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鹰：薛蛮子、陈小鲁、薄熙来的不同“谢幕”

　　林语堂先生说过，人们爱秋天，是因为秋叶泛黄，色彩富丽，还带着一点悲哀的色调以及死亡的预感。这话说得是多么精致与准确呀！京剧有开场的锣鼓，而在今年夏天，我的那些六十岁的同龄人的言行却有点像谢幕的锣鼓，噪杂与喧嚣。现在就让我们用秋的带凉意的思考，去看待中国夏天那些同龄人高能量的喧嚣。


35年前的薛蛮子

　　我认识薛蛮子。对，就是那位在中国媒体被炒得火热、在电视屏幕上穿囚衣戴手铐大谈“皇上的感觉”的那个白发苍苍的人。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

　　薛蛮子之所以极为引人注目，是因为这位据说有1200万粉丝的网络大V嫖娼与聚众淫乱，是因为其父是一位中共高干、老红军、真正的“革命老前辈”，还因为他是一个长着中国人面孔的美国人，更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形成了真实与虚假的两极大跳跃！当然，诸多原因之上又形成了令媒体追逐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围绕他的这一事件本身极具新闻性和戏剧性。

　　薛蛮子的真名叫“薛必群”。其父薛子正给他起这个名字的含义好像是要表示“必须联系群众”、“必须不忘民众”之意。我在1978年见到薛必群时，他还是个24、5岁的小伙子。年轻、漂亮、唇红齿白，大眼睛滴溜溜地转，一口的“京片子”，说上几句话便笑，显得很阳光。那时的薛必群真称得上是一位地道的粉面小生。别说是我，即便是当时尚在的我的父母，听说眼前这年轻人是“薛大哥（中共老人都对薛子正以此相称）的孩子”，也对他表示格外喜欢。以致薛必群回国时，还专门去探看了我的二老。年轻人对喜欢他的人常怀温暖的记忆，也是真的。

　　最初，薛必群找我的目的是他想要报考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其中要考的一门功课是“世界历史”。而这正是我的专业，所以他希望能帮帮忙指点指点。说实话，我当时对这位只上完小学就碰上“文革”的小弟弟打算报考研究生的前景并不看好，不敢恭维。然而，他的执着却最终打动了我。他第二次来找我时，竟然把世界历史上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简介都按照年代顺序，足足誊写了三百多张卡片。他说，没办法，我只能靠这些卡片死记硬背了。薛必群还告诉我，他的英语单词也是靠背《英汉词典》学来的。背完一页就撕一页，直到撕光…不久，薛必群还真就考上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生。

　　后来他去了美国，联系也就断了。但关于他的各种趣闻佚事仍时时从大洋彼岸传来：他在美有了新的外号——“薛皮球”；他学会了给美国佬做中餐套餐，一次可收400美元；他挣钱买了几幢大house，光配套的洗手间就有十几个。再以后，就是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了接受采访的他，方知此人得了“直肠癌”。再再以后，就是这位“郎哥”这位“白胡子老头”这位“薛蛮子”和暗娼被捂在了一居民楼内的“新闻”。

　　我不知道他今日之作为是对欲望的极度痴迷，还是对真情的极度厌倦呢？当年他在人生路上步履匆匆，仓促驰行；为什么刚进入60岁这人生的“早秋”时节，却要这样急火火地糟蹋自己宝贵的余生？薛必群在谈到大V的心理体验时说，每天早晨醒来写微博就如同“御批”、“有种做皇上（帝）的感觉”。听到这话我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可笑。难道你的嫖宿也是要找到封建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感觉吗？我不知道薛必群究竟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追补什么。求之道在于真；补之道，在于度。到60岁这个年龄还要如此不知疲惫地发疯般地追名逐欲，恐怕只会换得四个字—“为老不尊”！

　　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许多六十来岁的“老小孩”们也如同孩子睡觉前的折腾一样，正在经历着、显现着、表演着人生“谢幕”前的喧嚣。薛蛮子是一个，陈小鲁也是一个。


近50年前后的“8.18”

