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柴田海(笔名 柴思原)yibaochina.com

经过基本的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训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计算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于什么样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是缺乏可以证伪、具体的研究问题,是缺乏足够审慎的概念化、定义、操作化、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结果评估,什么样的新闻媒体和明星名流对于一些社会议题的观点是过度简化、缺乏充分表述和讨论的,是对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曲解,是对于“绝对”、“肯定”、“一定”、“最”、“影响”和“导致”这样的词汇的滥用,是对于没有学者和出版时间的“有研究说”这样模糊不清、无法查看和验证的引用的癖好。什么样的研究接近于垃圾,什么样的研究是优质的,什么是主要有情绪和自我安慰价值的鸡汤和宣传稿,什么是有社会科学的严谨性的,什么是可以被证伪和论证的而不是不可知的和被无边无际的多元主义所掩护的、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实证的直觉的,会皱眉感到敏感和奇怪的,可以对于垃圾和优秀的研究为何垃圾和优秀说出一个所以然。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学生不一定要背诵和复述每个概念的定义和定理的细节(毕竟基于实证和数理和不同分领域的概念和定理数量极多,全部背诵下来是很难的),更多学习的是对于社会科学整体还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学科整体的一个当下的状态、其中的分领域、研究手法的发展进程等。所以我们对于大部分的定性研究其实是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的,我们对于定性研究(还有大部分的中外的哲学古典)的基本的一个定调(我当然知道我们不乏粗暴地分开定量和定性这两个阵营,但是否/多大程度运用实证和数理分析大概可以算作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它们对于一些难以获得数据的课题的研究,通过小样本(small-n)的案例分析具有启发性和人文关怀,但是它们所得到的结论往往主观性较强,缺乏统计学意义(基于方差的正态分布和回归分析等)以及足够的数理和实证的基础,所以它们只能停留在一定的启发性(和读者的心理安慰)上,而仅此而已不能发展成可以普遍化的理论。(类似地,一些一手的社会运动和抗议示威等虽然具有社会进步和人文关怀的价值,但是能够给议题本身提供的严谨的思考空间有限,而且不够严谨的表达所建立在的实证和数理基础也往往值得被怀疑,社会运动家和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一些相关议题的支持和反对者等很多时候其实并不具有讨论相关议题的社会科学、哲学和统计学的知识储备和逻辑基础,所有有的时候听起来显得像没不够克制、没经过反思的情绪发泄、自我感动和自娱自乐,这也是为何一些研究者和学者会选择和社会活动者保持距离,会选择不去前线进行社会运动,而是在后方通过量化分析和博弈论模型等对社会运动和公众选择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也因为它们的方法论,也就是得到结论的途径,还有对于结论的可靠性和局限性的自我评估不统一、太主观、粗糙和模糊不清,我们也并不期待后人可以明确地改良、有效地反驳和推翻它们,我们也很难指望它们可以进行有效、系统性的的跨国家、跨地区和省份、跨时间的横纵向比较研究还有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面板分析。除此之外,社会科学尽量不去探究一些很难用现有的数据和方法论证明或证伪的哲学课题,比如上帝是否存在,比如未来是否会发生共产革命,历史是否会以共产主义作为终结。前者不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因为信上帝的人总可以说自己是人类的认知境界不够,所以才无法证明上帝。后者不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因为共产主义者总可以说未来某一天共产主义会发生,只是不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这两种自我防御都是在借助虚无主义、神秘主义乃至反智和反科学主义(当然,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黑格尔和康德还有福山等对历史终结的态度虽然各不相同,但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多多少少都有一丝虚无主义的随意性)。yibaochina.com

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科学更善于的是预测和分析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和趋势,而不太善于预测未来的时间和趋势,毕竟我们不是那种张口就来、摇头晃脑的电视时政节目中的评论家,即使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学者往往也会对于战争走向、政治局势这类问题保持沉默。当然,这样的局限性显然不止是社会科学才有的。我还是想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任务是确认事实,是研究变量之间确切的关系,而不是进行某些难以短期内证伪的预测,我们的猜测需要借助足够精良的计量和数理的工具,而且我们对于我们得到的结论的局限性和可靠性往往格外敏感,我们对于结论肯定不是随口就来的,而需要对于抵达结论的方法论的充分解释,所以说经济学家往往不是炒股和投资专家,他们在经济学中的领域可能和金融还有国际贸易没什么关系,他们对于金融学中的一些理论只有基础的了解,政治学家也不是时事评论家,他们不一定研究国际关系,可能研究的是比较政治学也是单一社会的选举和投票等。