会伦理底线和人被作为工具的严重贬损；意识到每个家庭与受害者之间，都只差“一闷棍”的距离。它呈现了远超“拐卖妇女儿童”这样被轻描淡写的社会危险。一个《草垛play的视频》，也强调了哲学家康德“人非手段”的伟大思想。是的，“锁链”之悲，无论是个体施加的残暴折磨，还是被忽略或允许存在的公权麻木，都使生命受到非人摧残，人性光环在瞬间暗淡。
“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似乎，这是“锁链女”24年来爆发的第一声悲叹。可为何这光天之下的漫长岁月，没人在乎灾难，更没人追究罪孽？这个社会，有一面丑陋与溃烂被严重忽略了！仅从《古老的罪恶》披露的细节中，就足以感受地域人文的畸形，生命意识的原始，行政治理的不堪。历史有它的痕迹，现实也有它的惯性。作为国土的一部分，这里产生异化之丑、人性之恶，大概足够典型。其中也包含某种政策的缺陷，如计划生育的后遗症。
荒诞在于，这个地区竟然还是“最幸福城市”荣誉获得者。“幸福”这个字眼感觉已被糟蹋了，用坏了，成为某种教人麻木、无所不在的现实粉饰。真正的幸福，其实是一种美好的共生境界，具有全部物质与精神要素的相对完整。它的感受，只来源于优雅美妙或生存无忧相关联的人群与环境，绝无明显外在损害与内在苦痛的困扰；而其中相互关系的每一个个体，都处在自由自在的、接近完美的生存状态。它非简单“快乐”，或可无视逻辑便唾手可得。
社会悲剧的演绎，从来就不是独角戏。尤其当法律与公权无法形成对罪恶的堵截时，故事的人物就必将把一整个群体卷入其中。所以，有了人们之间为曲直纷争、是非对抗与追求善果的亢奋情绪与复杂情节。应该被特别警惕的是：这个世界没有哪一种忽略或过失，会比公权力的失误给人群及其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与恶果。其最突出的莫过于——隐瞒客观真相，制造主观谎言。丰县发生的事件之所以激发千千万的公愤，或正是人们对这种错误担忧的反应。
令人绝望的，层出不穷的赤裸裸绑架人口与凌辱生命甚至死亡——这是现代社会能够承受的悲惨之重？我想到了作家雨果和他19世纪的《悲惨世界》，那个被生活逼迫成为妓女的芳汀；还有那个误读正义、穷追“罪犯”冉阿让并最终因羞愧自杀的沙威。那当然是个是非颠倒、强权与恶棍鱼肉弱者的世界。显然，今天的问题非雨果们可以解决，它需要挽救生命尊严的制度，需要整个社会给予弱者毫不含糊地同情与援手，终结产生一切不公与苦难的环境。
令我惊讶的是，在面对这样关乎人伦，甚至关系社会文明体系是否正常的事件面前，竟然没一个代表官方的权威声音，从宪法或人道的角度，及时表达一下对平民不幸命运的关切？而诸多媒体，失却对苦难的敏感，也表现出一种可怕的集体沉默。我所看到的只是民间一片风起云涌的焦急与追问，这是在铺设一座人性的桥梁，是在努力拉近与公正的距离，但也不乏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感。若一个社会是非丧失，法度时常虚化，谁能幸免各种人为之灾祸？
围绕着“杨某侠”、“小花梅”与“李莹”之间的关系真相，成为最近牵动公众神经甚至愤怒的核心环节！显然，这归因于地方给出的《调查通报》漏洞四出、前后矛盾所致。其实，只要按常识常理，或公开透明，官民协力，据实求证，要给出一个让舆论平息的结论毫不困难。但一次次，失望，让围观变成了塌方！难道，这些地方决策者们不认为，如此空前的公众意愿是必须被尊重与敬畏的？就不担心掉入塔西佗陷阱，将彻底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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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发现：解决问题的人往往本身就是问题！当时还对自己此种悟性颇为自得，其实这样的事实与意识早已存在，只是自己愚钝而已。但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不减反增，并在社会体验中多出“孪生兄弟”，这就是近来人们常涉及的：提出或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却被当做问题来追究和解决。这种奇葩的逻辑一再产生，只能说明了某种存在的故意！现代世界，已为人们提供足够多的认知资源，其中包括常识资源、纠错资源乃至针对惩罚恶行的正义资源。