　　8月18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这个日子因为47年前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在中国公众心中而变得不同寻常。而在47年后的同一天8月18日，又因为当年的红卫兵头头陈小鲁发布了一封公开道歉信，而引来了无数媒体的聚焦。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在信中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八中部分师生受到的红卫兵的冲击和伤害，坦诚地表示了歉意。他对当初没能制止各种过激行动也表示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陈小鲁在这封信中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彻底否定“文革”的坚定立场，并且带到警示性地提到当前在中国有一股为“文革”翻案之风。这就等于在昭示了他的心迹与决绝，即便是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也否定了自己，也绝不能因一己之私为这场造成国家经济濒临崩溃、陷民族于大灾难的“文革”翻案！陈小鲁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立场代表了一批人，特别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又最早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表示怀疑直至否定的人们。这批人并非什么“先知先觉”，而是一群敢于面对现实，承认并且尊重现实的人。

　　我与陈小鲁相识在“文革”中后期。他离开北京到辽宁海城当兵的时候，我还与他有过不少的通信来往。记得他曾告诉我，因为受到各种莫须有“罪名”的牵连，元帅之子最初到部队时，连正式入伍都不算，是个没身份的“黑兵”，身上穿的那套军装还是自己掏钱买的。1972年陈元帅去世，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令举国震惊。事后，小鲁抽空来我家，把追悼会前后围绕悼词内容、规模、谁主持、谁念悼词发生的一系列争论详细追述了一遍。包括他见到毛泽东来到现场时对毛的直接观感，“老了，留着十分稀疏的白胡须。当听到我老爸在12月26日还专门为主席生日吃了一小碗长寿面时，主席像是呜咽又像是在说话，我听到他说了几遍‘陈毅是好同志哟！’”

　　如今己是67、8岁的陈小鲁，长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天庭饱满，头发花白，宽阔的脸庞虽有不少皱纹，但并不显暮气。尽管为官为仕一路坎坷，改革夙愿难以实现，但他的心火是不灭的。近20年来，小鲁惟一的变化，就是从权力中心游离了出来。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对变幻莫测的中国的权力场金钱场，继续直抒胸臆，毫不掩饰自己力主中国实现全面改革的政见。

　　我相信小鲁的道歉信会让无数同龄人陷入可怕的回忆。因为，如果“昨天”加入了今日的思考，“昨天”就不再是如烟往事，而只能变成了沉甸甸的如铅的记忆！千万不要回避历史，更不要奢望把罪行与罪人重新包装上市。嘲弄历史必定受到历史的惩罚。只有那些勇敢地与“血色文革”实行彻底的告别与切割的人，才会与文明进步有崭新的沟通与博大的相拥！


薄熙来的不幸与幸运

　　庭审薄熙来，大概是酷热的中国8月份社会生活中最大的热点了。秋凉来了，对薄的宣判也将在明天（9月22日）到来。我在接受一家香港英文网站采访中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如果中国也有一本类似美国的《时代》周刋，那么它的8月份的封面人物一定会是薄熙来。

　　我第一次见薄熙来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那年夏天我以作家和媒体人的身份，应邀参加了一个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组织的《环渤海行》摄影记者团。人家都扛着专业摄影家的长枪短炮，我是惟一耍笔杆的。一行8人路过大连，市委书记曹伯纯会见、座谈、宴请。时任大连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薄熙来作陪。说实话，我对那次见面印象不深。这一方面与曹伯纯的拘谨寡言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薄熙来本人的低调。在面对面的小型座谈会上，他不但几乎没说话，甚至还主动离坐给大家倒水和剥水果吃。所以，直到我们离开大连时，也无一人提及“那个高个子”是中顾委副主任、前副总理薄一波的孩子。

