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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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读“美帝”开办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英帝”扶持的专业（英国文学）、任职于国民党反动派媒体和“美帝”文化机构的知识分子（浙沪《东南日报》、南京中央社、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等），董乐山在四九年之后无产阶级翻身得解放做主人的新政权的眼中，无疑是一个来自旧社会、充当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双料“反动文人”，一个思想充满了毒素、灵魂很不健康的“黑帮学术权威”，一个应当接受新中国新社会改造和再教育的新闻界“渣滓”。
总之，这个新闻从业人员，是一个应该被打倒斗倒的万恶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因此当年，很多了解他背景的人想当然地以为，四九年之后的他，肯定避免不了成为一个“老运动员”的命运。
“老运动员”，这个带点戏谑、自嘲意味的合成词，指的是那些，在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受波及、捱整肃的人。
但事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自从一九四九年入职作为国家级通讯社的新华社之后，由于在业务工作上——不管是新闻收集、编排，还是文字编辑、校订、英文翻译——精通、娴熟、有经验且埋头苦干，董乐山受到了单位领导很深的信任和器重。
因此，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五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论是镇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洗澡运动，还是三反五反、三视教育、批胡风运动、反右倾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等，领导们为了能腾出手来参与这些政治运动，就将单位的日常业务工作，交由这位董姓业务干才主持。
这也正合他的心意。
一来他暗自庆幸，自己可以就此逃过一劫又一劫；二来他也向来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当官、整人、搞权术那一套更是反感，非常不屑成为政治积极分子，十分厌恶参与那些政治运动，而只沉醉于自己的文字和翻译业务之中。
也就是说，他并不汲汲于“红”，而只注重于“专”。
对于像他这样不识时务、与政治保持一份距离的家伙，可称之为“只专不红”的专家学者，或者用当时的政治用语即是——“白专”。
如此一来，他遂得以整日埋首于一大摞新闻文本、各类书籍和中英文资料丛中，并且不知疲倦，乐在其中。
有时，他会忆起四九年之前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和翻译工作。跟现在相比，那真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啊！没有思想镣铐，没有精神枷锁，没有新闻审查，没有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举国癫狂和胡折腾。哎，多么令人怀念，又多么令人惆怅！每每想到这，他都会在心中默念李清照的诗句——“物是人非事事休，载不动许多愁。”只是这样的心境，是不可以向外人吐诉、只能默默埋在内心深处的。
正因为此，他得以置身于五十年代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之外。
直到一九五七年戴上了“右派”帽子。
这一戴就是将近四年。
到了1961年，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幸运地摘掉了“右派”帽子、离开劳改农场。此后，陆续从事新华社的英语讲员、中央宣传部的翻译校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英文教学等工作，而没有像其他的“右派”那样，被剥夺工作、被限制人身自由，或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因此，他又逃脱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比如四清运动、社教运动、五反运动等。
也就是说，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年代里，他只在一次运动中被批、捱整。
那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
在六十年代的头几年里，董乐山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先后工作于新华社、上级主管部门和外国语高校，为即将出国的记者培训英语，为在校的大学生讲解英文，为主管新闻媒体的上级部门翻译校订。
对他来说，从事这些工作，并不算太忙太累。闲暇之余，他潜心于研究语言理论、翻译理论问题，论述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方法和技巧等。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撰写书评，热心推介国外有价值的重要著作。