简单地来说,渔夫不一定是海洋学家,农家不一定是植物学家,书屋老板不一定是文学专家,卖电子产品的不一定懂编程等。许多公众对于经济学也好政治学也好有一些固定的偏见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教育和媒体的责任,是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科普的不足,科普首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就是对于一个学科中的分领域进行鸟瞰,而不是列举一些以偏概全的金句和名人名言,一般来说“什么什么学科就是什么什么”这样的说法就和“人性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本质就是什么什么”这类的话一样单调粗暴、没有营养、没有参考价值、缺乏证据、难以证伪,除非说这句话的可以更精细地扩充。 一些明星所说的金句收到吹捧不过是因为人气,事实上任何人说出的几句似是而非、没有前文、背景和限定的人生经验的总结都可能蕴含着一点点道理,包括出租车司机、美发店理发师和烧烤摊老板,但这些话更多都是自我感动式的,尤其是那些成功者的分享往往不具备多少参考和借鉴价值,充满幸存者偏差和精英视角。一些人总说高学历的人喜欢秀优越感、装逼等,然而以科普为例,科普的目的就是有知识和技巧的人去向不具备的人传授信息和经验(事实上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和数理的论文的分领域众多、计量学和博弈论的方法也越来越细致,基本上领域外的大众是很难读懂期刊论文,可能明白结论大致的意义是可以的,但是文献综述的背景介绍和方法论的选择和解释等一般来说需要政治学定义和概念的了解还有统计学和数学的知识等,一般来说研究者们只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内发光发热,科普的话是在和公众对话,两种写作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不需要考虑读者懂不懂基础概念和统计学方法,而后者要尽量规避对于门槛过高的知识和技巧的讲解),如果我们想要消除所有装逼的嫌疑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了老师和学生、前辈和后辈还有学者和民众的差别了,那么人类的信息互换和经验积累也将变得举步维艰。只有通过鸟瞰,不管是公众也好还是正在思考和选择专业的高中生也好才能明白经济学不等于金融学,金融学只是其中一个分支,还有经济历史、经济思想(哲学)史等,还有除了金融学之外其他的应用经济学,比如劳动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还有就是一些宏观和微观等的理论经济学。同样地,政治学除了国际关系还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外,还包括政治历史、政治思想(哲学)史、比较政治学等。yibaochina.com

好的科普不仅不应该使用金句和名人名言或者接受某些零碎的、碎片化的模型、理论和效应(一些网红博主以讹传讹所介绍的一些“心理学效应”不仅可能缺乏对限定条件的解释和统计学意义的基础,不具有充分的证据和普适性,而且可能在目前心理学研究中早已被新的实验和计量学手法等质疑和推翻,但是却还在社交媒体的一些网红们说成真理)之类的,而应该对于学科的分领域进行鸟瞰而且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史(思想史、哲学史)进行简化的介绍,这样公众才不会把一个分领域误认为是代表整个学科,也会更懂得一个学科由古至今是怎样变得细分、变得多元的,是被哪些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们所改变的(所谓“范式转换”和“科学革命”等)。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政治思想(哲学)史和经济思想(哲学)史还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研究只是在重复、重构、综述过去的思想和理论罢了,并没有足够结合当下的现实和新的例子,没有什么原创性(同样地,科研界前沿学者们往往会时不时采取一种精英视角,觉得只是对别人做的事评头论足、指指点点的文献综述,还有面向不懂行、领域外的大众进行粗浅教育的科普对于科研领域本身没有什么大的贡献,作为研究者只是个人天赋和能力不足的遮羞布,虽然文献综述是论文必要的一环,虽然科普对公众和社会有人文贡献,其实我个人对于科学史、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发展史的基础了解包括其中的分支、碰撞、融合和更迭等就来自于一些优秀的科普作品,而不是我初高中的教材;还有就是一些人也会觉得文学评论和批评相关的作品也只是在炫耀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却没有进行具有自己充分个人特色和美学价值的原创,比如小说和诗歌),暂且不提这个指控是否和多合适,但如何去综述以及是否应该还有如何去把历史上的思想理论和当前的现实境况进行对照和对话(不仅是实证,还有当前的思想和哲学的描述性、质的研究)是一个挑战,把过去思想家的理论和论点通过现代的计量学和统计学方法进行检验和证伪是一条路,把过去的哲学论述通过数学语言、数学模型还有博弈论去进行更正式的描述和推理也是一条路,除此之外还有跨学科的研究,比如结合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志和文化以及地域研究还有实地考察?)、生物学(进化博弈论?)、语言学、心理学乃至脑科学、认知科学(道德哲学?)和行为科学(行为经济学?)等,或许可以让一些计量学的假设和统计学的结论有更厚重的理论基础,带来更深的人文和理解人性方面的含义。有趣的是,一些做哲学和理论研究的学者比较喜欢嘲讽做数理和实证的人比较偷懒,不想要阅读又长又晦涩的古典文献,无法回归到学科“本身”的起源和发展,只是在盲目跟风用现代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法进行一些批量生产,然而做量化的人又会嘲讽做哲学的人活在过去,把时间浪费在了从现代视角来看并不严谨、不清不楚的古典文献的解读上,觉得沉溺于过去不如利用新技术去为学科的未来做贡献,类似这样的观点和争论时常会在闲谈和饭桌上发生。