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12年,作者有感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语言中国将走向法西斯主义。如今,在习近平领导下,这一不幸的预言似乎正在实现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峻如寒冬,令人忆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因之得势的轴心国法西斯同盟;笔者甘冒大不韪,鼓喉一呼:”警惕中国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每隔五、六十年,便发生一次由最高统治者支持的大规模排外I运动—–

二十世纪初,爆发了由慈禧太后支持的义和团排外运动;二十世纪中期,爆发了由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排外运动;前者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后者火烧英国代办处,如出一辙!

而今,时序又已接近关键节点,中国社会已积蓄了足够的破坏性能量;那么,将有怎样的最高统治者和怎样的排外I运动应时顺势而生呢?

1965年十一前夕,陈毅元帅在中外记者会上突然发难,声言要与美帝决一死战,还说:”也许我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我的儿子能够看到这一天,他们也会打下去!”

几十年过去了,陈毅的几位子婿并无太大出息;然而,属于陈毅子侄辈的习近平(五十年前,其父习仲勋与陈毅同为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之一)已然成为储君,等候接班;在其标准化的温良微笑后面,隐藏着怎样的利齿锐牙?

改革初期,鄧小平欽定”韜光養晦”為國策;中國崛起后又如何?他沒有說,也不必說;回顧中共由弱變強的煌煌歷程,答案昭然若揭!

中共建黨之初,原是共産國際豢養的遠東支部;奉莫斯科之命,裂土創立國中之国苏维埃;然执政十年后,自恃羽翼已丰,以反修为名与莫斯科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甚至一度爆发边界战争!

又,抗战之初,中共宣布服膺国民政府领导,工农红军易帜为国民革命军之一翼,受官索饷;然坐大后即取而代之,赤化大陆。

由此可见,中共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是:弱小时依附于某一强大实体,吸吮养分以自壮;成熟后即时斩断脐带,反噬其主!

十年前,中國申请加入世贸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卑词称”美国是世贸组织的党委书记”;而今时移世易,中國得到西方的资金、技术、管理方式后,理应挥刀斩向”党委书记”了!

一俊遮百丑—-經濟高速成长掩蓋了中國的黑暗面: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官民势同冰炭(一句骄狂的稚言”我爸是李刚”,竟然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中国贫富差别之大,名列世界前茅(基尼系数超过0.5,突破了危险线)!社会不公,彰明较著—-只有力量的法律,而无法律的力量!群体抗议事件无日无之、房地产泡沫化、产业结构失衡、经济畸形发展等等。

中国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起飞,自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经济荣衰规律的支配,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成长的势头,也不可能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独善其身,经济大国兼人权侏儒的怪异形象难以持久!

中国经济停滞(更不必说危机了)之日,即是中国社会沉积的各种矛盾爆发之时!

然而,專制制度不具備民主制度應對經濟衰退的柔韌性和泄洪渠道;只能以不斷加大力度的鐵腕付之!

以史为鉴: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衰退是从美国发源的!);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于伦敦举行,不欢而散;德、意、日三国在其后的关税大战中居于下风;纳粹党借机而起,希特勒要求德国人民以整体利益为重,先国家后个人,民族的团结加上社会主义,使德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迅速崛起!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于1938年实现充分就业;而后,日本出现了由外汇管制、价格管制、政府分配资源组成的不平衡体系;1937年,意大利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成立”经济独立最高委员会”;至此,轴心国全部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德、日、意高度控制货币、物价及资本流动,不再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货币、物价及资本流动变化作出反应。

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三十年來,中國於物質層面采取徹底的拿來主義,”與國際接軌”成爲最時髦的口號;但是,在政治層面,依然采用老祖宗的牧民之策,以中国特色为由否定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经济发展要求政治改革,无良性的政治改革,就难免产生恶性的政治癌变!

重军抑民、国防优先的军国主义,具有其他万般主义无法相比的魅力和实用性;当今中国缠如乱麻的内政外交死结,可用军国主义的快刀加以解决!

法西斯主义和共産主義,原本同是產自德意志大地的極端學說,淵源甚深(纳粹党NSDAP名称中的”S”即社会主义),殊惡同歸;二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始而亲密勾结、继而血腥火并,给世界造成极大灾难!

法西斯主义和共産主義,均善于誘發人類獸性的一面—-–針對特定種族的排猶運動和針對特定政治群體的文化革命,即是最好的例證!