无论是工作中的教学和翻译，还是闲暇之余的研究和写作，都是在为了实践他后半生的译介使命作准备。因此在忙碌中，他很有一份充实感。
虽说如今头上的这顶“摘帽右派”身份，仍然是受到监管和歧视的低等国民，但总算逃脱了牢狱之灾，摆脱了昔日劳改农场内那种过劳和屈辱的生活，那种被看管和受逼迫的境遇。对此，他已经很满足了。
倘若日子能一直地这样过下去，能继续从事直至完成他的译介使命的话，他想，这一生于天于地，也算是俯仰无愧了。
有时候，他竟天真地以为，今后也许不会再有什么政治灾祸，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他多么希望，生活能一直就这样过下去。
不再被打倒，不再被批臭。不再被劳改，不再被关押。
可国家政权最终还是没有放过他。
也就是说，经历了将近四年的劳改生涯，政治灾厄并没有在这位翻译工作者的人生行程面前止步，就此打住。它就像是往苍茫大海深处退去的潮水，重又翻涌而来，呼啸着，嘶嗌着，惊扰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又像是一阵来势汹汹的龙卷风，气冲霄汉，骇人视听，吞噬了一副文质彬彬的眼镜。
这一次，是什么样的政治灾厄？
它，就是华夏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场国家恐怖主义运动。
而它，居然是冠以“文化”的名义，高举“革命”的旗号；并且，是气吞山河的“大革命”。
在这场浩劫中，这位前“右派分子”再度受到冲击。批斗、抄家、虐待、侮辱、关押，这种种厄运，他无一幸免。
他先是被关进了“牛棚”——原专指供牛居住而搭建的棚子，现用来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场所。一般由木头、石头或茅草搭建，是一种生活居住条件极差的简陋处所。
在“牛棚”里，他受到长期的拘押、审讯和逼供，还动辄受到随意的辱骂、批斗、殴打、提审；以及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强制检讨和强迫认罪。
因为不愿意诬陷他人，董乐山在其所在的“牛棚”里，是被关押时间最久的一个。他一直被关在里面，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与他同时期被关押的一批“牛鬼蛇神”，均已早于他之前，被从“牛棚”释放回家了。
后来，他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市明港镇的“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改造。
“干校”是“牛棚”的延伸，是“文革”期间针对各单位知识分子所兴办的劳改场所。
在“干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学员们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中，由军人或工人加以管理。在“干校”里，按规定学员要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毛语录歌；每日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甚至还要参加野营拉练。
在“干校”，体力劳动包括田间劳动（种田、种豆、种麦等）、菜园劳动（挑粪、养猪等）、建筑劳动（盖房、打井等）等。至于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改造，则不脱马列毛主义思想、阶级斗争学说，等等；此外，当领袖发出最高指示、中央下达最新运动要求时，干校则成了“应景学习班”，随即组织学员们进行集体政治学习。
平心而论，“干校”虽说是“牛棚”的延伸，是变相的劳改农场，但火药味比之“牛棚”要稍淡一些。在干校，批斗已降到次要位置，也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劳动强度比之劳改农场来说，也要略小一些。对于像董乐山这样的分派到“干校”来的前“右派”而言，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比之过去的劳改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也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
时光来到了1972年。这一年，已是“文革”的第七个年头了。
一次，他在“干校”劳动时，由于当天疲劳过度，到了傍晚，在扛着建筑木材装上拖拉机时，天色已昏暗，朦胧之间他一脚踩空，一不小心从拖拉机上摔跌了下来。
慌乱之中，他以左臂撑地，以致左臂骨折，疼痛不已。左臂的伤情，严重影响他今后的劳动和生活。
由于在明港附近乡镇小医院医治无果，他这才获恩准，回京接受接骨治疗。
由此，他这才结束了“文革”期间的“牛棚”、“干校”生涯。
同时，也结束了他此生的“二次政治贱民”生涯。
微风吹拂大地，吹过又一个黑夜，如今这夜翻过了一页。荷月而行，他从长夜的尽头走来，像提着灯笼的城池守望者，又像在夜间啁啾鸣唱的夜莺。
日子又过了好多年。
时至1979年，他的人生出现重大转机。
这年，在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推动下，他的右派错划问题被改正，获得平反。
这顶戴在他头上长达二十二年的政治帽子、坏分子标签，终于得以摘下。
他宛若新生。
他不知道该为之喜，还是悲？
他不知道该为之欢笑，还是痛哭？
他有些茫茫然，有些不知所措，又有些如释重负。
这就是一个宁波籍译界文化人在新生红色政体下的受难经历。他有如一株小小的绿色的荷叶，当天地变了颜色，兀自在浩阔的湖沼中飘动，逞娇呈美，却被一阵又一阵狂风骤雨劲吹，摧折，终于莲蓬散落，断茎交错，静静而无力地漂浮。
9