还有就是一些人会讨论某些学者做研究究竟是为了发顶刊、获得关注度还有名利和社会地位还是有着纯粹的探索社会和世界、为人类的整体只是做贡献,或者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追求名利会促进科研动力然后自然就为人类知识做贡献,反之即使只是纯粹怀着为人类只是做贡献的心也无法避免获得名利和地位?当然,这样哲学理论与其他人文社科的跨学科的研究需要超越学者本身领域的知识储备和视野,往往也需要不同学者的跨领域交流、合作和共筑,大概不是年轻的、在自己领域还没有坐稳的研究者可以胜任的(这也是为何博士和博士后因为专注于自己的分领域和课题,对于一些繁杂的知识可能看起来还不如普通人懂得多,有的时候也会被戏称为“窄士”,当然,那种看起来像“全才”的普通人往往都一知半解,总是喜欢开课、讲课和纠正别人的人往往很自卑,总是想炫耀自己一知半解的知识和并不深入、只浮于表面的知识量,毕竟很多理论是没有定论的,需要更充分的解释和反复考察的,连学者都不能盖棺定论的东西,普通人就更不够资格了),大多是更年长的、可以跳脱出“我的领域才是最重要的”或“我所做的事情才是最有意义的”这种固执和执念的学者才敢于去挑战和尝试的。yibaochina.com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不直接下结论说量化研究的方法论就更好,我们可以比较自信地说的是,计量社会学和量化研究对自己定义和测量的东西(比如选民的政治倾向)比较确切,对结论中的不可靠性和局限性更自知,也有更多有效的检测手法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家发现和评估自己方法论和结论中的隐含的潜在问题,然后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查,这种对问题的反省和检测能力和定性研究的特点所不太能允许的。我们在反驳一个东西、解释我们为什么反驳的前提是我们知道它是什么。量化研究对于概念的定义(语义学)更确切,也对研究手段和方法论的解释说明更清晰,所以每当学者对他人的研究进行质疑、反驳和批评,因为定义和方法论清楚,所以反驳的究竟是什么也很清楚,回应也会比较明白、有针对性,我们就更能有效地在理论和研究之间进行对比和连接,不太会出现驴唇不对马嘴和鸡同鸭讲的情况(当你要反驳Y,你需要先解释清楚Y,当你比较或连接X和Y,你需要先解释清楚X和Y),我们在把一些过去和既有的理论和模型放在其他的背景中试图检测它们的普适性的时候,我们也能在心里更明确我们测试的理论究竟是什么,我们所期待的实证结果是如何。方法论和计量工具帮助我们区分开具有统计学和实证意义的社会科学和似是而非、囫囵吞枣的游移于社会科学框架之外的鸡汤名言,还有那些模棱两可、反智和反科学的伪科学和民科(我们要小心自己对于不了解和熟悉的领域进行发言,很容易就变成自以为是的民科。我们要对自己未知的保持尊重和敬畏,而且也不必沉溺于自己的小圈子,觉得只有自己的科研是最重要的)。对于社会学就像五线谱对于音乐,有了五线谱的发明和发展,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明确音符关系、时间信息和节奏,而且还可以一次性把不同音符展示出来,这样我们才对我们演奏的作品整体有更及时、更全面的把握。就像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一个文学作品是好还是坏的,而是我们在讨论的这个作品前提上就不算是文学作品,比如一些犹如数学式的排列组合的充满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心灵鸡汤和政治宣传稿,同理,一些人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的知识不是好低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基本的常识的问题,就像地心说和日心说,和一些不具有基本统计学、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祛魅和教育的、尤其是习惯了市侩、泼妇和恶霸的作风的人我们只要有一点接触就知道多么难以冷静和平和地和他们交流,他们总是诉诸不可知论、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来掩护自己薄弱和缺乏自信的论点,任何讨论都可能因为他们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攻击性坠入没有营养、鸡对鸭讲、对牛弹琴的私人化、人身攻击式的争执和对线,让我们格外后悔和觉得得不偿失,觉得是对于生命的浪费,质问自己为何不一开始选择远离或者尽早地割席。不是经过审慎设计和精心布局的作品,尤其是一些抄袭和洗稿的作品,我们讨论它的好坏是不必要的,因为它根本算不上是文学作品,甚至算不上是作品,它的美学和人文同理可以低到忽略不计,文字只是他们为了自我宣传和争取名利的工具。同理,很多时候我在评估一个观点和想法是好是坏的时候,我们应该退一步想象这个所谓的观点是不是在诉诸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往往这个观点极其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不具体,我们难以求证和证伪,这种观点的提出就是为了让我们难以去评估它的好坏,还有就是允许提出者有极大的自由去解读它,可以通过一种无边无际、“没有对错和好坏”和“一切都是角度的问题”(还有“哪里都有好人坏人”这种轻飘飘、没有营养、无法提供分析和研究价值的话,或者“中国文化就是怎样怎样、外国文化就是怎样怎样”、“东亚文化就是怎样怎样、西方文化就是怎样怎样“这样的定义不清、过度概括、似是而非、论证方法不明、道听途说的话)的相对主义去伪装和掩饰自己无能力防御自己观点的脆弱和自卑。