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号 2023-01-04
本文为吴敬琏教授于2022年6月给《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第2版书写的序言。在他看来，当前遇到的很多困难，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首版于2018年的作品。转眼4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国内也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又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朝野上下都集中注意力于如何应对现实问题，政府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稳住经济大盘”的政策措施来应对挑战的当下，重印讲述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这本旧著的意义何在呢？
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应急性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情况是由过往的历史造成的。就拿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来说，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如果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表面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对症治疗”措施来缓解矛盾，而不能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触及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就难免陷入扬汤止沸的误区，而无法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从20世纪70年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与这两大基本问题相关的理论争论和政策演变的系统梳理。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选择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是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初，朝野有识之士就已取得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共识。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都被郑重写入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
然而，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并不会径情直遂地达到预设的目标。虽然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使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持续加速，很快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主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人们还是一再发动对市场化改革的攻击，力主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进程受到阻碍，甚至使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出现相反的走势。直到开倒车的行径遭到摒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才回归正途。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经历过多次博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对其中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以及这些博弈背后的思想交锋做了简明扼要的历史叙述，并对之作出自己的历史评论。
“计划派”最重大的一次反攻，发生在本世纪初期。本来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做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中国经济走上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大市场的道路。但由于改革在一些领域进展不足，政府部门还在某些重要领域中起着支配作用，就使整个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特征。
在这样一种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体制下，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腐败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加之法治国家的建设严重滞后，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就愈演愈烈。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大众的不满。
利用这种情势，市场经济的反对派趁机把原本是因为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推进不足造成的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要求重新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对资源的配置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他们极力鼓动，甚至公然要求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翻案和为极左路线的旗手“四人帮”“平反昭雪”和“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猛然升温，与建设市场体系相关的一些改革措施受到攻击，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潮流。
在我们为如何应对克服当前问题寻求解法的时候，仍然可以从对改革开放历程的观察和思考中汲取经验教训。
例如，拿当前“三重压力”的关键“预期转弱”来说，“预期转弱”问题的发生固然与疫情等近期突发的因素有关，但显然是由来已久，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研究表明，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企业家们对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信心的缺失。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2013年开始落实的时候，各类市场主体的心气何等炽热。那时民营企业踊跃投资，开办新的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从2014-2019年的五年间，我国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1.18亿户。他们为强劲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很快地，与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背道而驰的声音逐渐兴起，2018年一开年，就有一位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当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逐步消灭私有制”。后来，一位金融界的资深人士还就此论证说，“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虽然“离场论”遭到主流报刊的否定，但是这类反对市场化改革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
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和抚慰他们，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除此而外，以放松信贷、增加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短期措施，也需要汲取过去简单地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增长、结果造成了杠杆率过度提高和酿成资产负债表危机的教训。
综上所述，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对所涉基本问题的思考能够为读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和探讨克服当前困难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这本旧著重印便可算达到了预期目标。作为作者的我也会感到十分欣慰。
202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