如今这绿荷，这株漂浮在湖沼上的绿荷，已然失去了昔日娇姿，却收获了沧桑之美。
这份沧桑，缘自这二十多年来他的经历，他的苦难，他的受辱，他的蒙冤。
如今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可是，他已经不再年轻。他年已五旬有五。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
抚今追昔，他只感到说不出的痛心切骨。
而年轻时左派信仰的幻灭，少时理想追求的破灭，是他心里面最深的痛。
一种肝心若裂的痛。
如果说五七“反右”，让这位译匠的少时左派信仰遭到重创的话；那么，十年“文革”，则宣告了他年轻时所持的“共产主义救中国”的信念或憧憬的彻底破灭。
本来，目睹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在三年大饥荒之后当局似乎有所反省，有所收敛，他本人戴上了“右派”帽子数年后又摘掉了帽子，工作生活上稍微有所喘息。但是万没想到，一场更大规模堪称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八荒，如盲风暴雨般，荡涤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最后一丝文明。在暴风雨中，他有如枯竹般倒下，内心充满悲愤。
对于这片古老的土地来说，那闪闪的红星，就像是一尊以慈慧之姿现身的恶煞，一甲子以来盘旋在长江黄河的上空。只有那些独异而属灵的灵魂，才能看清它佞邪狂谬的真身。
可一旦看清，就将陷入更深的悲凉和绝望，在没有星也没有光的暮夜里彷徨，踽踽独行。
辗转于牛住的棚子、军事化的干校、癫狂的帝都，这个人手足胼胝、心旌神伤。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看到不远处萧瑟的高粱地、眼前的耐火砖、煤堆、砂石、凄淡的农田、猪圈、粪池、露井、攒动的红宝书、醒目的大字报、脏污狼藉的黑画、群众专政、知青下乡、学者自尽、文物毁损，我苦难的国族啊，爱你最深的人怎么能无动于衷？
十年的内乱、三十载的劫难、一甲子的祸殃、千千万万的冤魂……生于这尘世间，有什么值得谱一曲恋歌？所谓人生，只是一场接一场的无妄之灾，一日复一日的年华虚度；而生养我的这块土地呢？业已沦为被无常操控的“罗刹园囿”、“食人部落”，陆沉的神州大地。回忆起年少时曾那样热烈的崇信，我羞面见人，愧悔无地。
痛悔，失落，颓伤，近乎绝望，他的心弥漫着一片混沌般的空白，无以言表，欲哭无泪。恍惚间，他仿若听到了来自高远天庭的声音：目力所及，一切皆为虚空。从生到死，尽是劳苦愁烦。译书人呀，当看透万事，参悟归正，不可耽溺怨苦之中；人生苦短，脱去缠累，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吧。
这声音轻柔，迷蒙，却清晰似在耳边。
这是振聋发聩的时刻，像蚁蚕吐丝结出了茧，似蒲草生长抽出了芽，如蚯蚓缓缓爬出了地土，仿佛荷叶露出了尖尖角，有若黑云压城时炸出了疾雷……终于，迷茫的云雾中泻出了蛟电，污浊的泽淖里淌出了清水，料峭的春风吹醒了酒意，破梦的钟声浮现了花影。在他的一方精神天地，已然混沌初开，已然幡然晓悟。
这一刻，他从新得力。
于是，他重新接续了自己在六十年代初的译介使命——向国内译介那些“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外国人文社科书籍。
他首先翻译的，是两部国外久负盛名的反极权主义小说。
它们，分别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出版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出版于1940年）。
在政治讽喻小说《一九八四》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被设定于1984年——这个年份是作者奥威尔写作此书完稿（1948年）的三十多年之后，反映了奥威尔对未来人类社会的虚构、想象和担虑。
《一九八四》描绘了未来世界的某个超级大国——大洋国。在该国之内，整个国家由党所支配、推行极权主义、实施压抑性统治、政府监控无处不在、社会生活充斥着政治宣传和历史否定主义（篡改和歪曲历史）、党雇佣思想警察去迫害个人以及个人思考。
这本政治讽喻小说所描述的场景，参考了当时苏联人民的真实生活情状。奥威尔曾表示：“《一九八四》主要是基于共产主义而写，因为共产主义为极权主义的主导形式。”
相较于《一九八四》的虚构和想象，《中午的黑暗》则注重写实。
《中午的黑暗》一书作者阿瑟•库斯勒，26岁时（1931年）曾加入德国共产党。出于对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反思，他在33岁那年退出了共产党，思想逐渐趋向自由主义，最终写出了斥责苏联大清洗、控诉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小说——《中午的黑暗》。
接下来，董乐山又翻译了一部三十万字的《奥威尔文集》，包括这位反极权主义作家的诸多散文、随笔、书评、日记等。通过这本文集里的众多文章，可以看出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由好感、受欺、识破到批判的心路历程。
在奥威尔的这本文集中，有一篇《我为什么要写作》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董乐山对于自己译介工作的自白：
