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在采访一位“文革老人”时,他说,你采访晚了,有故事的人都死了,比方,和陈毅老总同学的丝绸专家钟启宇。这话令我怦然心动,激起我想了解钟先生的欲望。这时,一个收藏家为我提供了文革小报上钟先生的“交待”,有些模糊不清了,我做了一番勘误,另拟了题目,在此,公诸同好。也许,有些荒诞,但是,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就不足为奇了。

东(丹东)是一座小城,依山临江,是一条夹在山水之间的狭长地带。城内多山,在丘陵山间的谷地上形成了大小的山溪,这些山溪自然汇入了鸭绿江。潮起潮落,年深日久,便形成了一道道的“潮沟”,也叫“江岔子”。于是,人们就把排出了九道沟。其中,八道沟享有“富八道”之称,因为有商铺、油坊、衙门,尤其柞蚕丝绸业,据载,1924年就有几十家柞蚕缫丝厂和十几家织绸厂,汽笛一响,一条马路上出现数万名工人上下工的壮观场景。而且,丝厂“义泰祥”的产品远销欧美客户,同时,受到了一个留法中国人的青睐——就读于里昂丝绸专科学校的钟启宇。

1949年之后,八道沟的“私营”都“改造”为“国营”了。但安东的柞蚕丝绸仍被看好,1955年成为元帅授勋时的礼服面料,1959年作为人大会堂窗帘以及联合国会议室窗帘用料。这些产品的出世,得力于留法丝绸工程师钟启宇的回归。

1968年8月,在八道沟的一所深宅大院里(辽宁省柞蚕丝绸工业公司),关押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就是钟启宇,所蹲的班房就是“义泰祥”的账房。丝绸专家变成了: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大右派、反动技术权威。

在被关押长达240余天的时间里,钟启宇除了“面壁”而外,就是接受“专政兵”的轮番审讯,同时,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已经相当于一本大部头的书了。


钟启宇1902年生于山东, 1925年入读中法大学,曾参加陈毅领导的学运。 (1964年留影)

按照“专案组”给我列出的问题提纲,现交代如下——

关于“早期投靠陈毅”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个“伪命题”,不存在“投靠陈毅”。要说“投靠”,可以说是“投靠党”,或者说是“参加革命”。下面让我从头说起吧——

1902年,我出生于山东宁海州钟家沟屯。由于,年轻时受“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放弃了“作家梦”,眼睛盯上了柞蚕丝绸,而且,心里有了出国学习丝绸的愿望。但是,遭到家人的反对,要搞丝绸何必去“留洋”呢,得不偿失啊。但我这人犟,认准一条道,几头牛也拉不动我,无奈,父亲只好忍痛变卖了土地。于是,我上了北平中法大学,准备赴法留学,这是1925年。

当时,我住在东皇城根的一个小院(文华公寓),有八个人同院相居。恰巧,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陈毅也在这。由于,我要去法国,自然想了解那边的风俗人情,便常和陈毅聊天。陈毅为人热情,也喜欢文学,所以,有些相见恨晚之慨。他听说我要学丝绸,就鼓励我去里昂,因为,那是世界丝绸中心。陈毅还和我探讨用什么办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问题。对于所谓“工业救国”,他别有看法,启发我参加革命——走俄国人的道路。

其实,那时的陈毅已经加入了中共,以读书为掩护,搞地下工作,组织学生运动,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在陈毅的感召下,我也投入了学生运动的洪流。比如,我参加了“雪耻运动”的游行;冲进段执政府邸请愿;声援上海的四十万人天安门集会,这些活动都是在“五卅惨案”之后。最后一次,是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李大钊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

以上交待便是我的“早期活动”。如果查档案,可以发现在国民党北平翠花胡同党部的党员名册上,记载着我钟启宇的名字,我和陈毅同在一个党部活动。


陈毅元帅的青年时代(网络)

关于和陈毅“南北呼应”的问题。

1956春,上边安排我当了市政协常委。转过年春天,又让我参加民盟,也是常委(主委),又提为政协副主席。还有些头衔: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还有一个——市科普协会副主席。就在这“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来了一场整风运动。而我作为“民主人士”被邀请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于是,在“鸣放”会上,我便给那些不懂丝绸技术瞎指挥的官僚提了几条点意见。可是,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年秋天,我一下子从党的“座上宾”被踢下来,变成了“阶下囚”。党报点名我是丹东市“头号大右派”,连篇累牍的批判,不分昼夜的声讨。而且,我的说话权利被剥夺了,我要辩解那就是“放毒”,就是“反扑”……

以上,是我被打右派的简单经过。至于,揭发我由于被打右派而“耿耿于怀”,和陈毅“南北呼应”,发泄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满”,这未免牵强附会了。1961年,党已经给我“摘帽”了。1962年,陈毅在广州会议的讲话,我也没资格去聆听,只是听朋友传说,陈毅在会上说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就是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而且,向大家深深地鞠躬。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心情舒畅,觉得陈毅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让知识人回到了人民当中,这没有什么“不满”的,再说了,我一介草民,怎么能和元帅“南北呼应”呢。

关于散发“反动传单”的问题。

陈老总讲话的这份传单,是我在街上拾到的,大概是1967年下半年。问我谁撒的传单,那上哪知道去,几乎每天大街小巷都有撒传单的,你管得着吗,你要敢问一句,那就要找“挨抽”了。我也不是散发,旁边有个人要看,我就给他了,是厂子里的谁也忘了。你们问我是不是这一张,我哪能记得住呢,你们在传单上画了红道道的,说是“反动”的话,照抄如下(《陈毅发表一篇特殊讲演始末》2006年第8期《党史纵横》作者涤生)——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个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我反复看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来。所以,说我散发“反动传单”,是难以成立的。你们说我讲过“陈毅了不起”的话,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也不隐瞒对陈毅的好感,这是年轻时的印象,与眼下的传单无关。

关于“保陈小组”的问题。

你们说有人检举我成立了一个“地下保皇派组织”,叫什么“保陈小组”,在全国各地串联陈毅旧部的人,企图“死保陈毅”。这是无稽之谈,我属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口号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竟敢成立保皇组织,岂非吃了豹子胆吗?虽然,我和陈毅历史上有过一段接触,且难以忘记,但对于戎马倥偬的人恐怕早已灰飞烟灭了。再说了,带领千军万马的陈毅,即便山穷水尽了,也无需我“保”啊!我算什么——泥人过河自身难保,怎么可能去保元帅呢?这实在是栽赃陷害,望专案组明察。

说我在群众中“传谣”:在一次批斗陈毅的大会上,陈忽然喊了一嗓子:请同志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73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全场哗然,甚至哈哈大笑。因为,《毛主席语录》272页也就到底了,没有273页。这个流传民间的笑话,几乎老幼皆知,并非是我的“传谣”。也并非你们说的“吹捧陈毅”,因为,陈毅那样位高权重的人物,还用我这样的“虾米”来“吹捧”吗?我既没有“传谣”,也没有“吹捧”。自从“因言获罪”被打了“右派”之后,我是噤若寒蝉。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

我总感觉“专案组”似乎高看我了,我天生就是一只蚕虫,除了吃叶吐丝,就是傻子。陈毅当年就说我:钟启宇,我要骂你了,你是个书呆子……

附记:
1、钟启宇先生的儿子钟国谦接受了作者的访谈,借此聊表谢意。
2、对于钟先生1925年留法,包括文章结尾陈毅的话,参阅吴文泮所著报告文学《沧桑赤子》(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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