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近代晚清被西方诸国强行叩关开埠,继而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预备立宪,从器物伍旅效仿到制度革故鼎新,收效甚微,继而更深层次地诉诸观念的更新,故西学东渐大行其道,从西方民主思想到列宁主义,林林种种都经历了一遍,“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人类大同理想”的不断简单替换,中国社会思想和制度变革的反反复复,现实中,更令人们对社会前途变得扑溯迷离难辩,这更突显这一议题在当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表明了探讨中国自我生发的传统思想与现代文明对接的必要性。一直以来,中国思想界中有识之士在探索中国传统思想革新的可能性,但受中华主体思维模式的禁锢,不能放眼世界格局,仍然无望地抵抗着世界文明思想。

从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充分揭示人类一条不变的文明发展规律:天同此理,人同此心。用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术语来说,前者是赛先生,是解决提示自然规律的科学技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传统文化中妨碍我们认识自然世界规律的神秘主义糟粕,确立了科学的权威;后者则是德先生,但是遭遇到重重困难,德先生来了又走了,经历了其中的曲折离奇,我们不禁喟然长叹:“难道中国人真的与其他民族有什么天渊之别?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资格去结束历史的恶性循环、建立民主政体、安享万世太平吗?”显然中国人已经卡在半途,如果不解决这样基础性思想问题,要跃升到文明世界是不可能的。过去,中外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认为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是与现代民主宪政相悖的,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障碍,要被完全彻底抛弃。我们就重返中华文明的思想源头,用现代思维和逻辑观念,重新审视智慧的先贤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文明种子,如果在理性和逻辑培植下,是否可以在现代文明世界中成长出有着宪政民主内核的参天大树。

从历史发展看,前秦时期的争鸣百家是中华文明的源泉,孔子思想更是中国正统文化与政治思想的肇始和核心,二千多年来,儒家标榜以孔子思想为核心,二者往往混为一体,这就需要我们在深入考察孔子的思想之前,应将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区分开来。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思想界开展的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引进西方的宪章民主理论,也提出打倒“孔家店”,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当然,有识之士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又提出“拯救孔夫子”,这是受到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同,以左派思想家的李大钊表述得最为典型:“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这种区分总是流于表面,不足以能拯救出孔夫子,只要时机成熟,孔子和儒家又能混为一谈,究其原因,没有对儒家这个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和历史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从而把它进行彻底的扬弃。

中国传统社会是皇权和官僚集团共同对百姓的统治,皇权就变成极端自私的“家天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摘自《诗经·小雅》),把所有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所有的百姓变成匍匐在地上的奴隶,从而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专制社会观念和秩序。官僚集团都是那些自诩“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儒家读书人,他们只是迎合了帝王自大的欲求,不惜曲意奉迎,甚至曲解圣人之言,以获得帝王的赏识和重用,所以儒家的很多理论并不是孔子思想的符合逻辑的发展,他们借助政治上的暴力,一步步推行理论的垄断,以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领,从而使儒家长期占据了垄断地位,是得靠儒家教育培养出来的官僚集团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利益。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1、具有行政权力手段,推行个别学派在思想领域中的垄断。这个是秦始皇的大臣李斯首开先河,具有讽刺的是,李斯师承当时大儒荀子,所受的是孔子思想的传承和教育,但他在掌权过程中,抛弃了荀子的儒家理念。当时在秦王统一六国后建立怎样的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的廷议中,与当时以儒生淳于越为代表主张“师古”,提出恢复孔子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的“分封制”等周制,李斯不以理论辩论决胜负,而是在秦王支持下,对同门儒生痛下杀手,以“焚书坑儒”终止了所有的理论争议。这种对文化造成极大破坏的极端做法,后来不但没有引起读书人的反感,反而是启迪了儒家读书人通过这种依靠权力加持的方式,不断提升儒家的地位,及至最后取得垄断地位,儒家由受害者转身变成了加害者,标致性的事件就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受汉武帝采纳后成为中国长期的国策,实践中诸子百家受到摧残,儒家学派成为显学,统领中国的意识形态二千多年,不可否认,儒家也破坏了理论领域的生态,使理论研究失去的独立性,社会失去了前瞻性。