“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生产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可怕的）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董乐山，这位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译者，这位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远东同道，也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有一个可怖的事实要引起世人的注目。
他的译介，也反映了他内心反对极权主义的呼喊，表达了他呼唤一种人道和民主的制度体系——一种迥异于现实中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和理念——的心声。
他的眼眸，已不再追寻天边绚美的辰星，而俯首脚下坚实的大地。
10
在晚年从事译介工作的过程中，董乐山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一个成语：吐故纳新。
意思是，吐弃出污浊的气息，吸纳进新鲜的空气。
引申到社会生活层面，则是扬弃旧的、不好的；吸收新的、美好的。
“吐故”和“纳新”，构成了他晚年译介工作的两翼。
上述译介国外批判极权主义著作的工作，无疑是“吐故”。这，只是他译介工作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自然是“纳新”。
吸纳什么样的“新”？
作为一个忧心国族前途命运、关心人类文明进程的知识人，他在通过译著抨击极权主义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这片土地的未来前景、制度重建，乃至于，国魂重塑。
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降中国诸多吸纳现代文明的人文知识分子一样，这位译界学人也是一个推重现代文明的人。
他尤为看重的，是近五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人文精神和宪政民主理念。
尽管他并没有像当代经济学者兼思想家顾准那样自称是“西方主义者”、“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但我觉得，他也是。
这里所说的“西方文明”，既包括西方的精神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还有观念理念文明等。比如，西方的文艺、哲学、美学、史观、政治观，等等。
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笔耕不辍，译著频出。
这二十年，是他一生翻译生涯的工作高峰期、爆发期，也是他平生译著作品的高产期。
他仿佛在跟时间赛跑似的，想要尽力弥补过去因言获罪而失去的光阴，每日里伏案工作、夙兴夜寐、目不窥园，埋首于由书籍、资料和译稿组成的堆积如山的文字丛中。
这二十年，他基本上是以每年一本的速度，进行着对外国作品的翻译、推介工作。
这样的成绩，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陆的翻译界是令人咋舌的。何况，其中还有不少的大部头译著。
这一本本的译著，是这位译界志士呕心沥血的结晶、痛定思痛的觉悟。它们的重要性在这个颟顸、蒙昧、长期闭关锁国的国度里，显得尤为突出。
走过童年和少年、青年和中年，如今到了老年，他像一座蕴藏已久的火山，终于喷发出炽热的岩浆，散发出霭彩夺目的光芒。
他这连续出版问世的一本本译著，正是岩浆，是光芒，是哺育国族精神世界的粮食和饮水。
事实上，身为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其单位对他并没有翻译国外著作的工作任务。之所以发愤译述、产量惊人，乃是出于他因衔冤受难而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种对黎民百姓、对国家民族、对人类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于是，一本接一本的译著接连问世——
《古典学》，一本关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入门读物，经由两位身为古希腊研究学者的英国作者的妙笔，可以一窥古希腊精奥、庄丽的文明史；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本简明西方主流思想史著作。该书从文艺复兴开始，从历史的宏观角度，谈及人文主义在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领域的影响。
《苏格拉底的审判》，该书作者、美国资深报人I.F.斯东通过著述，探讨了言论自由的源头、民主与自由的矛盾性、民主政体的缺陷及其潜在的危机，以探索如何完善民主、保障个人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基督的最后诱惑》，以历史小说的形式，通过讲述耶稣基督的一生，为在凡俗世界上挣扎的人们树立一个典范。为了争取心灵的自由、灵魂的安宁，耶稣不断地与各种束缚争战：肉体的欢愉、名利的诱惑、国家和政权的权威、对痛苦和死亡的恐惧等。
《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一部美国的断代史，讲述了从1932年美国大萧条期间、到1972年水门事件的四十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变迁面貌。
《囚鸟》，一部以荒诞笔触嘲讽现实的黑色幽默小说。作者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以此小说传递“不要被规则驯化，勇敢做个不平庸的人。”的思想。