比起研究所谓唯心的、私人化的“好人”和“坏人”,我们不如用过去建立一些量化的指标通过跨国、跨地区的调查问卷等去研究一些人格的面相在不同地方的差异还有就是其与一些关键的人口统计学指标的相关性,比如教育和收入,把人的性格整体揉在一起分析不如分析人的一些可以指标化的特定面向,还有就是研究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不同早年成长环境的人群对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议题的支持度等,我们不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作为有思考、对社会议题感兴趣的的个体公民,显然不应该通过“哪里都有好人坏人”来一笔带过我们对于人格面向和对于社会议题的支持度的考察,“好坏”和“道德不道德”、“正义不正义”这种很个人、唯心、诉诸于自我的道德绝对论的概念连一些小孩都知道是哄小孩、没什么营养的,是忽略人性的复杂和道德困境的多元的,可以量化的人格面向和维度的指标还有对于各种社会议题的态度才是更具体和可操作化的,才是符合现代科学的可证伪的研究规范的。同理,把文化粗暴地分成“中国”和“国外”或者“东亚”和“西方”也是过度概括,没有什么更具体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比的参考价值,也难以为研究设计做任何有营养的框架。还有就是什么“成功的人都有怎样怎样的特点”,这句话往往也不过是鸡汤罢了,如何定义成功,所谓的特点是不是说得太宽泛了,还有就是哪里来的数据调查,这些问题在这轻飘飘的一句话里都没有得到解决。一个观点格外地不具体、不清不楚,那么它很难具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所以我们试图去评估它也是对于时间的浪费。而且我还观察到过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或者语言水平比较差的留学生有的时候会把老师转述和引用别的学者和思想家的理论和结论误认为是老师自己的,即使老师只是复述和总结,根本没有表达支持,一些义愤填膺的学生甚至会因为这些结论不合胃口而一气之下在社交媒体上断章取义地批判老师(比如只投稿老师转述时的视频片段,而不解释引用的课堂教学背景),正是因为这样话都没听完的轻浮随便的下结论和社交媒体上的吐槽,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定罪”,往往现在一些老师面对留学生说话也变得更加谨慎了,甚至会删除掉一些必要的例子,不去给自己找麻烦,这些留学生的武断和自负导致了老师对于群体暴力的恐惧,从而不得已去对其他学生的教育质量和丰富度进行妥协。yibaochina.com

虽说社会科学可以被看作一个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中的人的整体领域,但是其中的学科也是有壁垒的,比起主题的壁垒,方法论的壁垒或许更明显,历史、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之间就有壁垒。比起商科(公司的政策和策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社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这些偏向于应然和建议的领域,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远远更关注于实然,也就是变量之间的统计学关系,根据这样的关系结论所得到的一些政策意义不过是自然而然的延伸,而不是主要目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只有基于足够充分和细致的事实关系的实然确认,应然的建议才可能被提出,要不然就只是张口即来的空中楼阁。对于社会科学的科普,不应该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对于一些零散主题的讨论,而应该是对于不同领域和分领域的鸟瞰,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史和推动它发展和多元化的思想家和学者们的简介,还有就是对于实证和数理的方法论在这些领域(比如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应用的介绍,这些才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根基,只是去讨论一下既有的理论和结论是不够的, 应该讨论这些结论是从什么样的方法论来的。公众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不同,历史学关注的是大的进程和转折点的问题,对于因果和相关性的总结太宽泛,依靠的是一种学者本人的合理化的推理(就像百家讲坛那种讲者根据自己视角的娓娓道来,也像类似于“人类的历史就是金融的历史”这种出自作者专业角度的过度概括(这种话甚至可以说有些类似于那种“世界是被某些财富家族/神秘机构控制的”一样是某种充满民科甚至阴谋论的论调),还有就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些对于某个社会现象和一些哲学思想的诞生的解释所列举和分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种基于分类的解释太过宽泛,能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往往缺乏统计学意义上的准确性),借助的更多是一手和二手资料和文献的整合和归类,更像是一种视野宽阔的文献综述而不是对于曾经被忽略的研究缝隙中的小的事实问题的确认和解决(还有确认事实的方法论手段的创新),采取的更多是一种后见之明,而社会科学关注的是更小的问题,是希望通过计量学等手法对于有限的几个变量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对于过去发生的关系和既定的事实进行预测的检验,所以社会科学的科普显然很难是某些历史学家的几个金句、几个所谓至理名言的组合,而应该是计算学对于方法论的应用基础的介绍。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和政治历史学家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事实的整理、归类和分析的方法不够标准化、统一和确切,结论和得出结论的方法比较宽泛,任意性比较强,这会影响到证伪的可能性和学者间的交流和互查。因此,社会科学中的计算社会学、政策分析和历史学是三个方法论层面上有一些壁垒的学科。还有就是,科普、书评、原创研究和文献综述等的写作方法都是有细微差别的,往往一个研究者或者作者没有办法同时都做好,也往往只能涉猎一到两种形式,就像一个文学家往往并不会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文艺评论还有文学研究(比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上全都做好,作者和研究者之间也是有壁垒的,好的研究者并不一定是好的科普作家,反之更是如此,好的文学评论家不一定能够成为好的文学作者,甚至可以说一些文学作者之所以可以成为优秀作者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往往不被一些理论和前提所束缚,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在并不那么严格和严丝合缝的规则和体系中遨游。yibaochina.com

