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力哲：解决“六四”问题必将有赖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整体改革

　　二十三年来，当我们谈论到如何解决“六四”历史问题、如何给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盖棺定论时，人们总会提出无数出于各自不同观点的看法、方案、呼吁。那场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然而当民运人士、改革派官员、民间维权者和相关学者再次回望那段猩红斑驳的民主运动的“血路”时，不仅不会对这段看似被岁月尘封的历史感到懈怠或厌倦，事实反而是，当我们愈去回顾历史，愈去思考如何去面对过去以改变将来时，我们就愈能深切地感受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六四”这段历史并没有因其时间的隔阂而失去它应有的现实意义。廿余载以来，倾心于民主自由的各界人士都曾对这一命题提出过自己的反思与建议，然而，在看待这些互有异同的主张观点时，也许我们应该首先去考量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只有明确了解决困境的基本前提，理解了走向民主的根本条件，我们才有可能切实去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方案、去做出有效的推动与变革。

　　之所以“六四”这一话题，在今天仍然有着历史的鲜活性与现实的紧迫性，根本即在于，当下中国大陆的政治体系仍旧是当初那场民运所要反对、所要打到的对象，正因为当前的大陆政治体制依旧是反自由民主、反思想言论自由的，自然我们才会有平反“六四”的需要，才会有借平反“六四”以推动中共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解体从而逐步迈向现代民主的多党政治的需要。从这一大背景看去，我想一个基本的前提共识应该得到普遍的认同，那就是：平反“六四”，必将有赖于中国政治体制整体改革的推进。

　　我们可以先以观察两件新闻事件来窥见平反“六四”所需背景条件的端倪：首先是香港立法会自1997年以来不断地由“泛民主派”议员动议平反“六四”议案的运动。除1998年因第一届立法会未选出导致议案流产外，从1999年到2011年，“支联会”13次动议此议案，虽然由市民直选出的地方选区议员多数支持此议案，但由于但由于议案须要“地方选区”（2004年前为“地方选区及选举委员会”）和被质疑为由各行业少数人组成、而不能真正全面反映全体从事该行业的市民的意见从而不具备“广泛代表性”的“功能界别”两组均过半数才能通过，平反“六四”议案每年皆在最后遭到否决。尤其是去年在支联会主席、香港民主党党鞭司徒华先生去世之后，平反“六四”议案再次受到亲中共的“建制派”占主导席位的“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的双重否决而告失利，当时的香港《太阳报》援引继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先生的话说，在2011年大陆爆发数起“茉莉花革命”后和中共当局先后监禁关押刘晓波及艾未未等二百名维权人士的情况下，对民主运动日益升级的打压 “令中国沦为完全沉默的大地”，“点解维稳嘅开支比国防嘅更高？唔通人民係国家嘅敌人？”（为什么维稳的开支比国防开支还要高？难道人民就是国家的敌人吗？！）

　　尽管在2010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1%的香港受访市民支持平反“六四”（据中央社台北2010年5月31日电），其后的2011年港大民意研究又用电话分別访问了一千余名港人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并显示，总体仍有5.8成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其中十八至二十九岁的受访者更有多达6至7成的支持率（据香港《太阳报》2011年6月3日报导），而在今年的“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烛光晚会上，更有18万港人出席悼念并要求平反“六四”、在大陆实行民主（据大纪元网2012年6月4日报导），可是应该看到，虽然在民间组织运动层面上，“六四”没有因时过境迁而被人们遗忘，但是一旦触及政治法律层面，如十余年来的香港立法会上的平反“六四”议案运动，却从未取得过实质性的进展。香港的政治环境相较大陆，当然要民主宽松得多，然而要取得一项平反议案的通过竟历经十余载仍未见成效，可见要在大陆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有着何等艰难的困境了，也可见，除非在前提条件上，政体自身产生真正实质上的有益转变，否则单独靠某一团体甚或个人去解决“六四”、平反“六四”，只会是徒劳无功。今年6月4日登出的由几十位海外民运人士、学者和一批因六四事件而坐牢的大陆政治犯以及一些独立中文笔会成员联名签署的《平反六四全球大联署》宣言中宣称到：“我们不再要求你们平反，人民会自己起来平反的”、“血写的历史是无法篡改的”。（引自陆杨：《全球部分华人签署宣言，要求平反六四》，美国之音网2012年6月5日报导）但是也不要忘记，人民“自己起来平反”的目的也是为了政治体制整体的改善，“血写的历史”最终也还是要由墨写的档案去为它正名。