……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现代思潮纷至沓来的时候，国人普遍表现为一种排斥、惊恐和阻拒的态度，正如鲁迅所说的大叫一声“来了”，有“吓怕的”，有“很不高兴的”，有“神经可就衰弱过敏的”……
对于这种固步自封的“闭关主义”，鲁迅呼吁国人要有开放的胸襟，要勇于吸收异域文化，“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也就是采行——“拿来主义”。乃因为，“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
遥想当年，鲁迅考虑到引入异域文化对于启发民智、变革传统、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故而把翻译提升到了与创作同等的地位，反对“崇拜创作”、“贬低翻译”，推崇那些带有“启蒙主义目的”的翻译工作。
在鲁迅看来，一个真正有理想的翻译者，应该具备玄奘那样的献身精神。而鲁迅自己的翻译实践，就如同从外国窃得火来煮食自己的肉，甘愿成为一个有如普罗米修斯的受难型译者。
董乐山的译事工作，即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拿来主义”。
董乐山的译事工作和成绩，有时候我想，倘若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想必也是欣慰的。
而他本人，可谓二十世纪下半叶翻译界的启蒙者，一个理想主义的译者，一个清身洁己的受难型译者。
11
1999年1月中旬，在董乐山即将步入生命终点的前几天，他的一位比他年轻32岁的忘年交、编辑兼作家友人李辉，赶到北京协和医院去看望他。
那是一个凄冷而伤感的日子。病榻上的他形容憔悴，脸色暗黪，却有种想要把心里话毫无顾忌地说出来的急切。
他已预感到了自己的生命正进入倒计时。
他有话要对知己友人诉说。他想要一吐为快。
可是，他又欲言又止。
在李辉对他讲述正在进行的译事时，他起初很安静地倾听，面色似乎很平静。突然间，他在病榻上一把握住李辉的手，喃喃说了一句：“我没想到原来的追求……”
李辉后来回忆道：“他在说由热变冷的迷惘和失望，他在力求用简洁的几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一生。说到这里，他把头转到另一边。他落泪了。这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强烈地感到他已经知道生命正在走向终点。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他的话十分简短，我却感到他是在用全部生命把它讲出来。”
经由李辉的追忆，让人看到这位译界老人临终前的迷惘、失望、叹悔，及一种溢于言表的悲苦——或者说是，悲愤。
有段时间，我很想知道他那次在病床上对年轻友人的遗言原话。但是，在搜索了李辉的几篇回忆文章之后，却仍然不得而知，均是只有这么简短的一句“我没想到原来的追求……”。也许，他当时确实只说了这简短的几个字；也许，是曾任职《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编辑的李辉，在国内撰文和发表时，有着身不由己的难言之隐。
后来，我终于在另一篇载于广州《南风窗》杂志的新闻报道中，读到了有关上述遗言的更多信息。
在那次与李辉晤面之前不久，他在和侄儿董森林的一次谈话中，更多地袒露心迹。
据董森林后来回忆：“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
文中的“三叔”，即是在家中一众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的董乐山。他上有两个兄长，下有弟、妹各一。
我多么想从凡俗的角度诠释他当时的悲苦，生老病死，罹患绝症，病痛折磨，大限将至。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回望了他这屡遭灾厄和冤狱的一生、追溯他超尘拔俗的心路历程后，只有那些不明事理的人，才会把不平的怨气对准肝硬化、肝癌、天定的衰老和死亡。
我想，如果说他晚年的悲苦是“果”；那么，“因”的种子，其实在他人生的早年，就已经种下了。
一个浙东商贾之子，一个少时离家的寻灯人，而后由于外敌的入侵而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土上避居租界的人，一个自小流连于缪斯殿堂的文学少年，一个二九年华即已成名的剧评家，一个长太息只因为哀民生之多艰、惜国步之艰危的热血青年，把公正和公平的梦别在胸前，渴望着国族的革故鼎新、民安政通，在谛听了一番外来的散发着太阳般光芒的崇高学说之后，眉舒，目展，继而倾心，憧憬联翩。走过大半生岁月，才发觉那只是黄粱一梦，灯已灭，心已碎。
而他，到晚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竟已荒废了半生光阴，只剩下残年暮景，徒叹乎似水流年。
真是一失足顿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啊，他想。
不单是他个人蹉跎自误、错念平生，数十载岁月他还耳闻了万千奴隶的哀号，目睹了众多冤囚的泣泪，见识了腥风血雨的恐怖，深味了强辞和妄语、谬说和谎言。因此在他心中，长期以来深埋着无人知晓的悲苦和绝望。
灯火阑珊之际，他仿佛看见神的羔羊循着暮夜的草地踏月而来，神的使者在旷野里屏息注目，眼眸如同晶波，骆驼毛的衣服上洒满了皎月的清辉。羔羊缓缓地说，你们要当心，不要受人愚弄。许多假先知要出现，迷惑人心。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那一刻他愧悔无地。
他已经无地自容。
曾经，五十年代的丁酉之祸使他横遭荆棘所刺，惨被蒺藜所伤，弄得遍体鳞伤而又戳心灌髓；六十年代伊始的十年劫乱，更让他亲历了披着羊皮的豺狼的残暴当道，他一颗夷伤的心，渐渐地已零落成泥碾作尘。随着七十年代末吹来了一阵春风，让他一度死去的心又再度苏醒，如大地复苏，麦苗返青。