所以说,如果定性研究不能正视和改善自己定义和方法论不清晰和不统一的问题,那么很多鱼龙混杂的牛鬼蛇神就会出现,一部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人文社科历史和数学统计的训练的人,自以为社会科学相关的主题讨论起来门槛很低,就会开始那种不讲证据、没有逻辑结构、没有方法论的烧烤摊上的那种高谈阔论的闲聊,然后公众就会以为社会科学和那些“领导力”、“营销”和“传媒”课程中的那种话术、伪科学和民科类似。这就像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说的,通往智慧的第一步就是给事物名字。我相信他这么说的原因是,没有明确定义的事物研究起来很难有章程,学者见讨论起来也很困难,毕竟现代科学不是谚语和格言的集合体,论文不是寓言和神话(当然,论文也没有文学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不需要不清不楚、模模糊糊、张口就来、直白粗暴的鸡汤、金句和名人名言。鸡汤往往第一眼看起来充满某种哲思,感觉挺深刻的,但是仔细想想证据不足、限定条件丢失,只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粗糙总结,不具有普适性和太大的借鉴价值,对于没有经过基本的统计学和社会科学训练的人来说,任何一句名言都可以显得格外深刻。这些名人名言往往不仅不具有社会科学的实证和数理基础,而且他们通过一些实例和道听途说映射的一些“人性”相关的结论总是缺乏现代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生物学、医学等的基础,只是作者张口就来的民科和伪科学,所以比起看这些心灵鸡汤,不如多阅读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者写的科普和文献综述的作品,轻易相信鸡汤不仅是人文和科学教育不足,也是一种不想要阅读一些更具有专业性的作品、只想要看一些轻佻悬浮的懒惰心理作祟。举一个例子,在社交媒体上很火的MBTI人格分类的测试,即便我们没有心理学的学科背景,单纯从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有些可疑的, 一方面是在做选择题的时候回答者往往自由度太高、任意性太强,不同的时间和场景里,不同的心情、最近的状态和人生阶段都可能有影响,所以比起一个MBTI,一个人的MBTI可能是动态的。另一方面是它分类不够细腻,对于不同人格的分类重合度比较高,而且描述也比较宽泛,有点类似于星座、血型和手相的占卜,当描述很宽泛和模糊的时候,占卜和测试的人总会觉得挺切合的、挺准的,但这样宽泛的分类和描述诉诸的是一种不能证伪的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仔细想想是不太能站得住脚的。yibaochina.com

举另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听到一个所谓的“人生导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来自于坚持”,那么你可以立刻判断这句话是一句废话,甚至是一句错误的垃圾话,一方面,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大概是某个成功的名人说的格言和名人名言,只是个人情绪的宣泄,不具有什么代表性和借鉴价值,是自己站在成功者角度,炫耀自己努力有回报、神化努力而忽略了出身、天赋和运气的作用的事后的过度合理化和自我高潮。另一方面,“成功”和“坚持”这些词汇在这样一句轻松随便的话里,根本没有得到定义和量化,我们都不知道这两个词的含义。同理,什么“成功的人都有怎样怎样的特点”,这句话往往也不过是鸡汤罢了,是一种具有幸存者偏差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过度合理化,忽略了成功巨大的随机性,而且如何定义成功,所谓的特点是不是说得太宽泛了,还有就是哪里来的数据调查等问题在这轻飘飘的一句话里都没有得到解决。当定义可以被随便操纵,我们就没办法证伪百分之九十这个数据,说这句话的人说百分之九十也好,百分之八十也好,别人都无法反驳,所以也失去了任何统计学和社科的意义。同理,什么“成功者都有这个/这几个特点”之类的句子也明显不具有社会科学的证伪性,所以只是废话,实际上多加几个、少加几个特点或者改一改描述方式等对这些不知道如何来的、大概率是自己以自己狭窄的样本量和主观的个人经历胡编乱造的结论都没什么影响。因此,对于我们不知道、不确定的,我们应该保持沉默,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清醒地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这就是为何实证需要编程软件,比如RStuido、Stata、SPSS、Python等帮我们操作化、描述分析、回归分析和数据呈现等)。一部分公众总是希望学者可以给出一个很明确、板上钉钉的大难,然而不仅理论和模型会因为新的证据和方法而有所调整,统计学意义和计量的结论往往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的,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很复杂,我们抵达结论的过程中所做的简化和限定条件都应该被充分说明,这也是为何名人名言的统计学和社科意义很低,能给我们带来的借鉴价值很有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习惯性地对于一些比较宽泛和广大的问题说“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清楚地明白现实中变量之间的关系,相关性和因果律是很复杂的,尤其是因果,许多因素在同时地互相发生和影响,因果的机制需要在许多因素的混合和变化中找到端倪并不简单,我们在分析社会现象的时候常常犯因果倒置的问题,在现实中因果的箭头显然不总是一个方向的,因果性不是可以张口就来、口说无凭的, 我们应该对自己下的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负责,况且很多理论和结论并没有在领域中被盖棺定论。yibaochina.com