　　第二件热点事件就是近年来，被外界视作中共内部“开明派”、“改革派”的领导人温家宝的一系列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对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声。我们可以简要追溯一下这位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政改“倡言史”：在2010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强调道：“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同年6月1日温家宝在接受在东京接受日本NHK电视台专访时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概括起来应该注重解决的四方面问题，再次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会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更引舆论注意的是不久之后的8月，温为纪念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深圳进行了调研和视察，其间所作的讲话更被香港等媒体看作“罕见”地高调为政改倡言：“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这番高调表态甚至还被一些内地知名人士（杜导正、陈小鲁、王长江等）呼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今年3月14日，温家宝在“两会”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问“王立军”事件时认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姿态明确地否定了所谓“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继而又在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于政改原因的问题时进一步阐述：“‘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随后的3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英文网站引述中共高层消息人士指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年曾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平反“六四”，指出温曾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呼吁重新评估文革，他实际上是向外界发出信号，打算为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做同样的事（据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3月22日报导），不过此言一出，就有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丁学良教授指出，温提出的重新评价六四，为的是使中共用正当的办法卸下六四这个血腥的包袱，不排除为自己在职多年空谈政改而沒有实际行动作一点弥补，好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可能（据BBC中文网2012年3月22日报导），而当年学潮领袖王丹更评论到：“外媒报道温家宝要推动平反‘六四‘。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据世界新闻网2012年3月26日报导）

　　在中国大陆的政坛上，中共内部的高层领导者中如此热衷谈论“政改”、对政治体制改革又能作出此等连续的高调表态的领导人应该首推温家宝，尤其是温把改革的停滞倒退提到“违背人民意志”和“死路一条”的高度，可算是当前呼唤中国政改深化的高层强音了，然而我们也能很明白地看到，温的政改言论也仅仅局限于“言论”，没有任何的明显迹象让人民看到言论成为政策或决议的可能，今天再来反观温的这些政改讲话时，或许我们不会再感到当初曾有的一丝希冀，反而只会使我们愈加觉得一个中共高层领导者话语的空洞和孱弱，“话语权”终究没有落实成“行政权”，而外媒时不时传出某些似乎捕风捉影的“内部信息”在多年来只有空谈没有实践的现实参照下只会让明眼人看到目前中国大陆的政体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大陆宪政学者陈永苗先生所指出的：“‘乌坎事件’有意义但意义十分有限，没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变，这样的行动连抗争都算不上”（ 陈永苗：《改革已死已成中国共识》，见《零八宪章》月刊总第44期 ，2012年4月1日出刊）那样，连付诸实行的民众维权抗争都只能取得“柔性维稳和糊弄”中的些许意义，那泛泛而论的呼吁言语就更不名一文了。

　　然而我却无法认可陈先生在文中所认定的“持改良立场，就意味着继续参与作恶，参与分赃”，亦无法苟同他所得出的“空喊革命立场，意义极为重大，意味着解除效忠关系……就意味着从无物之阵突围”的结论。道理很简单，任何形式的“空喊”或“空想”都是一种行为上怯懦的表现，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实质性的退却和逃避。而陈文中所指称的“即便不采取激烈的实质性的举动，只要越来越多的鲜明的喊出来、鲜明的表明立场，它都已经会崩塌瓦解了。它是一种寄生关系，只要你坚决的‘不合作’，它就已经寄生不住的了。”对此我就不得不认为作者过于理想化、也过于片面化地对解决政改问题的方案作出了一次想象性成分太过浓重的设想。撕裂“共同体关系”、废除“效忠关系”、告别专政手段绝不是只靠坚持不需要实质性暴力的革命立场就可以达成的，因为在这一系列的决裂过程中必然将涉及到每个人――上至特权阶级下至平民百姓――的既得利益再分配的问题，这一牵涉个体切身利益与群体利益链条的问题就远非指望立场的转变能解决的了。另一方面，期许依靠那种仅从道德、意识层面上否定统治者权利的“无权力者的权力”来反对无处不在的强权奴役也实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恰如曾有学者对作家梁晓声的批判时指出的那样：“拿道德激情当作思想方法的结果：把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简单化的文字处理”（坷垃：《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梁晓声批判》，见《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同理而言，拿坚守立场当作改革政体的方法的结果，也是将复杂的政改问题做了一次简单化、概念化的臆想而已。