可好景不长。苏东的剧变、柏林墙的倒塌、亚非欧诸国红黑旗的倒下，这一幕幕变革的景象，让他看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而京城的枪声、长安街的履带，更让他感到一股坠入冰窖般的透心寒意。走过大半个世纪，活到如今这把六旬奔七的年纪，他的精神世界从未有过如此的山崩地陷。在这人生的终场，他终于大梦初醒了，却同时又生出无尽的沉入地狱的悲凉和绝望。
这是一种此生从未有过的大悲凉、大绝望。
梦醒了，他却已无路可走。
梦醒了，可他已时日无多。
从此后，所有的风景都暗淡无光，所有的琴弦都发不出乐音，所有的旅途都铺满叹息，所有的梦境都只剩鸟哭猿啼。羔羊啊，你先去往橄榄山上，我随后就到。我和你一样，举杯时心里充满忧伤，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他的悲凉，缘于他的良知和狷洁。耽味着神州的地狱变相，他不屑与黑暗共舞，又哀怜黎民的苦难，只得终日躺在尘土里，像杜鹃一样啼血。
他的绝望，是有感于大好河山竟沦落为“非人间”，回溯少时信仰，不曾想竟被巨大的黑暗所吞噬，更无所希望于未来后的一种对国族前途命运的大绝望。从此，余生苟活着，就连虚空也是虚空，绝望也会绝望。
在这九十年代喧嚷的尘世间，他踽凉于孤坟之上，影子被死火焚烧，只剩下伤口和血痕。
置身繁华的都市，他却宛如身在荒原。四旁无不冰冷，脚下有火焰在，前方是坟，周遭是空虚中的暗风。他绝望，他呐喊，哪儿是出路？哪儿是天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南京一家出版社仰慕这位译界巨擘的大名，专程前往北京他的住处，邀请他重译宗教界的经典著作——《圣经》。
这家南京出版社告知董先生，该社已与有关的基督教会团体商谈好此事。等董先生翻译出中文版后，由基督教会有关方面进行审订。
考虑了一番，他对南京这家出版社在表达了谢意之后，予以了婉拒。
理由是，他认为，重译《圣经》工程巨大，应罗致一大批人才，成立一个专门的翻译机构，耗费十年、二十年甚至三、五十年来进行这项工作，非自己一人所能完成；再有，《圣经》英文版历史上有多种版本，倘若要重译，那么就需要对这些版本加以对照、参考，因此工作量十分庞大，非常人所能胜任。何况，自己年事已高，精力不济，难以从事这样一项工作量如此巨大的翻译事务。
在考虑重译《圣经》一事时，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年少时就读教会学校的经历。
他在8岁那年因为私塾被取缔，故而转入宁波的一所教会小学。后来，毕业后又升入教会初中。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断了他的正规学业，中断了他的教会学校生涯。那一年，他13岁。
回顾自己童年少年时代那几年的教会学校生涯，有关《圣经》的知识内容、基督教的一些礼仪规范、以及基督教的部分神学教义，如影随形般出现在童年少年董乐山的周围。时隔几十年之后，依然在这位译界老人的脑海里浮现，回旋，挥之不去。
此刻的他，像旧约圣经里命运多舛的大卫王一样，发出了声声忧伤的追问。上主啊，何处是我的青草地？何处是使我灵魂苏醒的溪水边？可否来抚慰我深沉的愁苦和艰难、那使人心碎的叹息和哀痛？
这是他数十载深藏于心的追问。
这份忧苦、悲愤和郁抑，对于接近他的亲友来说最能感受得到。他们在回忆时或用语言或以文字，把一个数十载被时代大山或体制高墙沉重压抑着的翻译家的形象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据他的侄儿董森林回忆起对三叔的印象：“沉默寡言，唯恐万一失言招来麻烦。”
据他的四弟董名山的回忆，三哥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生离死别，而是理想的被出卖和破灭。”
据他的二哥、旅美学者兼作家董鼎山回忆道：“从此，我几乎每年回国一次，应邀讲学或探亲，每见到他，我总觉得他好似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一九八一年我邀他来纽约我家住留三个月，谈话机会多得很，但一提他的受折磨经历，他就闭口不谈。他对美国的新奇也似乎没有兴趣，不时在客厅踏方步深思。某次我说要带他到纽约文化界出名的格林威治村散步，他竟没兴趣。”
然而，对他来说，愁苦并不等于颓废或萎靡；压抑，并不意味着消极或逃避；绝望，也并不代表就走向厌世主义。
相反，这位宁波籍翻译家选择了与命运抗争，与黑暗对峙，与笼罩周身的绝望周旋到底。他深知高墙的刚巨、极权黑夜的漫长，但仍执意做一个在文字中使天地在自己眼中变色的“叛逆的猛士”。
尽管垂垂老矣，但他不并甘心就如影子一般的死掉，遂背起浸透了血与泪的十字架独自前行，只为了在这个罗刹国度呼唤一个未来的“人国”，创造一个属于未来的“人的时代”。
在咀嚼着愁抑和绝望的日子里，他并没有空自嗟叹，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字工作中去。
明知会徒劳无功，他依然选择了抗争。
他抗争的武器，就是一支译笔。
他创造的工具，也是一支译笔。
放置他的这支译笔的，是一处他命名为“不问春夏秋冬楼”的小小陋室。
他晚年的笔译文字工作，正是在这间简陋狭小的居室中完成的。
他之所以将这间居室命名为“不问春夏秋冬楼”，是取自鲁迅的七言律诗《自嘲》中的最后两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是一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里的社科院单位宿舍。自从他于1979年获得平反、被安排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后，单位分配给他一家三口这间面积狭小的宿舍。