在一个现代社会，没有人有权利对正义的拒绝，对公理的践踏，对人性的扭曲；而所有人都有权利对真相的揭示，对生命的维护，对美好的追求。作为一个公民，人们对各种事件的发生可以选择表达或沉默；他是自由的，却同时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个体的历史道德责任。作为共同体成员，对人的苦难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或同情和善良，不能构成一种彼此遵循的社会公德基准，那么所有人类在此宣扬的理想价值，无疑都将显得不堪一击而荒唐可笑！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明代人物：少女周玉洁。当年被拐卖到妓院改名“苏三”，虽遇上好人王景隆，却无奈姻缘无果，之后被老鸨从北京转卖到山西洪洞县商人沈洪做妾。不料又被洪妻陷害，说丈夫被妾毒死，并买通县衙将苏三打入死牢。好在历尽屈辱波折，苏三最终死里逃生，冤案昭雪。这故事早被编成戏剧《苏三起解》为中国民间所熟知。这种愚昧、贫困和野蛮所导致的“拐卖人口”，是早该被扫除的历史垃圾。可21世纪了，它居然还能炊烟袅袅？
夜里的鸟巢，北京冬奥会的序幕正式拉开。尽管疫情情势严峻，还有西方的所谓“政治抵制”，但中国依然努力以最完美的筹备，迎接一届非常时期的奥运。这晚，包括美英在内的各国运动员还是挥舞着自己的国旗，面带笑容如期而至。而已现身的俄国总统普京，大概为避免因兴奋剂违规而“缺席国家队”的难堪，干脆就一人坐在一边的看台上。也许这不重要，重要在普京已完成了他的签约。此刻，在闭目养神间，再顺便推演一番下一步如何怎样乌克兰？
我偶尔也会观赛，为夺金者喝彩。无疑，每一个拼搏过程的美感，都融合着人类独有而立体的生命旋律。和平友好的体育竞技，其充分彰显的公平、公正，足以启发或教化人向上的意志与品质。我不知长期的奥运，已使这个世界多少个不讲章法规矩、行事蛮横无理，甚至喜好暴力与战争的当权者改变了习惯？但众所周知，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只是被利用展示纳粹极权和炫耀强大的表演。而之后的希特勒，则开启了屠杀犹太人与践踏欧洲的战争。
我个人更兴趣开幕式的表现元素。那个被称为“双奥导演”的张艺谋先生，会以怎样的招数让庞大的舞台艺术为自己梅开二度？这些年，展示国家强大场面，几乎都有他展示的身手。从黄土地不幸的局部，到九州大地幸福的整体，人生表现和社会宣扬，他实现了一个跨界编导的隆重转身。类似《活着》会让人沉重，类似《英雄》则令人疯狂。观众似乎更为其宏大叙事所折服，尤其荆轲之灭杀，宫权之魅力，国家之强大，其手法体现了秦制的美学张力。
体育本身的精神，早已被奥林匹克的历史所确立与弘扬。故此，人们最需要的只是参与和推动，并从中延导出对人类间关系更深刻的理解与作为：说和平，讲规则，求互爱，持续美好的未来。如果将爱国的责任撂在运动员身上，那便是严重的偏颇了！自然，体育也是一种娱乐的文化，且具有鼓舞与观赏性。中国女排、中国乒乓等，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项目，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许有一天，若被他人的实力超越了，人们可以指责他们因此不再爱国吗？
正月第一天，中国男足就以1比3惨败给越南队，彻底无缘今年卡塔尔世界杯。球迷惊呼“臭气熏天！”我也爱好世界杯，但对所谓“国足”实不感冒，只觉无足轻重。其体制之欠，消费之巨，球技之烂，几乎年年都在先吸人眼球再败人口味。单从体育美学论，中国这一脚只够踢出“世界悲”。不过，群友刘国华先生则挺身为国足做了特别“辩护”：“国足无耻，不及徐州铁链无耻之一毫末。”的确也是如此，这让我顿感冷气倒抽，呼吸变得有一点困难。
