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 警惕中国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峻如寒冬，令人忆及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因之得势的轴心国法西斯同盟；笔者甘冒大不韪，鼓喉一呼：”警惕中国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每隔五、六十年，便发生一次由最高统治者支持的大规模排外I运动—–

二十世纪初，爆发了由慈禧太后支持的义和团排外运动；二十世纪中期，爆发了由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排外运动；前者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后者火烧英国代办处，如出一辙！

而今，时序又已接近关键节点，中国社会已积蓄了足够的破坏性能量；那么，将有怎样的最高统治者和怎样的排外I运动应时顺势而生呢？

1965年十一前夕，陈毅元帅在中外记者会上突然发难，声言要与美帝决一死战，还说：”也许我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我的儿子能够看到这一天，他们也会打下去！”

几十年过去了，陈毅的几位子婿并无太大出息；然而，属于陈毅子侄辈的习近平（五十年前，其父习仲勋与陈毅同为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之一）已然成为储君，等候接班；在其标准化的温良微笑后面，隐藏着怎样的利齿锐牙？

改革初期,鄧小平欽定”韜光養晦”為國策；中國崛起后又如何?他沒有說，也不必說；回顧中共由弱變強的煌煌歷程，答案昭然若揭!

中共建黨之初,原是共産國際豢養的遠東支部；奉莫斯科之命，裂土創立國中之国苏维埃；然执政十年后，自恃羽翼已丰，以反修为名与莫斯科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甚至一度爆发边界战争！

又，抗战之初，中共宣布服膺国民政府领导，工农红军易帜为国民革命军之一翼，受官索饷；然坐大后即取而代之，赤化大陆。

由此可见，中共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是：弱小时依附于某一强大实体，吸吮养分以自壮；成熟后即时斩断脐带，反噬其主！

十年前，中國申请加入世贸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卑词称”美国是世贸组织的党委书记”；而今时移世易，中國得到西方的资金、技术、管理方式后，理应挥刀斩向”党委书记”了！

一俊遮百丑—-經濟高速成长掩蓋了中國的黑暗面：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官民势同冰炭（一句骄狂的稚言”我爸是李刚”，竟然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中国贫富差别之大，名列世界前茅（基尼系数超过0.5，突破了危险线）！社会不公，彰明较著—-只有力量的法律，而无法律的力量！群体抗议事件无日无之、房地产泡沫化、产业结构失衡、经济畸形发展等等。

中国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起飞，自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经济荣衰规律的支配，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成长的势头，也不可能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独善其身，经济大国兼人权侏儒的怪异形象难以持久！

中国经济停滞（更不必说危机了）之日，即是中国社会沉积的各种矛盾爆发之时！

然而，專制制度不具備民主制度應對經濟衰退的柔韌性和泄洪渠道；只能以不斷加大力度的鐵腕付之!

以史为鉴：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衰退是从美国发源的！）；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于伦敦举行，不欢而散；德、意、日三国在其后的关税大战中居于下风；纳粹党借机而起,希特勒要求德国人民以整体利益为重，先国家后个人，民族的团结加上社会主义,使德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迅速崛起！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于1938年实现充分就业；而后，日本出现了由外汇管制、价格管制、政府分配资源组成的不平衡体系；1937年，意大利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成立”经济独立最高委员会”；至此，轴心国全部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德、日、意高度控制货币、物价及资本流动，不再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货币、物价及资本流动变化作出反应。

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三十年來,中國於物質層面采取徹底的拿來主義，”與國際接軌”成爲最時髦的口號；但是，在政治層面,依然采用老祖宗的牧民之策，以中国特色为由否定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经济发展要求政治改革，无良性的政治改革，就难免产生恶性的政治癌变！

重军抑民、国防优先的军国主义，具有其他万般主义无法相比的魅力和实用性；当今中国缠如乱麻的内政外交死结，可用军国主义的快刀加以解决！

法西斯主义和共産主義，原本同是產自德意志大地的極端學說，淵源甚深（纳粹党NSDAP名称中的”S”即社会主义），殊惡同歸；二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始而亲密勾结、继而血腥火并，给世界造成极大灾难！

法西斯主义和共産主義，均善于誘發人類獸性的一面—-–針對特定種族的排猶運動和針對特定政治群體的文化革命，即是最好的例證！

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惊世成就，是以不斷否定原有意識形態為依托的。鄧小平率先提出”不要談姓社姓資”一举,否定了共産黨的階級屬性；鄧小平的接班人則拉資本家入黨，荒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大唐!