因为工作性质（美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的缘故，他不必经常去单位，而是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在家中工作。
这间小小的身兼四用——饭厅兼客厅兼书房兼卧室——的宿舍，真是名副其实的斗室——小得像斗一样的屋子。
房间里没有座椅，只有两张单人木床、一张小桌子，和一只旧樟木箱。床底下，放置着他长期积累的几千张英文单词卡片。
平日里，他要么坐在旧樟木箱上，要么坐在木床上，在床前的这张小桌子上伏案译书、埋首撰著。以致于，当他的二哥董鼎山前来探望时发出哀叹：“乐山在我们挤坐的小木床（房中没有座椅，只有两个木床，一个小桌）床褥下抽出三集破破烂烂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译本，我不禁一阵辛酸，一面敬佩他在艰难环境中的成就，一面悯怜他们生活条件的苛刻。”
虽然身居陋室、蜗居斗室，他却心怀国族和人类的前途命运，以致于长年勤勉不懈、孜孜不已。
他想要用自己一双握笔的手，在一片人文和思想荒芜的沙漠上，尽量多种植一些绿茵茵的青青琼草。
如此的勤勉译述、长年如一，使他成为华文世界翻译界乃至人文、社科学界公认的多产、高质量的翻译家，甚至被誉为“翻译家中的翻译家”，直至著作等身、影响深远。
并且，甚为难得的是，翻译界和文化学术界公认他的译著，具有思想性或启蒙色彩。
他的社科院同事、学者兼翻译家资中筠，在纪念董乐山追思会上说：“老董十年前（1989年）就得肝炎了，许多人劝他休息，但他却这样多产。我体会到对他来说，写作、研究、做学问就是他的生命，他就是靠这个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精神。他到晚年文集一本本地出，心无旁骛，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精神，因为这一代知识分子（被）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资深编辑、出版家沈昌文则认为：“董乐山先生的选书有思想性，不单纯为翻译而翻译，董译有启蒙作用。”
另一位作家兼学者对其译著，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董乐山的翻译作品得风气之先、开国人眼界。”
而传记作家兼编辑庞旸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译作无一不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能对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产生较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作为翻译大家的董先生和一般翻译匠的区别。他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一枝译笔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2008年末，在中国大陆一家南方报纸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本书”评选中，董乐山的三本译著榜上有名，包括他的译著《1984》、以及另外两本由他领衔或参与翻译的译著：《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
也就是说，在这30本最具影响力的书中，董乐山一人就占了其中的十分之一。其影响力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二十世纪末叶华文世界的黄钟大吕，发出震耳的乐音，直指世道人心，余音袅袅于当世，直到未来。
这是暗世的强音。
这是浊世的清音。
12
虽说这位译界匠人晚年译著丰厚，驰名当世，影响力贯穿当世和未来，但每次只要想到他于上个世纪末的那个冬日夜晚因癌辞世，我仍然会感到一阵深深的惋惜和遗憾。
因何而惜？为何而憾？
惋惜他的过早离世。遗憾他的未能多留下一些文字。
什么样的文字？
——只有这个名叫“董乐山”的人想译、能译、想写、能写的文字。
按理说，他以七十四岁之龄离世，早已超过了中国大陆法律规定的“老人”之年龄——六十周岁以上，虽说比不上其他活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之长寿，但也绝不能说是“英年早逝”，本不该苦惜伤惜、叹憾怅憾的。相反，他在晚年以高产、高质量、启蒙性的译著蜚声文化界，成为二十世纪末叶华文世界的文化名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可以说是福寿双全。可是，我，一个后辈写字人，依然对他的离世有种“早逝”的感觉，也依然是惜之切、憾之深。
之所以生出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总觉得，倘若天假其年的话，他应该还有一番作为，还会多产出一些译著和文章。他在晚年也确有一些翻译、撰文的计划，因为罹患重症而半途而废、未能完成。并且，他在上个世纪末叶的大陆翻译界实属“独异者”，这些译著和文章，唯有他才会去构思、译介、撰写、完成。
比如，他在1989年之后开始撰写自传，此后陆陆续续写了七、八万字，就因故搁笔了，距离他构思的二、三十万字的自传还不到一半；
又比如，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还想继续翻译出一些外国作品（包括美国报人I.F.斯东的其它著作、西方有关人文主义的著作、有关美国文化和社会问题的著作，等等），但未能动笔；
再比如，他也有意再写一些有关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杂文、随笔，也未能如愿。