的确，“国足”或者不能真正理解或消化奥林匹克精神，或在竞技层面撑不起一种对抗大格局，“失足”便防不胜防，后果也仅仅是丢了某些所谓的面子；而徐州之痛，伤及的可能会是一个民族的里子！在那里，人被作为商品买卖，人被摆弄成动物；人被凌辱、尊严丧尽等等似乎都可被忍受。人们彼此间相互地认知、怜悯、支持全砸了？人类历史千百年苦寻的仁爱、法治、正义全丢了？——丰县的“锁链女”不仅仅是一个人，也不仅仅只是这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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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日子一天天过去，但人们想象中的“年”却总是过不去，尽管大家以各种虎年说虎的祥和方式，希望尽快春暖花开。可疫情未散，“锁链女”形象还是一道心里的坎。而自己整个春节中，即便拜年也没怎么多通话，只用微信简单祝福，心头惦记着该惦记的。但有两俩人却例外了：作家章诒和记者江雪。作为女性，她们维护着自己生命的从容与高贵；作为知识分子，她们有一共同点：深刻去理解人之所以为人，并为自身和他人的尊严持续思考、写作！
江雪。这美丽之名，最先让我联想起电影《哦，香雪》。不过，现实中的这个江雪，也是可以拍成一部影片的。多年来，她关心底层、情系人文社会、为弱势群体呐喊等等，那些个故事总是令人怦然心动、思索无穷！我们最初互动，是某年她为一座巨型佛雕维权。她告诉了一波三折的细节，最终是：佛头落地，寄托残缺。信徒伤悲，江雪困惑。权力长不出智慧，缺乏敬畏便易生私欲，否则不会贪官遍地，落马再悔。天地之间，那多么美妙的一尊观音啊！
辛丑年农历十一月，疫情重灾区西安封城，两千多万人口，这个大都市一时陷入了惊慌失措与运行困境！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坐困愁城的西安人。可当地媒体似乎无所事事，外界也不知这千古长安城中的事故与故事。新闻的价值，在于告知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而对于灾害与灾难，它就更是缓急和拯救的通道。新闻属于社会而不属于权力，垄断所谓“负面消息”，就是切断一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情感纽带与沟通互助，使人类良性关系失去支持。
在人们的期待间，《长安十日》出现了。缘于曝光事件的第一时间与惟一性，江雪疫情日记被迅速网传，遍地开花。人们也因此了解到了西安点点滴滴的人与城，尤其是某种现代城市中不应该产生的恐慌、粗暴和绝望。江雪告诉我，这只是她处于特殊情境中一个自然选择。我非常理解，武汉疫情间，自己也曾连发了八篇评论，感觉无法抑制。而作为独立记者，她也无需等待谁的指令，而只服从自己的良心驱动与职业道义。当然，她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对长安记事，赞赏与攻击也是网民分裂、各持立场，和风细雨或电闪雷鸣。江雪自有独特的观察视角，即便批评也是理性而温和的，并非像《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所断言，在选择叙事中预设某种故意的“对立”。聪明的“老胡”历来喜欢用亦褒亦贬的方式，来应对他目标中的公知。但他批评江雪眼里“这座城市里惟一真实的就是痛苦和缺少希望”却很客观。在疫情造成无序与混乱的伤害中，处于现场的江雪的希望，与他老胡的观望又如何能够一致？
西安解封那天，江雪对外界传递了好消息，也向外界和关注她的人们报了喜。夜里她跑到大雁塔，闲庭信步，呼吸久违的新鲜空气。数张照片和语音中夹了点惬意的笑。丰县“锁链女”事件，她自然关注。正月初四，她转发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个社会，真的男女平等吗？在精英阶层也许是，但在底层肯定不是。”是的，一条锈蚀的锁链，链住了半个中国的文明。过年了，我和江雪通了电话，询问过年境况。她说一切都好，自己正陪伴父母照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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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我写了篇长文《先生章诒和》，大概人们还记得《往事并不如烟》这部杰作，也对我文中所触及的曲折历史、众多浮萍般命运的知识分子，拙文被数十万次转发阅读。不过章先生却说，自己不敢看别人的特别评论。对极具时代丰富性与象征性的先生，我也不知其中奥秘。不过我和先生之间，感觉多出了一层缘分；而我时常分享着她的美妙微信，文字或画面，天南地北的。彼此也对话，三言两语断断续续。可谓长城内外，智慧像雨，幽默如风。