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惊世成就,是以不斷否定原有意識形態為依托的。鄧小平率先提出”不要談姓社姓資”一举,否定了共産黨的階級屬性;鄧小平的接班人則拉資本家入黨,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大唐!

最近,王歧山副总理干脆将中共六十年与康熙王朝相提并论;闻斯言也,与其说他是共产党人,莫如说他是王公大臣!

依理可知,当局为摆脱困境,否定人類文明的基本準則,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又何足怪哉?

所谓六四,无非是当局在垮台与大规模杀人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旦经济形势有变,当局在垮台与绑架十三亿人民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之间,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就短期效应而言,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对中国有诸利而无一弊——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当局可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经济停滞乃至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危机,抢占道义制高点,唤起民众的祖国自豪感,要求民众以小我服从大我;当局可以援德日军国主义之例,把民众迅速动员起来,将民众简单地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者;褒扬前者,镇压后者,维持铁板一块的政治局面。以日本为例:1918年,日本爆发大规模”米骚动”,上千万人卷入,列岛鼎沸;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即使战争后期民众含辛茹苦,以野菜为食,也未见此类骚动。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当局可以发挥专制制度的高效行政职能,放弃一般法,执行紧急状态法,恐怖的对内镇压和积极的对外扩张并举,利用民众政治上的天真,以内魔应对外魔,将民怨民愤引向国境之外!可以使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堂哉皇哉地升华为爱国护国的伟大情操,从而规避弑君、内战的传统内耗!

走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用”社會主義祖国在危險中”(列寧語)代替”穩定壓倒一切”,最大限度地剝奪民衆的基本人權;二戰期間,日本民衆的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離家百里需要警察局的證明文件,而民衆自覺遵守,沒有怨言。

走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黨心民心黨員之心,賜予民衆最廣泛的參政權,每個人都可能從默默無聞的市井之辈躍為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可以弥合国内势不两立的阶级矛盾,一致对外;七七事变后,东京钢厂十万工人集会,愤怒抗议支那暴行;其调门比资本家更高亢!

可以想知:当中南海子弟与贫民区子弟共同攘臂高呼:”打倒XX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虽然不是兄弟,却也胜似兄弟!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将大大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层次,使之从形而下的拜金主义升华为形而上的”爱国主义”!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可以给中国锋头正健的的现役将军提供用武之地;他们原是文革时的红卫兵、红小兵;文革于他们并非恶梦,而是盛大的节日;他们急于重温青少年时期的”解放全人类”的梦想,”超限战”、”金融原子弹”等好战言论层出不已!

由于法西斯主義極富魅惑力及傳染性,能够使全民如醉如狂;中外作家紛紛以”魔法”(托馬斯.曼著小說”馬里奧与魔術師”)、”鼠疫”(加謬著小說”鼠疫”)、”細菌”(夏衍著劇本”法西斯細菌”)喻之!

也许,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不可能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对此,1957年,毛泽东于莫斯科说过:”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不对,中国人爱战争,两千年来,战争不断。”他进而发表不惜在核战争中牺牲一半人口的宏议高论。

三十年來,當局自覺地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共産主義大旗,舉凡中國歷史上稍有亮色的帝王將相,無不得到着力吹捧;太平時節,尚不失為健康的國家意識,危急時刻,隨時都可以轉化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源泉—–一如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全国电台播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以激励法西斯士气!

屈指數算,中國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條件已基本齊備:经济停滞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于头顶、舆论钳制、指令性选举、一批现代赵括式的鹰派将领、日益强盛的自成体系、不受监控的国防力量;百年屈辱历史综合症、”兵營”式的等級(哥巴契夫語)、急待發泄政治熱情的民衆、美國時而綏靖時而緊逼的搖擺政策、約束中國的不盡合理的國際游戲規則…….

所缺者有二:一,一位具有非凡個人魅力的偏執型的”元首”;二,一個標志性的突發事件。

然而,以中共囊括中國社會政治精英之徹底,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希特勒隨時可能脫颖而出,主掌中南海;以中國与美日台及周邊國家關係之複雜,突發事件隨時可能發生!

值其时,天安门广场上,高冠博带的孔夫子曾经站立的地方,将出现赤裸上身的岳武穆,其背后”精忠报国”四字,将召唤千百万中华儿女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愛國主義是怎麽理解都可以的概念!世多少罪惡,假”愛國主義”之名而行!

千年易逝….拥有十三亿人口和核大棒的中华军国主义罪孽难消!

作者毕汝谐为纽约作家


【转载请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47073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