对于喜爱他的读者来说，对于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社会来说，这真是遗憾之至。他的自传最终未能完成、进而出版问世。他的其它翻译、写作计划，也未能如愿进行，进而传诸于世。
晚年的他，作为一名职业翻译工作者、研究人员，无论是他的志节、识见还是著述产量，在同时代的翻译界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个令人瞩目、仰之弥高的启蒙型译者。回顾他的生平、文字生涯和文字成果，我的脑中屡屡冒出“大器晚成”这个成语。
他从少年时代即开始执笔为文，从此后读书写作、翻译著书将近一甲子，几乎贯穿了他的整整一生。但他一生文字工作的最佳状态、也是他此生最有创造性、悟性和光芒的时期，无疑是他的晚年，也即，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早年的学术积累、中年的屡遭苦难，全都化为了他晚年时期文字工作的养分，以致于才思勃发、后劲十足。历数其文字事业的成就、其有份量的译著和文集，大部分是在他年近六十之后才完成的，正应了三国时代曹操的那几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遗憾的是，正当他才思处于巅峰状态之时、文字工作会有更大作为之际，却被无情的病魔压垮，倒下，最终夺去生命。
他被内心的愤火过早地燃成了灰烬。
他再也打不开书，提不起笔，用不了脑，写不了字，为当世和后代留下一点精神财富了。
他倒在了二十一世纪来临的前夜。
无疑，是长年的劬劳苦思、勤勉译述，以至于过度劳累，加上长期的悲愤、郁抑，最终夺走了他的健康，以致生命。我这么说，并不是凿空之论，也不是向壁虚造，而是有案可稽。请看——
广州的一本政经新闻杂志在报道其生平著述时这么说：“过度劳累的工作夺取了董乐山的健康。”、“一位瘦弱的长者，屋子里是一股煮中药的味道，令当时的每一个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摘自《董乐山在“1984”》一文，刊于《南风窗》2009年23期，2009年11月4日，特约记者 冯翔）
和他同为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潘小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董先生）何以这么累？当年的董乐山并没有翻译书的工作任务，译不译、译什么、译多少，都是他自己说了算。翻译的方向和效率，都是董乐山自己选择的。”
身为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艺研究室副主任兼译审的潘小松认为：“如果不翻译这么多书，而是好好休息，他不会死那么早。”、“董乐山绝对是积劳成疾。”
“我想他的心灵势必受到了创伤，心情抑郁使他后来患上了不治的癌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兼翻译家、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在谈到董乐山时如此说。
北京女作家兼出版社编辑庞旸认为：“董先生死于肝癌，而这种病很大程度上正是长期郁闷不舒的结果。精神的活跃和性格的内敛形成的反差，也使他难以对命运的摆布真正释怀。”
我在上述这些证词面前久久停凝，注目，反复诵读，揣想着这位译界长者晚年的过度辛劳、抑郁寡欢，及病榻上的病痛折磨、治疗苦楚。
这样的揣想，让我在静默中痛心伤臆，而必须轻拍胸口以安抚揪心的心脏。我知道，无论在揣想中怎样揪心，比起他晚年的癌病之痛、悲愤之痛来，也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样一个不懈引介人类优质精神产品而奋笔译述的翻译者，在荒漠里栽种青草的耕耘者，怀揣知识人使命的盗火者，揭开极权面纱的揭弊者，忧心国族命运的启蒙者，在他一生中，遭遇各样的不幸几乎是命定的。从青年到中年，这个人屡遭厄运，半世坎坷，等到老年时终得安心译述，大展宏图，却又被病魔袭击，缠身，倏然倒下，直至化为尘土。
我的心好痛！
在他死后两个月后，1999年3月的一天，家人依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带离中国。
他在这片土地上的忧苦辛劳，就此结束。
他终于得偿所愿，魂归异域，骨灰流亡。
他的墓地，被安置于美国加州临近太平洋的一处山岗上的陵园里。
他的骨灰安放处，坐东朝西，面对太平洋，遥望着远方的东方故土。
1930年，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死时，女诗人茨维格耶娃对他的评价是：“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
1941年，女诗人茨维格耶娃死时，苏联作家兼记者爱伦堡对她的评价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活，作为一个人而死。”
今天，回望上个世纪末一代译匠董乐山的死，想起上述这两位前苏联诗人死时、他人作出的挽联式评语，我在虚空里触目兴叹，同时，生出了些许欣慰，为他醒悟后的毅然埋骨异域。伤感和欣慰之余，我的脑际盘旋着一句类似上述挽联式评语的话。
且让我，一个后辈写字人，以这句话，作为向这位前辈译家的概括式敬语：——“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人而死。”
这个人，这个译人哟！
生前，耻于与黑暗同行；死后，拒绝与黑暗为伍。
活着，在此地，追求自由和尊严；死后，到彼岸，拥抱自由和尊严。
写于二零二四年二月至六月，美国威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