　　那么出路何处？我想，从上文所例举的显露出平反“六四”所需背景条件的两件新闻事件中，从看到仅从道德、意识层面去想象性“抵抗”专制的不可行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光：理性全面地看待“六四”及其他政治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平反“六四”的契机只能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中出现，也只有在告别不作为的“维稳”时代和不断落实、完善民主宪政的进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处理平反“六四”的问题绝不能当作是孤立的事情来看待，它紧密地联系着中国政治现状变革的脉搏，它的最终解决必然仰赖于中国政治大环境的整体改革。所谓整体改革，应有两点题中应有之义：一是具有全面性，二是具有彻底性。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的改革方法，其目的都应涵盖以上两点之意，只是在选择具体变革手段上有所不同。

　　我认为，真正有益的改革，不会因其对旧有体制的颠覆性而失去其作为构筑未来新体制力量的建设性。基于此点，对于中国今后政治整体改革的观念，心向自由民主的人们，理应消除我们曾经寄托在“革命”的破坏力上、以期重建体制的幻想，也须去除我们在对“改革”所谓的“消极”意义的认识上所持有的成见。需要意识到，现有政改的道路，不应选择那条尽是暴风骤雨的航道，而应在宽广博大的洋面上前行。这样的选择，绝不是因为畏惧革命的动荡和激烈，而恰恰是因为以历史的眼光看到那蕴藏在“革命”模式之中的不合理性，才会去以理性的视角选择长远的改革使命。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次著名的以“告别革命”为主题的对话中，李泽厚与刘再复两先生便已反思了中共过往搞“两极对抗”的“革命史”中的种种缺陷和“后遗症”，提出了告别以往革命模式的“温和”改革主张，李泽厚就曾评说近代的政治转型“逐步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第一版）今天再看，虽然可以批判李刘二人对待革命上采取了过于决绝、消极的否认态度从而导致了在对革命的“清算”中遗漏了其中仍存在的某种积极因素，然而我们也应该同样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整体改革绝非是用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暴烈的共产革命式的方法能完成的。革命，或者准确的说，暴力革命，作为一个本质上属破坏性的力量，于破坏现有政治框架的同时，在剧烈变革的大风暴中难以建立起新的完整框架，如此一来，其自身的破坏性和极不稳定性必然使得本已失衡的政治环境持续动摇，从而导致出现一种“政治真空”，其结果，正如刘再复先生提到的：“而填补这种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而专制复辟带来的，又将是新一轮的镇压与反抗的恶性循环，关于此点，胡适先生也曾谈及：“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见胡适：《自由主义》，1948年9月）

　　那么出路如何抉择？我以为，当前大陆的政治现状，虽然仍然维持着原有统治机制的运转，但也并非如一些人士认为的是“一潭死水”、“改革已死”，近段时间以来大陆出现的人民代表“独立参选”事件时有发生或许已经在预示着我们未来可能抵达政改目的地的那条道路。我们从这一批以个人独立身份的参选、实行宪法和选举法所赋予的正当权利的人大代表参选人中可以看到一股令人欣慰的潮流：人民代表从以往的橡皮图章式的“象征代表”正艰难地向实质性的“民意代表”转变，人大代表沿着这条道路，从个别走向普遍，从局部走向整体，“代表权”这一重要的公共权利资源也由上层渐渐转移到基层、从少数下放到多数。已故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曾说：“很多人大代表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和领会上面的精神来的，而非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行使国家权力”（田冰：《代表如何代表民意？》，见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7期），如此说来，人民代表的独立参选正标明一些基层的民众终于开始以 “代表意识”来行使国家权力，终于开始意识到作为国家公民所可以践行的公权力的重要性。自1988年姚立法先生以个人无党派自荐成为中国首位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以来，还有诸如2003年11月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并于2008年连任的北京邮电大学讲师许志永，2007年2月成功当选鄱阳县人大代表的江西省鄱阳县中学教师黄松海，2011年9月当选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的郭伙佳等独立参选人。前年的江西新余市刘萍、李思华参选事件，去年成都的李承鹏、上海的夏商、北京的吴丹红、杭州的梁永春和徐彦等人宣布参选也都曾引起一时关注，北京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于2011年7月上旬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止到这年6月28日，该组织统计到的独立参选人共105人（据美国之音2011年9月20日报导）。在今年5月，姚立法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这次（按：指今年的中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独立候选人的人数和声势，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就数字而言，通过在媒体和互联网上的统计，独立参选人超过两百人。”（据博讯新闻网2012年5月17日转载美国之音报导）在我们四川省的成都市，今年的地区人大选举，“预计有近八十名独立人士参选，成为全国历届之冠。”（据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2月17日报导）

