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奥密克戎,作为新冠病毒的新变异株,相对于此前时期广泛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而言,具有致病率、致死率较低、症状相对轻微、隐匿但传播性极强的特点,因此,自从该变异株2021年11月9日在南非被首次检测到,迄今已以惊人的传播速度扩散全球。

据中共官方数据,近日在中国大陆,奥密克戎确诊人数暴增,且无症状感染者占据相当的比例,对习共当局引为所谓的制度优势的“疫情专制”机制形成了巨大冲击,并对习共当局时下面对的各种重大统治危机形成了显隐的叠加效应及连锁反应。

一、奥密克戎飞传下的医疗资源危机以及叠加危机

奥密克戎感染群体的突出特点是“无症状感染者”比例较高。中共官方对“无症状感染”的解释是:检测结果为阳性,但无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因此,“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防护意识相对较差,在不经意间就有可能传播给身边人。同时,由于现有检测技术、设备的局限性和制度痼疾、人为疏忽、检测者责任感差等因素,导致核酸检测结果不乏“假阳性”、“假阴性”案例和误诊情况,这就加剧了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和广度。

中国大陆的医疗资源本就不充足。据中共卫健委《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该公报”),2020年底,中国大陆每千人拥有医用床位数仅6.46张,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仅为2.9人,注册护士3.34人。该公报称,中国大陆的医疗资源并非十分充足。

何况,由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专制体制导致了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公,中共体制内权势阶层(包括退休人员)占有大量优质医疗资源,(曾经)权力愈大者,独享的医疗资源就愈多。此种情况不啻大幅度缩减了无权势者和普通民众的本就极其有限的人均医疗资源。

而且,综合各个年龄段的奥密克戎感染者的情况而言,固然奥密克戎致病率、致死率较低,但是对于老年人和儿童而言,奥密克戎的威胁较大。由于中国大陆在毛时代纵容生育、邓时代限制生育,因此目前中国大陆处于中度老年化社会阶段,65岁以上人口超过2亿。如果中国大陆的庞大老年群体广泛感染奥密克戎,中国大陆的医疗资源无法承受。

为了避免奥密克戎的广传所导致的医疗资源危机,习共当局变本加厉地推行“疫情专制”。但是,奥密克戎的特点,决定了习共以往的罔顾民众死活、“严防死守”的“疫情专制”机制和手段必然大失其效、顾此失彼、应付不及。

关于叠加危机:

就奥密克戎在中国大陆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而言,如果大批大陆老年人感染奥密克戎并由于大陆医疗资源匮乏和分配不公而出现其他并发症甚至死亡,那就会在各个层面引发习共的巨大统治危机,出现医疗资源危机、医保危机、社保危机等连锁反应,大规模街头抗议难以避免。

二、“疫情专制”下,民怨加剧的危机以及叠加危机

由于习共当局“疫情专制”变本加厉,习近平为保住所谓的“防疫政绩”、实现连任大梦更是赤膊上阵,狂呼“坚持就是胜利”,因此一些地方官员为保头顶乌纱、牟取升迁资本,将“清零”恶政“发扬光大”,肆无忌惮地在“疫情专制”过程中推行各种虐民措施、施加各种敛财手段,次生灾害有增无已,严重人权侵害案例屡屡曝光,未伤于疫而死于苛政、恶政、暴政者不可胜数,“暴政猛于疫”之说广传,一些城市民怨加剧,民众齐声抗议防疫恶政、联手冲破社区封堵屏障的群体抗争事件频频发生。

关于叠加危机之一:

与民怨加剧的危机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常态化的叠加危机,就是大陆民间不断扩大的失业、破产危机。由于疫情对大陆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严重冲击,加上习共当局大搞“党进民退”,打压教培、网购等领域的民企,且在“疫情专制”过程中全然罔顾民权、无视民生、漠视民瘼,因此很多民众在“疫情专制”下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据法广2022年3月15日引述中共统计署数据称,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大陆失业率大幅上升,(奥密克戎飞传和“疫情专制”下)“至少在未来几个月内对中国经济构成风险”。频遭封禁的大城市的失业情况自然更为突出。民众处境如此艰困,还要在“疫情专制”下饱受变本加厉的封锁、打压、压榨,自然抗争意志增加,抗争方式趋向激烈,抗争规模亦有扩大之势。

关于叠加危机之二:

“疫情专制”下民怨加剧的危机,还会与其他重大事件引发的民怨形成关联度较高的叠加。例如,“铁链女”事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过程中习共当局无底线巴结“俄爹”、讨好“普哥”、卖国固权的各种事实,疫情之下党进民退、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诡异的东航“梧州空难”激发民间猜测、加重对习共的不信任。这些事件和事实都受到大陆民众的高度关注,在大陆民间和体制内(主要是体制内中下层)积聚了各种怨气。如今再加上变本加厉的“疫情专制”,不断把民怨推向临界点。

三、“动态清零”等荒谬强令下,官场的忠诚度危机以及叠加危机

奥密克戎不同于此前的新冠病毒,中共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不可能不了解奥密克戎的传播特点,不可能不知道“严防死守”的陈旧方式无法应对疫情新况。但是习近平为求连任、“政绩”而不顾一切地强令各地官员实现“动态清零”。中共官员固然习惯了谎言政治和“指鹿为马”,应对之策不过是满面谄媚但心不在焉地动动口舌;然而,如今习皇帝要“变鹿为马”,教官员们如何应付?面对如此荒唐而狂癫的命令,官场怨气自然增加,与习共中央的合作度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层面出现弱化。

首先,官员们对荒谬命令的落实程度再打折扣。

专制体制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针对难以执行或不愿执行的命令,中共各级官员积累了“瞒报”“漏报”“谎报”的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是各级官员心照不宣的权力游戏潜规则,大陆民间对此亦不陌生,“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就是一条流传颇广的民谚。

早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全世界便了解了中共当局在疫情爆发时如何掩盖真相、对疫情瞒报与不报。可以说,疫情有多久,瞒报就有多久;不符实际的“清零”压力有多大,应付眼前的瞒报动力就有多大。2022年3月22日,便有一篇一线采访《山东临沂被指拖延瞒报疫情》,该报道引用临沂本地的不同身份、年龄的知情者透露的消息称,临沂市存在少报疫情的情况,还迟报、瞒报疫情。临沂官方在20日、21日宣布“清零”时,至少有60人确诊。3月18日,正值吉林疫情密集爆发、16名涉事官员被撤职时,一些独立评论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认为,高压防疫政策之下,只能助长官员瞒报疫情。

鉴于奥密克戎感染者的自愈性较高,因此,如果某个地区的传播范围确实不大,瞒报恶果也不会显现出来。但是,亦不能排除瞒报疫情导致大范围流行的情况。所以,对于官员们而言,瞒报如同赌博,但是,总好于实事求是地对比较严重的疫情汇报后立即被撤职查处。

上下互疑,层层相欺,这是专制体系的痼疾。对于习近平而言,既然要依靠一党专制加强集权独裁、实现帝王之梦,就无法不受这样的体制的欺瞒。而且,权力蛮横性和命令荒谬性越大,官僚机构的欺瞒和反弹力度往往就有多大。

其次,源于习近平的荒谬强令和巨大压力,地方官员会最大限度地将之层层转移到基层。

在一个忠诚度较高的专制体系,较高级别的官员往往会主动扛大梁、挑重担、承担重要责任,越到基层,担子越轻。但是,中共上下级之间早就普遍失去了忠诚性,上下级关系沦为一种唯物唯利、各得其益的合作关系。如果上下级的利益分配方式合乎彼此的权位与付出,那么合作关系良好,或者,合作关系尚可维持;但是,如果上级既无权位、利益的赐予,还动辄强加一些无法落实、脱离现实的荒谬命令,大小官员就必然生出不满之心、怠慢之意、推诿之计。既然最高层的压力无法反推给上级,也很难分解给平级,就只能最大限度地甩给下级。于是,权力顶层的荒谬强令和巨大压力,经过了层层转移后,相当程度地积聚在基层。基层获利最少,干活最多,如何甘心?因此必然不同程度地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甚至,只要能偷奸耍滑一分钟,绝不尽职卖力六十秒。就疫情防控的基层人员而言,他们昼夜不停地在车站拦阻旅客、辛辛苦苦地为受检者逐一采样和化验,在整个“疫情专制”体系中是最出力的,但是,酬劳和福利是最低的,因此,难免心生不满、敷衍了事,影响工作效果。例如,据一些网友反映,他们因有急事,没时间检测核酸,不得不伪造并打印了核酸检测报告,车站工作人员也只是随便一瞟,就让他们过关了。还有的网友,因担心中共疫苗的副作用而没有注射,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进入公共场合,被迫用电脑软件伪造了健康码、行程码,也过关了。