　　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二次见面。有关方面组织了“首都百名记者访大连”活动，由一个北京市的前副市长带队，我算是该团的副团长。此次见到薄时，他已经是大连市委书记，更是媒体争相追捧的名人才俊。在与记者见面时，这位学过新闻的人很会掌握新闻人的心态。他在介绍自己到香港招商引资时，不时穿插各种小趣闻小故事，引来听者们的赞叹和笑声。正当说到兴头上，他面前的扩音器忽然因为电路接触不良发出噼里啪啦的怪声。故障排除后，薄熙来说道：“生活中像这样的怪声杂音很多呀，这就与我现在的工作一样，好的坏的意见都有。我不能不听，但绝不会全听！”这些透着小机智的话音未落，掌声已是一片。几十名记者（特别是女记者）众星捧月般地、近乎亢奋般地追逐追问以及纠缠不休地与之近乎贴身的合影，不但未使他疲倦，反而令他兴奋得有点难以自恃，眼中发着光。在这种氛围中呆久了呆惯了，他还会清醒吗？

　　笔者以为，今年的庭审，对薄熙来而言既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所谓不幸，当然是指他个人命运的多舛跌宕。而所谓的“幸运”则是指那些能够决定他命运的人对他的“网开三面”。“一面”是指不去追究他与多名女姓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事实。对这一不光彩行为的指责在庭审之前，曾在不少半正式场合和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要知道，这一“罪名”在传统的中国民众中具有很大杀伤力。第“二面”是与人们本来预期和估计的他的受贿财物的数额与金额要大大减少。第“三面”，就是完全回避了薄熙来在重庆期间因滥用职权对社会法治造成的严重破坏。遗憾的是，薄熙来似乎对这些善意没有感觉。相反，一向注重家族声誉的他却突然爆出了妻子谷开来与亲信王立军之间的暧昧关系，并称王立军叛逃是因为秘密恋情被他发现。这一八卦式的爆料和近乎儿戏的判断，再度显示出薄熙来公子哥的虚狂、自作聪明的天真以及急于救生的怯懦。这种非理性的举动立刻引起一片哗然。这些堪比影视剧的婚外恋情节出自薄熙来之口，把原本严肃的自我辩护一下子变成了一场持续偷情的爆料，其可笑粗俗足以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以往锋芒毕露的他在中国政坛本已非常刺眼，如今他在这场庭审中的言行再次表明他不是一位适合在中国的政治土壤中生存的领袖人物。

　　历史上多少弄权者反被权力戏弄，薄熙来当以为鉴、当以为戒。而公众把国家命运的兴衰寄托在政治大人物身上的这种习惯性思维也极不靠谱。这次透明度达到前所未有程度的庭审真切地告诉中国公众，人们孜孜以求的公平正义的通道其实就在自己的脚下，就存在于良好的宪政秩序下的法治社会之中。透明度颇高的庭审、宣判、上诉…，这是宪政的光芒在闪耀。薄熙来曾大力鼓吹唱“红”，唱红色歌曲，唱“红太阳”，但他忘了，他的老爸在秦城监狱十几米见方的小屋里，可从来没有享受过宪法政治的阳光。

　　从陈小鲁公开发表对文革错误的道歉信，到秦（晓）孔（丹）因宪政歧见引来的“骂”战；从薄熙来的公堂表现表演，到薛蛮子的嫖娼淫乱被拘，中国公众从媒体视频互联网上看到这一场又一场的“闹腾”，其喧嚣的程度或大或小，或精彩或无聊，或让人为之一震一惊一怒一喜一悲，或施放着正能量或传播着负效应，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散发着一种过来人的气息。这是一种不甘于消逝又拖曳着旧日时光的气息，是一种说不清是在对社会负责还是对自己负责的心态。是想要抓住最后的岁月尽享人生的一种沮丧呢？还是怕被人遗忘所以忙着去回顾总结历史的焦急与惶恐呢？亦或是眼睁睁看着亲身经历的人与事，在被某些人有选择地记忆（记录）中，正在被虚无化和碎片化的痛心与无奈呢？当然，在所有的这些喧嚣的背后，还有某些人雄心难收的遗憾、壮志未酬的烦躁！正如年近90岁的画家黄永玉气哼哼地写下的这句话：“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变老了。”

　　人的一生，无论成败，都有权休息，也必须休息。只有在人生的舞台谢幕之后，我们才能悠哉游哉。况且，如果老一代总不退场，新一代又怎么能登台。没有人击暮鼓，何来人敲晨钟？

原载《愛思想》
转载自《独立评论》网络论坛