最近，王歧山副总理干脆将中共六十年与康熙王朝相提并论；闻斯言也，与其说他是共产党人，莫如说他是王公大臣！

依理可知，当局为摆脱困境，否定人類文明的基本準則，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又何足怪哉?

所谓六四，无非是当局在垮台与大规模杀人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旦经济形势有变，当局在垮台与绑架十三亿人民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之间，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就短期效应而言，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对中国有诸利而无一弊——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当局可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经济停滞乃至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危机，抢占道义制高点，唤起民众的祖国自豪感，要求民众以小我服从大我；当局可以援德日军国主义之例，把民众迅速动员起来，将民众简单地划分为爱国者和卖国者；褒扬前者，镇压后者，维持铁板一块的政治局面。以日本为例：1918年，日本爆发大规模”米骚动”，上千万人卷入，列岛鼎沸；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即使战争后期民众含辛茹苦，以野菜为食，也未见此类骚动。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当局可以发挥专制制度的高效行政职能，放弃一般法，执行紧急状态法，恐怖的对内镇压和积极的对外扩张并举，利用民众政治上的天真，以内魔应对外魔，将民怨民愤引向国境之外！可以使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暴戾之气，堂哉皇哉地升华为爱国护国的伟大情操，从而规避弑君、内战的传统内耗！

走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用”社會主義祖国在危險中”(列寧語)代替”穩定壓倒一切”，最大限度地剝奪民衆的基本人權；二戰期間，日本民衆的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離家百里需要警察局的證明文件，而民衆自覺遵守，沒有怨言。

走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黨心民心黨員之心，賜予民衆最廣泛的參政權，每個人都可能從默默無聞的市井之辈躍為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可以弥合国内势不两立的阶级矛盾，一致对外；七七事变后，东京钢厂十万工人集会，愤怒抗议支那暴行；其调门比资本家更高亢！

可以想知：当中南海子弟与贫民区子弟共同攘臂高呼：”打倒XX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虽然不是兄弟，却也胜似兄弟！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将大大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层次，使之从形而下的拜金主义升华为形而上的”爱国主义”!

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可以给中国锋头正健的的现役将军提供用武之地；他们原是文革时的红卫兵、红小兵；文革于他们并非恶梦，而是盛大的节日；他们急于重温青少年时期的”解放全人类”的梦想，”超限战”、”金融原子弹”等好战言论层出不已！

由于法西斯主義極富魅惑力及傳染性，能够使全民如醉如狂；中外作家紛紛以”魔法”(托馬斯.曼著小說”馬里奧与魔術師”)、”鼠疫”(加謬著小說”鼠疫”)、”細菌”(夏衍著劇本”法西斯細菌”)喻之！

也许，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不可能走德日军国主义道路；对此，1957年，毛泽东于莫斯科说过：”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不对，中国人爱战争，两千年来，战争不断。”他进而发表不惜在核战争中牺牲一半人口的宏议高论。

三十年來,當局自覺地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共産主義大旗,舉凡中國歷史上稍有亮色的帝王將相，無不得到着力吹捧；太平時節，尚不失為健康的國家意識,危急時刻,隨時都可以轉化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源泉—–一如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全国电台播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以激励法西斯士气！

屈指數算,中國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條件已基本齊備:经济停滞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于头顶、舆论钳制、指令性选举、一批现代赵括式的鹰派将领、日益强盛的自成体系、不受监控的国防力量；百年屈辱历史综合症、”兵營”式的等級(哥巴契夫語)、急待發泄政治熱情的民衆、美國時而綏靖時而緊逼的搖擺政策、約束中國的不盡合理的國際游戲規則…….

所缺者有二:一，一位具有非凡個人魅力的偏執型的”元首”;二，一個標志性的突發事件。

然而,以中共囊括中國社會政治精英之徹底,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希特勒隨時可能脫颖而出，主掌中南海;以中國与美日台及周邊國家關係之複雜,突發事件隨時可能發生!

值其时，天安门广场上，高冠博带的孔夫子曾经站立的地方，将出现赤裸上身的岳武穆，其背后”精忠报国”四字，将召唤千百万中华儿女步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愛國主義是怎麽理解都可以的概念!世多少罪惡,假”愛國主義”之名而行!

千年易逝….拥有十三亿人口和核大棒的中华军国主义罪孽难消！

作者毕汝谐为纽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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