一些并非相关专业的人觉得自己生活在社会里,对于政治经济有某些认识(主要来自于中小学的一些面向儿童的课内教材和课外阅读),觉得可以随便贴边,可是其实讨论和分析社会问题是需要门槛的(虽然可能不如数学、物理、生物和医学等那么高),是需要一些专业词汇和限定的框架和方式方法的,不是那种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坐在一起进行“好处”和“坏处”还有“机会”和“威胁”的那种MBA和市场调查式的头脑风暴(或者之前提到过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学者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之类因素宽泛的归类和列举。这种门槛对于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也是如此,大众眼中和社交媒体的营销号中所提及一些他们误以为是这个学科里面重要的金句、结论和理论等往往含义不明、以偏概全,或者已经过时腐朽,早就已经被淘汰,早就经过了跨学科、比较研究、横纵分析等的对其解释性、普适性和严谨性等的考察(有很多所谓的“冷知识大全”和“冷知识百科”也有类似的问题,它们对于一些结论的总结太简单粗暴,它们注重数量而不是讲解的深度,对于没有相关学科基础的人往往会造成偏激的误导和夸张化,不具有知识的严谨性)。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科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部分学科都已经有了很多细分的分领域,也有不同的研究手法和派别,三言两语的概括和鸟瞰往往太笼统模糊、细节和营养不足,然而如果细节太多的话科普就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门槛太高,对于阅读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要求也太高,往往为了帮助读者理解需要简化一些理论和模型(这对于准确度和完整度显然是有妥协的代价的),既需要学者对领域的知识和技术的了解来传道授业,也需要作者的可以不居高临下而是有亲切感、娓娓道来的叙述能力,所以说科普作者(还有高校老师)往往需要学者和作家的双场身份所具备的能力,但也可能两者都做不到极致(这也是为何好的研究者不一定是好的教授,虽然在大学的职业结构中这两者的身份往往是需要重合的)。所以如何找到一个专业性和可读性的平衡,如何能够达到精炼和娓娓道来对于科普读物的作者的写作手法还有信息的筛选总结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是基本上可以说的是,那些社交媒体上的营销号投稿的图片正中央的那些金句和名人名言等不看也罢,非专业人士看了以为自己入门了一个学科,其实是被以偏概全地误导了,根本不是有效的科普和学习。它们不过是在吸人眼球、哗众取宠,不过是满足和讨好了不了解那个学科的人,尤其是一些没有经过高等教育的人和青少年们的既定的偏见和自大的幻想。任何经过了一定发展和演变的现代学科,不论是自然科学也好现代科学也罢,都不可能被随便几句不加定义、限定和解释的话充分概括,比如说那些营销号罗列的心理学效应和行为经济学实验结果等,暂且不提这些营销号根本没有提到这些实验的一些局限性和结果的普适范围等,这些心理学效应也好、经济学实验也好根本无法代表心理学和经济学,所以负责任的科普应该对于一个学科的不同领域和一些重要的方法论给予相同重量的解说,而不应该只选取一些低幼审美者感兴趣的或者作者本人感兴趣的,尤其是一些轻松的不需要花时间思考的名言和金句,任何好的科普都不可能被读者非常轻松的、不花时间地就可以理解和消化,专业知识显然不像穿搭、护肤、美食这类分享那么轻浮随便,就像任何经典、留名千古的的文学作品都需要作者和读者一起付出一些精神压力去成就,都不可能是一些似是而非、敷衍了事的宣传文案和心灵鸡汤。正是因为大部分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中的学科已经变得越来越细分,研究手法也变得越来越精密,自然科学家往往无法对社会科学有太多评价,即使是社会科学中的不同领域之间也有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屏障,所以我们会发现某些学科和领域的博士、博士后还有专家学者们对于其他领域往往会说“不了解”和“不知道”,并不是他们谦虚,而是他们非常清楚学科细分和方法论复杂的这个知识分子圈和科研圈的事实,任何评价都可能是以偏概全、过度概括、漏洞百出,所以他们才小心自己不要把手伸得太长,提醒自己对自己的言论的准确度和可靠性负责,不去对不够了解的事情进行骄傲自负的涉及。什么都不说、在不熟悉的场合保持适当的沉默显然要比不分场合、油嘴滑舌、谈天说地、八面玲珑地进行烧烤摊上和出租车里那种胡说、乱说和瞎说强得多,金句频出往往代表着一知半解、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并不代表任何专业度,往往专家和学者不是反应慢或者嘴笨,而是了解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复杂性,对于一些想法和观点的表达更克制和审慎,还有就是被一些不懂行、没经过科普的人随便评论和谩骂的时候,他们往往懒得回击,因为这种讨论不仅无法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而且是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没有营养、给自己添堵的对线和争执,陷入没有经过科普和习惯了浪费时间的对方的胡搅蛮缠中对我们的生活是得不偿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等给了人类一些脱离混沌、愚昧和闭塞的理性和自信,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教导我们要学会保持足够对于求知的谦逊和审慎,不对自身的理性进行盲目自信和过度神话。yibaochina.com