　　独立参选之风即起，无疑在对我们权衡以后中国政改途径方面给予了一个充满前景的选择，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独立参选人依然面临重重艰难、重重危险。一是“门槛”的困境，此次地方基层县乡两级人大的换届选举，虽然全国各地已有数百名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但最后躲过层层阻挠并最终当选的屈指可数；二是“人身”的危险，正如外媒所报道的那样：“独立参选人中，绝大多数在最初筛选阶段就被淘汰，在一些政治控制较严的地区，独立参选人有的被‘劝退’，有的受到恐吓，或被警察软禁，甚至有遭殴打的”。（据BBC中文网2011年11月17日报导）被监控，被关押，遭骚扰，甚至被拘役施以酷刑，从历年的维权事件看来，这些都已不再少见了。然而我们毕竟看到了成功的例子，只要独立参选实现长期持续的常态化，它就能在民间找到植根的可能，为公民社会打下广泛的坚实的民治基础，我们也毕竟可以以此为突破口去扩张专制体制内的民主缝隙，践行持续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理想。而且事实证明，现况正在起变化，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曾在2011年5月30日发表的题为《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到现实》的社评警告独立候选人不要触及政府的“红线”，在那可笑的警告之外、不就包含了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独立参选的意思么？此外，也有不少人士寄望于“十八大”后的习李班子能在顺利接任后开创更新的政治缓和局面，这一点，当然对促进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是有利的。

　　近期，著名作家沙叶新先生在香港《开放》杂志上著文，沙先生在文中提到“当局对纪念六四的微小松动”：如今年清明祭扫“六四”亡灵时受阻碍较往年小，清明时有二百余人到赵紫阳故居祭奠也未被阻拦或驱赶，并且还提到，“今年的政治局面较好，极左派失势，民主派小胜。相对而言，要好过往年的天时地利人和。比如今年，温家宝再次重申政改，多次放风要为‘六四’平反……党外，平反‘六四’的民意自不待言；党內，平反之声也不再孤立……相信未來的总书记和政治局，也会顺应显时的民意和党意，把握‘六四’这张牌，打好这张牌。”（见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6月号）然而希望只能是希望，至于未来如何，真正值得我们依赖的只有切实有效的改革实绩，以理性的引导来整体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历史的眼界去衡量反思在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缺陷，既是前提、也是方法。

　　我相信，只有从这一前提出发去解决“六四”问题、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去改革中共政权的专制统治，才具有可操作性与实实在在的历史价值。高喊空洞的口号与付诸极端的行径都不应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共和宪政的最佳方式，历史上，无论是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台湾地区的党外民主运动的历史教训，都启示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改革绝非朝夕之功，即使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也可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即使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处理专制威权时代遗留下的无数历史疑案、政治纠葛、民生难题。所以，明确大陆民主改革的根本前提，才能使我们从长远与理性的眼光来面对未来，正因为它有赖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整体改革，故而只有能真切地去推进这样的专制体制走向松动和崩析的方案模式才是有远见的改革者们应当选择的。民运家或维权者们，也许不应该以一种鱼死网破或玉石俱焚的姿态来应对那个残酷的专政暴力机构，是否我们也需要估量代价与牺牲的价值究竟几何呢？或许，在拥有自己坚守不渝的独立自由的政治信念的同时，应该意识到如何持久地运用我们的政治智慧来达成自己的民主信仰。

　　民国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之先生说：“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见胡适：《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1952年12月）胡先生虽然倡导自由是“争”来的，不是“求”来的，然而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除了奋力地争夺，还有务实的改革：“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地受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见胡适：《建国问题引论》，1933年11月）诚哉斯言，我想，自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革命史”大概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欲以一朝革命尽收全局之功只能是妄想，革命越是给予大众天国式乌托邦幻景的许诺、越是蕴藏着巨大的欺骗与残酷――国际共产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暴政罪恶早已昭示此理。从一个共同的信仰出发，凭每个人的点滴之功，共同的信仰促使我们以务实改革来积累点滴之功，同时进步的不断累积反过来巩固我们的信仰基石，如此才可能将政治民主化改革引入持续向上的道路，才可能彻彻底底地解决好“六四”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平反“六四”而忽视整体性的政改目标，也不能只为平反才去改革！我们延续的，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志士仁人们为之奋斗百年的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理想，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论如何，我们应有这样的信心：在大陆的土地上，寻求自由的人们永不会断绝、普世价值绝不会拒绝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无论如何，我们应如当年的胡适们那样去“选择我们的方向”：“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见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7年8月）

《公民议报》首发
2012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