2、对孔子思想解释权的垄断。孔子思想集中载于其弟子记述体著作《论语》,对《论语》的学习和解读是认识孔子思想的主要途径,由于集结了众多弟子的忆述,《论语》中记录的孔子言论内容时间跨度广、庞杂多义,甚至有些存在诸多歧义,学习者的解读就非常重要。儒家在取得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后,也进一步谋取对四书解释权的垄断,直到宋朝大儒朱熹的出现,朱熹对四书进行了详细和全面的注解,儒家终于能将孔子思想的解释权统一起来,对孔子《论语》等四书的解释必须与朱熹的解释一致,儒学内任何派别,任何有别于朱熹意义的解读都受到排挤和禁止,晚清康有为试图阐述孔子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发展,也为当时主流儒家所不容。宋朝以后,元、明、清三朝更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一直到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为止。这在制度上使到儒家理论固化,把对孔子思想的错误解读一直延续下来,丧失了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3、儒家对孔子思想任意性剪裁、断章取义,历代儒学大家并不是以解读孔子思想的深刻内容为出发点,相反,他们是迎合皇权、服务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可耻地歪曲孔子的思想观点。

如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为例,儒家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为其礼教理论的基础,据称这个理论与孔子的“君臣父子”的思想有莫大关系。在《论语》中记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里的“君与臣”、“父与子”所表述的只是两种关系、也是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各守本份、和谐相处的互动关系,从而建立起良好社会秩序的要求,当这种关系一旦失衡,就会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造成社会混乱,上至位高权重的君主,下及汲汲营生的劳苦百姓,没有不受其害的。但儒家的“三纲”却是强调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主次关系、专权和顺从关系,这是曲解了孔子的原意,只是借用了孔子的论述概念,以迎合皇权专制,在内容上作了全面改造,最后变得面目全非了。如果仔细考察,儒家这种对孔子理论的断章取义、改头换面比比皆是,所以说,将儒家和孔子思想等同起来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时学者纷纷将封建礼教斥之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孔家店”,并作出毁灭性的批判,可以说是直击了要害和完全必要的。

4、儒家对孔子思想是按需拮取,并没有全面深入去研究孔子思想的实质,故意忽视孔子孟子思想中与皇权专制思想冲突的重要内容。

在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在听人解读《孟子》一书时,当听到孟子述説“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时,马上发现了孟子这个理论与自己亲手建立的封建皇权相左的,甚至是否定的,他立马爆跳如雷,要查禁《孟子》一书,要将孟子逐出孔庙享祭。但当时的儒生学者全部反对,甚至以不惜牺牲性命相谏,最终是以维护四书五经的完整性为借口,让孟子和《孟子》一书保留在儒家学说的理论大厦内。试想一下,从汉代到明代,时间经历了近二千年,专门学习和研究孔子孟子思想的儒生,他们会不知道这样的理论冲突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近乎文盲的朱元璋只是听人解说就能发现这个观念的矛盾,终日阅读研究孔孟之道的儒生当然了然于胸,只是采取的策略不是深入研究、在理论上解决这些矛盾之处,而是将其弃置一旁,也禁止学生提问认识,直到明未的学者如李贽、黄宗羲等人才试图着手研究孔孟思想中与皇权相对的民本思想,希望能从中寻找新的理论种子,对社会发展有所影响。但这也是昙花一现,后继朱明的清朝仍回归传统儒家理论,一直到晚清放弃科举制度和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批判为止。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旋即陷于五四救亡、北伐统一、图存抗战、国共内战和1949年后争权内斗,虽然主义、理想、各种思想满天飞,但并没有达成近代启蒙的目标,更没有让中华民族脱离皇权专制的制度惯性,跃升到新的文明纬度,直到当代,民主宪政更是受到当权者的排斥,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亟需重返启蒙现场,在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孔家店”后,仍需深入进行理论清理,将孔子思想拯救出来,并将中断的启蒙运动继续推进,为实现宪政社会提供坚实的本土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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