同样,在女权理论发展在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文献综述研究之外,现代女权的研究应该被并入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框架和范式中去,应该提出更具体、可证伪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应该借助更具有数理和实证基础的方法论,对于概念的定义、操作化,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还有对于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评估应该采取更严谨的态度和更系统化的考量。这样现代女权的研究才能在它们启示性和人文关怀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理论的准确性有一个更负责任的自知、把握和评估,才能帮助学者通过更有效的检测方式发现和改良研究手法的局限性(控制变量缺失、相关性谬误、因果倒置是三个简单的例子,而且回归分析的一些可能不够现实的预设也包括homoskedasticity, 非线性和没有outliers之类的),才可能以更统一的指标和维度进行跨领域、跨时间的横纵向对比,才能不局限于单一国家而是在在对比中总结规律和发现更普世的理论,才能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查。除此之外,阻碍我们去提及和研究有厌女记录和倾向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等的女权主义行为是过激的, 毕竟对一些论述的反驳也好、补充也好的前提是先对它进行了解,直接武断地通过“厌女”这个词往他们身上贴标签还有对于一些人和议题的提及太过敏感是愚蠢的,是无法产生和促进有营养的学术讨论的,就像巴赫的厌女和父权情节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于他伟大的古典音乐的遗产的了解、判断和分析。yibaochina.com

有些人说用定量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没有人情味、把人数字化,然而社会现象太复杂,大量变量在同时变化,研究对象的个体数量太大,数字化是实现区域和时间段之间有效比较、建立标准化和系统化的方法论的桥梁促进学者间交流、互查、证伪和迭代、利用新的证据和优化的计量学工具、考察别的学者和旧的理论和模型在新的时代和更广阔的背景中的适配度、最终抵达更普世的理论的必要手段,所以这个指控站不住脚、不够审慎。有些定性研究的学者喜欢列举定量研究的一系列问题,然而这都无法对定量研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构成强有力的攻击和动摇,因为这些问题不仅被定量研究者自己看到、在自己的论文中被提及甚至全面地反思,而且不断在改良、创造、应用和评估统计学和计量学手法(这就是社会科学中叫做“方法论”或者说“研究设计”的分领域,它并不研究特定社会现象,但为不同分领域和主题的研究提供反思、支持和平台,也是为何一些研究者既有“substantive”也有“methodological”研究兴趣),这样的反思精神和不断改良的努力已经在帮助定量研究不断地远离虚无主义、不可知论、认知论混乱和神秘主义的笼罩。然而一些定性研究却在还在虚无主义中沾沾自喜、自我安慰、指点江山,所以甚至可以说目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定性研究对自己的局限性不够自知所以也没有改善的动力,而定量研究不仅自知而且在不断地进化,甚至实现“范式转换”,前者总是在指责后者的局限性,却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且对后者的方法论的自我优化不感兴趣、视而不见。有些人说“数据不会说谎”,这句话其实是不充分的,因为数据并不是铁板一块、非黑即白的,当我们看到一组数据,我们起码要想两件事,一件事这些数据是如何收集、处理和分析出来的,也就是方法论是什么样的,另一件事是这些数据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靠性和局限性是什么,所以说一组数据如何被看待、信任和使用其实也多多少少取决于我们分析和解读的方式。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喜欢发定性的文章,一方面是他们缺乏统计学和经济计量学训练,如果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过系统性的学习,之后再去学会变得很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诉诸一种“文化相对主义”中的不可知论,强调自己研究的民族和文化特殊性,然后以此为理由拒绝别的和海外的学者进行证伪和验证。一些中文期刊上的论文格外如此,它们逃避把自己粗糙的方法论和结论暴露在国际上以英文为通用语言的更前沿的学者和更完备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估的面前,所以也胆小懦弱、自我欺骗式地避免了一些基于方法论的批评,他们都不愿意自己的方法论被评估和质疑,所以也不必提它们的研究的可靠性以及是否能够为社会科学领域做贡献、是否能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yibaochina.com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不做一手实验,我主要是处理二手民调数据,所以例子不是实验,是民调研究,也就是观测研究,当然调查问卷也可以算作一种quasi-experiment),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分析甚至设计问卷调查研究的、研究兴趣在公众舆论、市民文化和价值观动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知道调查问卷中Likert Scale的“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选择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我们也清楚不同的回答者之间对于这些选项的理解和选项间距离的理解也是不同的。