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 （攝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如果說喬治·奧威爾（香港譯名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是一本不需要介紹的書，那麼劉紹銘在中文出版界可說是《一九八四》不需要介紹的譯者。而命運給劉紹銘安排的這個離世的時間節點，很是觀照了他生前說過的那句話——
如果你沒有看過喬治·歐威爾（GeorgeOrwell, 1903–1950，原名Eric Arthur Blair）的小說《一九八四》，那麼八三年除夕的意義，跟任何一年不會有什麼分別。過一年長一歲。即拿宇宙的年齡來講，一九八四只不過是較一九八三更接近地老天荒的極限而已。
劉紹銘生前以終身教授於嶺南大學榮休，著作等身，與甘琦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緣分最深厚，包括他翻譯的《一九八四》第一部完整中文全譯本和《動物農莊》。他在書中說過：
二十年來，我翻譯過不少英美小說。有些是為了滿足個人趣味，如馬拉末的《夥計》、辛爾的《傻子金寶》。但以誠惶誠恐的「使命感」從事的，只有《一九八四》。
逝者如斯，僅以劉教授生前談《一九八四》的文字向他致敬，寄託哀思。
言小義
《一九八四》（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著・劉紹銘譯）
劉紹銘 | 為什麼要讀《一九八四》
（摘自劉紹銘〈日見伸展的影子：歐威爾與《一九八四》〉）
如果你沒有看過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原名Eric Arthur Blair）的小說《一九八四》，那麼八三年除夕的意義，跟任何一年不會有什麼分別。過一年長一歲。即拿宇宙的年齡來講，一九八四只不過是較一九八三更接近地老天荒的極限而已。
但你如讀過此書，知道史密斯和朱麗亞等人的遭遇，那麼你可能自掩卷那天開始，心中便蒙上一層恐怖的陰影——既不想看到《一九八四》所預言的事翻到眼前來，卻又明白這個年份早晚會降臨是不改的歷史事實。以小說藝術來評價《一九八四》，此書算不上偉大，但是如果我們以欣賞福婁拜或亨利．詹姆斯的眼光來看《一九八四》，那我們就辜負歐威爾的心血了。他自己這樣解釋過：「如果我生逢太平盛世，說不定我會措典麗之詞，書寫不夾個人感情的文字。我可能連自己的政治愛憎也搞不清楚，可是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不是昇平之世，使我不得不寫問題小說。」
歐威爾對人類的前途，看法很悲觀。可是我們應分清一個事實，歐威爾的看法可能悲觀，但他捍衞自由的決心和做人的態度是積極的。《一九八四》是他一面咯血一面打字寫出來的作品。一個悲觀厭世到了極點的人，絕對無此強烈的使命感。他死前要把這部著作留給我們，無非證明他對人類前途並未絕望。他在《到威根碼頭之路》中肯定了這個信念：「經濟上的不合理現象，只要我們決定哪一天要廢除，哪一天就可以廢除。而且，只要我們有誠意，用的是哪一種方法，倒是無關重要。」
看來歐威爾在這方面又顯得太樂觀了。不過我們卻可由此調整看歐威爾兩大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莊》（Animal Farm, 1945）和《一九八四》的觀點——作寓言而非預言看。正如他自己所說，《一九八四》所描述的社會不一定會降臨，但類似的事情卻會發生，除非我們及早預防。
歐威爾的精神遺產對英美知識分子有多大影響？我想這不是可以用數字統計算得出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定很深廣，因為《一九八四》與卡夫卡的《審判》（Der Prozess）一樣，是本過目難忘的書。一本不忍一讀再讀的小說。搶新聞、爆黑幕是競爭激烈的美國報界一貫作風，但揭露「水門事件」的兩位記者，說不定就是為了秉承歐威爾的精神而去捋虎鬚的。
以此意識來說，世界上多一個《一九八四》的讀者，就是多一個懂得在極權政府下生活是怎麼一回事的人。
我們應該多多推廣歐威爾的小說。藉着他文字的感染力，我們才有撥亂反正的機會。只要我們還認識到「無知是力量」實在是強姦了「知識是力量」演變出來的話，那我們可以安慰自己說：「《一九八四》的社會還未出現。」
作為「反烏托邦」小說看，《一九八四》有許多前身。別的不說，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就是個驚心動魄的好例子。
但如果你在兩書間要作一選擇，我建議你看《一九八四》。
如果有人要我列出十本改變我一生的書，我會毫不考慮的選上《一九八四》。
劉紹銘（1934-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