再次,对习近平的荒谬强令的执行,出现极端化趋势。

除去瞒报、少报疫情,以及最大限度地将高层压力甩给基层,官员们在习近平的荒谬强令下忠诚度弱化的另一特点,就是:对习近平的荒谬强令的执行,会出现极端化趋势。

一种趋势是,一部分官员知其不可为,就顺其自然,尽量躺平,在防疫方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绝不主动生事。据微博、推特等处的各种信息,目前,大部分疫情不严重的大陆城市都是如此。例如,很多城市的防疫规定普遍是,旅客必须持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报告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在现实中,很多旅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根本无需核酸检测报告。至于对健康码、行程码的检查,也基本是一眼扫过,绝不细看,人流拥挤时甚至部分不看,这固然和基层人员的消极敷衍有一定关系,但也应该与地方官员对本地防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态度不无关系。

另一种趋势是,某些官员虽亦知其不可为,但自以为,“动态清零”的诏令,是一个邀功请赏、获得提拔的大好机会。至少,根据疫情爆发后官员遭受罢免和处分的事实来看,由于疫情防控问题而遭受罢免和处分的官员比例极高,但是,因疫情防控中的虐民苛政而被罢免和处分的官员比例极低。所以,这些官员以为如此而为胜算很大,于是进行卖力表演,把“动态清零”演成一场疯狂虐民的媚上大戏。

这是与习近平进行密切合作吗?显然也不是。所谓“过犹不及”。这其实只是完全考虑自身的眼前利益、无视习近平权位稳定的政治投机。此之谓:上有昏君,下有佞臣。昏君和佞臣,哪来的忠诚度。在这些官员看来,江山是习近平的,自己只求分一杯羹、狠捞权钱。至于恶政暴政是否激发民变、倾覆习近平的江山,那不是自己现在要关心的问题。

关于叠加危机:

习近平的“动态清零”等荒谬强令下,官员们对疫情愈发热衷于瞒报、不报、少报,最大限度地将习近平的压力层层转移到基层,对习近平的荒谬强令的执行出现极端化趋势,这样下去,会催化、加重一些叠加危机:例如,导致奥密克戎更快地传播扩散,加重大陆医疗资源危机以及其叠加危机,扩大民怨沸腾的危机以及其叠加危机,也会进一步降低习共统治合法性。

四、奥密克戎流行加重了习共政权合法性的危机以及叠加危机

就民主政治角度而言,一个从未尊重民意、从未进行过国家领导人和地方官员的民主选举、从未实行宪政、一直对人民进行愚弄、疯狂压榨和屠杀的政权,根本没有合法性。习近平上台后的各种倒行逆施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恶果,进一步降低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对此,习共亦非没有感知,因此,习共非常希望通过做好某件大事炫耀所谓的制度优势,提高政权合法性。“动态清零”的目的,就是将防疫和政治进行捆绑,以专制手段开展运动式防疫,企图体现所谓的“制度优势”,在此过程,医学手段竟然沦为辅助方式。

在新冠爆发前期,由于病毒的传染性不如奥密克戎,因此,“疫情专制”居然有了一些效果,虽然对比纽西兰、台湾等国家、地区的“民主防疫”成就凸显出无尽丑恶,但也确实超越了多数民主国家的防疫效果,成为习共当局自吹自擂的一大资本。

可惜好景不长。起源于中共统治区的新冠病毒,与“疫情专制”首次交锋,败下阵来,在被基本驱逐出中共统治区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于其他国家肆虐、扩散,最终以变异方式卷土重来,回到发源地,兴风作浪,再度挑战习共的“疫情专制”。这次交锋,习共一败涂地,只见病毒攻城略地,所谓的“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等“疫情专制”杀手锏,无不折戟沉沙。习近平灰头土脸,但如何甘心被小小病毒打败了卓绝古今的“制度优势”、搅黄了连任称帝的春秋大梦,狂呼“动态清零”,“坚持就是胜利”,声称要“指挥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仿佛撸起袖子,摆出一副绝不服软的战斗姿态,要和奥密克戎决一死战,颇有红卫兵当年战天斗地之气概。只不过,战天斗地、搏杀病毒的所有代价,都需要大陆民众来承担。

中国传统的大智慧之一是“天人合一”。轻视自然规律、盲信所谓“制度优势”,坚信“人定胜天”,后果可想而知。专制人祸,与瘟疫天灾互为因果,共同促成了暴政王朝的倾覆,史鉴历历在目。古有瘟疫毁国,今有“病毒逼宫”,亦实不为奇。

关于叠加危机:

从广义上讲,习共政权合法性的危机,主要体现为社会心理层面和政治文化层面的“名实相符”。因此,与此具有充分叠加关系的危机,几乎无所不在。不过,根据史实和政治规律来看,政权合法性危机往往出现在各种统治危机之后,并对其他统治危机起着加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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