除此之外,不仅问题的设计会有缺陷,取样也会有各种缺陷,我们难以取样整个感兴趣的对象人口,只能取样一小部分人(问卷调查取样和发布的方式等会我们会oversample和undersample有特定人口统计学特性的人,比如教育和收入等),但他们不一定是随机、有代表性的,甚至可能隐含研究者的cherrypicking,而且他们回答也不一定足够仔细,而且可能有non-response和Do Not Know。但我们还是无法抛弃掉Likert Scale和人口取样,因为我们目前没有更好的选择(采访和口述对于记忆的篡改,比如悲惨化和美化不必多提),要不然我们就会让问题变得过于复杂和技巧化、不适合忙碌和非学者的回答者,要不然就要取样太多人花太多钱,所以实施上就显得不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以Likert Scale和取样去简化太复杂的课题,在后期处理问卷调查数据时进行sample weighting的调整和空间模型上的考量(当然,这样的后期处理也包含主观选择)。我们知道自己的统计模型有大量的假设和前提,明白自己在设计问卷调查的时候需要做大量的主观上(甚至看起来有些随意)的设计选择,我们需要在数据处理的有效性、便利性和可靠性和准确性之间做妥协,在这样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中选出对于研究者自己来说比较合理的选择,并且解释预设和选择的合理性,而不是算命和抓阄。不像一些定性研究者,我们在做妥协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在做妥协并且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妥协对于自己来说是必要的、负面影响对于结论的抵达不是那么大的,而不会把妥协自娱自乐地伪装、吹捧成自己的完美决定。yibaochina.com

受过专业训练的定量研究者不会说自己的研究就是完全客观的、绝对理性的,我们知道个人理性的局限,也知道自己方法论无法完全脱离主观的人为决定、偏见和偏好,模型无法完全脱离overfitting的问题,我们明白社会科学某种程度上是方法论的“艺术”,所以在论文中我们会尽量充分、仔细地解释说明自己的方法论中的一系列选择,和它们建立在怎样的预设上,尽量对于理论的统计学模型化还有分析和解读数据的方法论都给予相同程度的重视、缺一不可(比如我们会考虑和描述数据结构、变量性质、操作化方式、回归分析模型、统计结果和稳健型测试的选择等,尤其是对于因果推论,我们即使不是专家其实也应该明白在不同时间点的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量和参数在互相影响,变量之前并不独立而是相互依赖的,因果是建立在context之上的,所以在面对longitudinal/panel和cross-sectional的数据时如何处理内生性,如何处理spillover/contagion至关重要,所以使用econometric-spatial的技巧格外重要),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谨慎自己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特定课题的时候是否有足够充足的理论背景的理解和解释,是不是只是在单纯地确认变量之间的关系和进行事实分析,而无法对于理论本身的概念和发展对领域做出贡献。这种对研究手段和方法论选择解释也可以让学者间进行更便利的对话和互查,让后来的学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前人的研究的贡献和局限性,然后建立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的证据和计量学方法验证过去的理论和结论,让不同学者通过不相同的手法和模型对同样的课题进行多元的考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指无止境的崇拜和膜拜,而是指可以利用新的证据和方法论补充甚至推翻旧的模型理论(当然,有一种可笑的事情就是一个研究者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但是在自己的研究里却没有对局限性和研究缝隙进行任何解决和创新,也就是只会批判却不会解决。因此,虽然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设计包含着一系列研究者自己的主观的方法论选择,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会自我调侃自己的研究更像是一种“设计艺术”,总是害怕改变一些方法论中的选择会让结论看起来很不同,甚至会对自己难以改变的一些局限性在“科学”这个词面前有一种仰视的谦卑感,甚至有一种“冒名顶替综合症”觉得自己的“学术垃圾”配不上自己的头衔和成就,但它仍然远远强于定性研究的原因是它对于自己的局限性极为敏感和诚实,对于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和选择所建立的预设和条件有解释说明,它们不试图通过虚无主义的模棱两可的描述逃避他人对自己的方法论和方法论所带来的结论的质疑,也不沉浸在自满自足和沾沾自喜中刻板和狭隘地拒绝方法论的优化。那种逃避证伪和质疑、迷信“做自己”和“自己是最好的”的研究者,和那些心理年龄底下、审美低幼、把自己称作“宝宝”和“公主”的以自我为中心、不接受新信息、拒绝自省和成长、武断认为别人都是羡慕嫉妒自己的网红名人其实也没多大区别。yiba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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