不久前，章先生发来一篇新文《另一个赵丹——“狱中文档”读后》。看罢，我得到了如此感悟：一个“另类”的艺术家赵丹，让人感到了残酷的政治对人具有的异化强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对不同的人格，却能塑造出完全不一的种类，悲剧也是各具不一的品质。我随即回复章先生，对她说，“都是坐牢，赵丹这个牢坐出了人性的卑微甚至猥琐，而您却坐出了觉醒与高贵。另外，要换一个人写赵丹，可能会是又一种效果：不伦不类。”
初五，我给章先生电话询问她昨日外出的“奇遇”。她哈哈大笑，说事已过去，不睬它了。说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保重身体，关注生命，写好文章。这就是章诒和——大气，豁达，淡定。她说自己马上就年逾八十，要让文字的价值承载最后的力量。这点，我能理解；而尊严，也将尽在其中！实现一个作家的自由，或也是在不能被干预的一片内心世界。在那里，一切可以自我做主，可以摇晃地狱，可以接手日月，也没有人能夺走个人的风雨彩虹，春夏秋冬。
热爱生活，呈现于章先生一种信念的坚守。还原历史真实，厘清善恶界限，抚平精神创伤，几乎就是她遭遇苦难之后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她对美与丑的高度敏感和反应常让我感到吃惊。除了在她小说与散文间无处不在，就是面对当下，她依然嗅觉敏锐，信息传导迅速。一个人思想有了深度，其情感也不可能不捎上厚度。章先生酷爱音乐，朋友圈的人们大概并不知道，我所转发的各种美妙动人的乐声，不论悲伤、喜悦还是激励，许多都来自她的供给。
下午，章先生转来一份拐卖妇女的历史数据，相当令人震惊：拐卖到徐州各地的妇女居然高达近5万！其中一个村庄，全村已婚妇女三分之二都属人口拐卖性质，她们全部来自云南、贵州、四川。而这所以能持续，也有动力，在某些“习俗”中，大概已成一道可以炫耀的乡村风景？也难怪：没有拐卖，就有乡村消亡的危险！在西北某作家的眼里，虽有无奈，但它属于正常的社会生活范畴，是失衡的婚姻关系的必要补充——感觉像一种宣言，存在即合理。
如此拐卖人口，虽国法不容却屡禁不止。在利益驱动的犯罪背后，则是无数家庭的悲剧以及延伸的仇恨。显然，法律对社会伤害广泛的恶行疏于惩戒，对其危害的后果亦严重低估。如对长期存在的销售假药、有毒食品等罪行，都存在不予严刑峻法的“宽容”。这是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度断裂，是一片由冷漠人性与无情社会所构筑的冰山之寒。要有效地破冰驱寒，惟有正义与法律的强力到位并持之以恒。或仅凭权力的这把双刃剑，其利弊得失将难以把握。
近日读章先生《中国是有悲哀传统的》一文，是对近50年的国家历史进行一次深刻的人文回眸，体现了对“反右”等运动的亲身之痛，也表达了人类某种无法谅解的罪过。而我对此自然也深有感悟：面对并非偶然的社会不幸，面对尚能培育出“锁链女”这样恶果的文化土质（哪怕只是局部），这个民族是否严重缺乏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清醒？所有人，不论生活在哪个层面，是否都该停下来，以正常的、合乎理性与情感的逻辑，来梳理个人与社会的种种关系？
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阿伦特说，要结束平庸之恶。两位中外思想家曾经的提示，自然也已成现代人类的常识了。说实在，整个春节下来，总让我思之忐忑的，也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提醒的那个人文立场问题：高墙与鸡蛋，你站在那一边？作为普通人每一个都可能渺小，即便愿望良好，再竭尽全力，也无力去左右社会或改变什么趋势。但作为公民，你可以确认自己的责任身份，拒绝社会的丛林化；可以努力以常识靠近正义，将法治与文明往前推那么一丁点，比如为“锁链女”们的命运，为其背后看不见的“吃人”的野蛮血口说一声“不”！
2022春节・北京以东
作者简介：苏小玲，1960年代生人，随笔作家、评论家；原《影响力中国网》总编辑，“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成员；曾入选“2012年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悲剧的春天》等多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